Author: 梁宏达
Date: 2014-12-31 16:00:00+00:00

老梁数英雄
梁宏达◎著
重庆出版社

前　言

从2005年开始，著名电视栏目主持人老梁凭借《体育评书》、《老梁说天下》、《老梁故事汇》、《老梁刨楚汉》、《老梁观世界》等一系列电视节目而走红，成了电视荧屏上既诙谐又有深度的奇特存在。他的语言极具个性，观点鲜明有趣，吸引了一大批对历史、时事感兴趣的忠实粉丝。

《老梁刨楚汉》节目于2013年正式推出。该节目的火爆，再次引发了人们对风云变幻的楚汉历史的兴趣。这不足为奇，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楚汉相争可谓是其中精彩一幕。令人惊叹的是，老梁在节目中不仅对楚汉历史、重要事件及人物进行了全景式透视与解说，更达到了质疑历史、将历史照进现实的效果。这使许多听众被深深吸引。

节目结束后，老梁不断收到听众、观众们的大量信息，期待重温老梁“刨楚汉”。于是，《老梁数英雄》一书的写作就此由提议变为现实——《老梁数英雄》以《老梁刨楚汉》为依托，精选了大众读者感兴趣的若干主题，由老梁亲自执笔并进行了重新梳理，将内容进行了深度拓展，遂成本书。

作品借史事来评述秦汉之交的一系列风云人物，探讨其成功与失败的内在原因，桥段信手拈来，有助于读者在获得历史知识的同时收获人生智慧。

老梁讲历史、评过往，是因为他在行。在应浙江卫视之邀做《老梁刨楚汉》节目之际，老梁早已饱读史书——司马氏两代修出的《史记》自不待言，《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也有细读。功课做足，自然妙语连珠，亦不乏真知灼见。

针对一些大众皆知的历史，老梁在电视节目中提出了或认可或质疑或不同的观点，但因节目毕竟受时长限制，老梁之见识未能完全搬至荧屏，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为不留遗憾，也应广大忠实粉丝之要求，老梁在继出版《老梁观世界》、《老梁说天下》等书之后，再度提笔。

本书不仅总结与回顾了节目中的经典之处，更提出了经过考证的新观点，这些观点也恰恰是本书之精华——阅读此书，再对比历史，你会发现，自己对楚汉之争、刘邦之成、项羽之败有了一个崭新的认知，同时你也会发现，项羽或许并非英雄，而刘邦的成事经历也有值得后人警惕之处。

不过，史料记载终归有限，也难免有失真之处，完全还原史实，终归是一件几无可能之事。

对此，老梁表示：竭力推敲，谨慎著书，但求不负读者。

编者

2014年9月

目录

前　言

第一辑　秦末世事乱
当帝王遭遇骗局

事起沙丘，宫廷政变唱响秦亡前奏
狗咬狗——赵、李权力之战
把自己作死的秦二世胡亥
朝乱，反了一群英雄汉
秦朝为何只存在了十几年
所向披靡的农民起义军
有些人注定是配角

第二辑　楚汉风云起
一次聚餐决定一个朝代

巨鹿之战毁了两对兄弟
都是封侯惹的祸
从彭城之战看刘邦的运气
前线对峙，汉王大展戏剧才能
沛县——这个集团不简单
吕雉——从“白富美”到“女魔头”
美人悲吟
先天不足的项羽集团
一曲楚哀歌，唱断美人魂
英雄与地痞——反常规的胜利

第三辑　人才倍涌出
楚汉相争：谁在左右人才走向？

屠夫？孩童？英雄？
“三流军师”范增
被忽略的败者——“权术大师”熊心
韩信——从淮阴乞丐到汉初战神
“汉初三杰”的小算盘
盖世奇才张子房
吕雉——被视为“无冕之王”的女人
黥面英布——“小阴沟”里翻大船
最后的说客

第四辑　解密史间谜
秦始皇死因之谜

你真的了解赵高吗？
到底是谁烧了阿房宫？
疯狂的石头——玉玺与帝王权力
输了天下，却赢了诗与美
韩信不得善终的必然性
英雄为何怕老乡
平民出身的开国皇帝都爱杀功臣
楚汉三大未解之谜
司马迁的《史记》完全靠谱吗？

第一辑　秦末世事乱

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开始，中华民族即呈现出儒家“仁义”把握话语权的发展趋势，但这种趋势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出现了中断——秦朝暴政的实施，使得与秦王朝相关的一切内容都与“仁义不施”挂上了钩。于是，接下来才有了大泽乡起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声，才能成为底层有志之士的表志之作。

当帝王遭遇骗局

秦始皇嬴政对占卜之术极为信赖，当时，他推崇的是“五德终始说”，“五德”即中国阴阳思想中的“木、火、土、金、水”五行所代表的五种德行，“五德”的相生相克，才导致了历史变迁与王朝兴衰。后来，一些封建王朝的皇帝开始自称“奉天承运皇帝”，其中的“承运”，即指继承了某一“德”运。

秦始皇在对“五德”思想进行了解以后认为，周朝是得“火德”而王天下，而大秦取代大周，即“水灭火”。水德尚黑，于是，他要求全国上下衣服、旌旄、节旗都应以黑色为主。他的迷信并未到此为止，在“焚诗书”的时候，唯独没有焚占卜和医药、种树一类的书。

在“五德终始说”与个人迷信的驱使下，始皇开始祭神——从泰山封禅开始，他便在全国各地大规模地祭拜天地、山川、鬼神。从公元前220年开始，始皇不断在国内周游。他从咸阳出发，到达海边，又经江苏、湖南、浙江，后绕道湖北返回了咸阳。如果我们在地图上将这一旅程标出来的话，会发现——即使以交通高度发达的现代标准来计算，始皇的旅程依然称得上漫长。

巡游过程中，他将很多的时间与精力都花费在了祭天上。这种“求上天”的举动其实很好理解——始皇自幼经历坎坷，拥有极强的危机感与忧患意识。当上皇帝以后，他并未因一统天下而陶醉，相反，却一直忧心不已。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暴戾，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大秦帝国是在暴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虽然传到朝廷的反对声浪极小，但大规模的民间暴乱从未间断。谋求大秦帝国的长治久安，不仅是他的心愿，更是他的一块心病。这件事情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他。占卜，其实也算是求心安的一种方式。

见海市，求仙药，修长城

看始皇一生，你绝不能说他不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他整日为国事操劳，所有政事都由他一人决断，其劳累程度可想而知。这次漫长的巡游，一方面是他想要实地了解全国情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的确确想要做个好皇帝。

遗憾的是，在这次出行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它影响了秦始皇的后半生，甚至可以说，直接导致了秦朝的灭亡。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再次出巡，大队人马在泰山封禅以后，又浩浩荡荡地前往渤海。抵达后，秦始皇登上了芝罘岛——放眼望去，云海之间竟然有山川与人物出现，蔚为壮观。现代人当然了解，这是海市蜃楼，是由光的折射作用形成的，但古代人对此丝毫不知。

发现奇观后，秦始皇立即召来随行方士徐福。徐福为了迎合秦始皇，便将其说成了传说中的“海上仙境”。徐福看秦始皇着迷于此，立即进言称，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有仙人居住，求之可得长生仙药。秦始皇大为高兴——若可长生不老，永居皇位，自然不必担心秦朝的未来。

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他开始极度渴望长生不老。他站在权力之巅，唯一令他不满的就是寿数。

当徐福了解到了秦始皇长生的渴望后，立即意识到这是自己大赚一笔的好机会。随后，他提出要求，要童男、童女数千人随他一同出海，求取仙药。于是便有了后来徐福东渡之事。徐福出海自然不可能找到仙药，未能找到自然不敢返回。但海的这边，秦始皇还在苦苦等待。几年后，秦始皇再也忍耐不住，于是又派方士燕人卢生等入海寻求仙药。

卢生入海后，当然也不可能找到药，但他却带回来一本书，书上有句话让秦始皇大为震怒，上面赫然写着“亡秦者胡也”。秦始皇参悟了半天，终于认定这句话是“灭秦朝者是胡人”的意思。于是，接下来便有了蒙恬率30万精兵北击“胡人”的历史。

大将蒙恬是秦朝不可多得的将才。他出兵以后即大获全胜，将匈奴逐出了河套，赶到了阴山以北。但与匈奴交战多年的秦始皇依然不放心，他深知匈奴生命力与战斗力之强，于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又不惜血本在全国征用了多达70万的劳工，历时多年，建起了由临洮（今甘肃岷县）至辽东的绵延万里的长城，以期绝胡人亡秦之患。

但事实上，恰恰是因为这次工程量过于巨大，才导致了秦朝根基的动摇——为了兴建阿房宫、骊山墓，70多万民工及无数钱财物资已被耗费，再加上一个万里长城，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秦代，对黎民苍生来说，它不是了不起的奇迹，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劫难。

卢生之逃导致的“坑术士”

卢生带回来的书并没有缓解秦始皇对长生的渴望，反而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渴望——在生命的最后10年里，他看着自己青丝变白发，内心对死亡的恐惧无疑与日俱增，甚至到了不允许身边人提“死”字的地步。他对卢生等方士寄予的期望越来越大。在这种莫大的压力下，卢生等人自然惶恐不已。

公元前212年，卢生自己修仙多年却依然不成，而始皇逼他带来仙药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为了减少始皇给自己带来的压力，他借口有鬼物妨碍自己寻找仙药，并劝始皇“微行避鬼”——“微行”即让皇上藏起来。一国之君竟然答应了这种荒谬的请求，并为了彻底隐蔽，去“朕”称“真人”——他不再称自己“朕”，而是称自己“真人”，并下令在咸阳旁边建立了一所名为“梁山宫”的宫观，开始了隐居生活。

当时，知道始皇隐居的人少之又少，仅有太监、妃嫔、近臣等极亲近之人。有一日，秦始皇从梁山宫向下望去，看到丞相车骑众多，便说了一些不高兴的话。偏偏身边有好事之臣，将这些话告诉了丞相——近臣本为好心，而丞相也立即减少了自己的车骑，但始皇却因此而震怒，他认为有人在故意泄露自己的行踪。接下来，他不问青红皂白，把那天随行的近臣、妃子、太监统统杀掉。

行踪被泄露，仙药却依然没有找到，秦始皇对此颇有怨言。当时，卢生与合伙人侯生敏锐地意识到，若再待在皇帝身边，下一个被杀的肯定是自己。于是，两人声称——秦皇大权独揽、刚愎自用，如此暴戾之人不可长生，自己不能违背天意，为他求取仙药。

接下来，两人迅速收拾了细软，挑选了一个秘密的时间，逃出了咸阳。

当方士出逃的消息传到秦始皇的耳朵里以后，其愤怒可想而知——他对方士宠爱多年，已到了要钱给钱、要物给物、要人给人的地步，而对方不仅不知感恩，反而诽谤自己之后逃离。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两人将一国之君当猴儿耍了。

这对自尊心极强的始皇而言无疑是不可接受的耻辱，接下来他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报复性屠戮——坑儒。公元前213年，他下令将与卢、侯二人有关和有诽谤之言者共计460余人全部坑杀。

被误解的历史——“坑儒”还是“坑术士”？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皇帝，同时也是最具争议的皇帝，其拥护者众多，贬斥者也不少。但不管是拥护者还是贬斥者，都在一件事情上取得了共识——秦始皇的确做过“焚书坑儒”之事。

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秦始皇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一次活埋了400多位儒生。这些儒生都是信奉儒家经典、知识渊博的精英。事实上，这不仅是一种误解，更是一种因始皇暴戾而产生的偏见。

司马迁的《史记·儒林列传》中曾经提到过这段历史：“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术士，即卢生之流，信奉方术之士。事实上，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去推断也可以发现，秦始皇根本没有理由去坑杀儒生——欺骗秦始皇的是率童男童女渡海求仙的徐福，是占了便宜临走还捅了始皇一刀的卢生，与儒生何干？秦始皇就算做事再荒谬，他也不可能因此迁怒于天下儒生。最有可能的是，当时坑杀的方士之中有儒生学方术者。

更重要的是，“焚诗书”与“坑术士”根本就是两件事——“焚诗书”的背景是当时秦奉行法家“以法治国”之理念，而在秦朝初期，百家争鸣的余威仍在，特别是儒家日渐壮大，国内儒生时常非议朝政。

导致焚书一事被提上日程的，是儒家学家大谈“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但法家的主张却是“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毫无疑问，法家主张与秦始皇的切身利益更贴近。于是，他下令焚烧普通民众藏有的《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以及民间私藏的《诗经》、《尚书》。值得一提的是秦朝掌管书籍文典的“博士”依然可以保存这些书籍。

有后世学者认为，“焚书坑儒”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关公子扶苏言论该事的明确记载。扶苏是秦始皇的大儿子，他为人良善，看秦始皇坑杀了那么多人，于心不忍，便劝父皇，说这些术士都是读孔子的，都是知识分子、国家栋梁，不能滥杀。其实这话也有一定道理，因为当时科学家和江湖骗子没啥明确界限，很多骗人的术士也读书，很多儒生也研究迷信这些东西，所以公子扶苏说他们都读孔子，其实是善意的谎言，为的是让父皇少杀几个人，落个好名声。结果没想到被后人曲解，始皇的名声更差了。而扶苏也因为这件事情被连累。秦始皇不喜他过分宽厚，再加上此次进言不当，便将他派到了北方边境，与蒙恬一起守边疆去了。

“焚诗书、坑术士”被联系在一起并逐渐演化成“焚书坑儒”的原因，最有可能是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儒家不断占据舆论主流并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刘邦的成功与儒生的支持密不可分，而秦朝的短命与汉朝的迅速建立，也使得“焚诗书、坑术士”的影响被进一步放大。

焚书坑儒以后，在东郡（今河南濮阳一带）曾经发生过一件令秦始皇极为震怒的事情——公元前211年，有一块陨石落到了濮阳，有人因为痛恨始皇残暴，于是便在上面偷偷刻了六个字：“始皇死而地分。”这件事情迅速在全国范围内传开，秦始皇因此而大发雷霆。虽然派出大量“侦探”前去追查此事，却始终没有丝毫的线索。为让自己安心，他下令将在陨石坠落地附近居住的平民百姓全部抓起来杀了——其暴戾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始皇本就迷信，自从发生了此事以后，他更是疑神疑鬼，整日坐卧不安。后来，他找来占卜师给自己算了一卦，对方告诉他：“陛下今年犯灾星，不太吉利，只有到外面巡游，才可消灾免祸。”秦始皇听完，就决定到东方去巡游。秦始皇大规模的巡游一共有五次，这是最后一次。在路过平原津、车行沙漠中时，因旅途劳顿，加上多年操劳国事导致他身体过度疲惫，再加上外界高温，导致一代大帝魂归黄泉。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迷信术士、过于重视武力，是导致秦始皇备受后人谴责的重要原因。对术士的过度专宠专信，使他在执政后期做出了不少昏聩之事。

《论语》载：“子不语怪力乱神”。这是儒家对待鬼神的态度——敬而远之，以正道存心，否则便会被鬼神之事所制。但反观始皇，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迷信完全是因为自我对人生缺乏控制感。偌大的帝国极有可能突然失去，可贵的生命也在不断流逝。当某种重要的东西面临风险而结果又不确定时，迷信便会被用来填补这一缺口。秦始皇的填补方法就是通过方术与不断的祭拜，求得内心的安稳、上天的支持。

因术士而起的“焚诗书、坑术士”实际上也是秦始皇在自毁统治根基。得天下易、守江山难，秦朝之所以迅速灭亡，就在于秦始皇没有迅速建立起有利于其江山永不变色的道德氛围与核心价值体系，而是给人一种天下可“逆取”的错误感觉。所以，他死后不久，陈胜、吴广这两个满身泥巴的底层农民便揭竿而起，而他们打的旗号正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事起沙丘，宫廷政变唱响秦亡前奏

在中国历史上，皇权更迭方式大致可归为两类：一类是“顺取”，即按上一任皇帝遗诏、合理合法地君临天下；另一类则是“逆取”，即以篡位、修改诏书等非法形式登上宝座。秦二世胡亥便是以逆取的方式非法地获得了大秦江山，然后又将它葬送在历史的洪流中。

宦官赵高的忧患

公元前210年9月10日（农历八月十一），“千古一帝”秦始皇突然病逝在出巡途中。当时，他的车驾所在地是沙丘（今河北广宗县境内）。皇帝驾崩，都城尚远，这是导致王朝根基不稳的大事。当时，随侍在始皇左右的人有左丞相李斯、宦官赵高，还有秦始皇的第十八子——胡亥。

病逝以前，始皇预见自己可能命不久矣，为了保证在自己死后不至于出现皇权斗争，他亲自写下诏书，下令远在长城以外、被罚随蒙恬将军一起戍守边疆的大儿子扶苏火速回咸阳继承王位。

扶苏是始皇最深爱的儿子，他有心培养此子为皇位继承人，但遗憾的是，扶苏虽然机智聪颖，但生就一颗悲天悯人的心。他父亲却是忠实的法家拥护者，讲究的是严刑治乱世、峻法保江山。父子二人经常因此而起争执。在“坑术士”一事发生后，扶苏为儒士仗义执言，惹恼了始皇，扶苏这才被撵到了边疆。始皇此举并非一味惩戒——大将蒙恬为人坚毅果敢，且是自己最倚赖的大臣，让扶苏与他一起锻炼几年，一来可以促进二人感情，日后自己有个三长两短，蒙恬可辅他坐稳皇位；二来戍守边境几年，见惯了刀光剑影，扶苏过度仁厚的毛病也许可以改改。

胡亥在秦始皇的儿子里也算出色，不过他出色的地方在于，他对享乐有独到的见解。始皇生平最后一次出巡时，胡亥也被迫随行。他本来不想随从——严厉的父亲出巡以后，自己在咸阳恰好落得逍遥自在——但父命难违。父亲病逝对胡亥的打击也颇大，但伤心之余，更有狂喜——身为始皇宠信的赵高竟在始皇离世后主动找上了胡亥，动员他去抢原本属于哥哥的皇位。

在这场逆取阴谋中，赵高彻底地表现出了一个阴谋家需要具备的各种特质——心狠手辣、眼光独到。他心不狠，地位便不稳固；他眼光不独到，便没有后期的“指鹿为马”。

赵高是被父亲连累而遭宫刑的。在秦朝王宫做了奴隶以后，自然受到了颇多凌辱。为了摆脱窘迫的生活，他施展察言观色的本领，以骗取主子的信任。侍奉秦始皇时，赵高为投其所好，苦研法律。秦始皇听说他精通刑狱法令后，便将其提拔为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这是可以掌管皇帝车马并能自由出宫的官吏。

胡亥是秦始皇最小的儿子，自然得到不少慈爱，赵高便千方百计地去接近胡亥。因其本有学识，胡亥又不讨厌他，秦始皇便命他与胡亥每日共起居——赢得了父亲的好感，又获得了儿子的信任，赵高控制大秦王朝的先期条件已然成熟。

秦始皇巡游期间，赵高身为主管皇帝车马乘的中车府令，自然在随行之列。皇帝驾崩的时候，赵高与李斯皆在身边，因此，他们都对诏书内容非常清楚。鉴于皇帝在外驾崩，太子又没有正式确立，为了预防权力真空引发动乱，老成的左丞相李斯全面封锁了皇帝去世的消息，下令车队急速赶回咸阳。他们将皇帝的尸体放在一辆车子里，放下厚厚的车幔每日照常送水送饭，并让一个太监坐在车中，批阅答复大臣们的奏章。

李斯的做法其实是为了大秦着想，但赵高却敏感地利用了这一时机——他深知，扶苏是真的有本事且深信蒙氏兄弟；而在朝廷中，自己是投机取巧才获得皇帝欣赏的，而蒙氏兄弟一向厌恶他卑劣的人品。赵高曾经犯下大罪，蒙毅因此将他判处死刑，要不是秦始皇看他机敏特赦了他，他早已死于闹市街口。这件事对赵高触动非常大。一旦蒙氏回朝，扶苏登基，自己终将被免职。这对于见过贫贱、享过荣华的人来说是一种非常大的打击——由贫入奢易，由奢入贫难，在享受过由万人捧在天上的殊荣后，又被摔回到尘土中，这样的人生是格外难熬的。

对赵高来说，卑贱是最大的耻辱，贫困则是莫大的悲哀——眼下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关键时刻！他暗暗定下阴谋——扣下遗诏，篡改内容，获得李斯支持，立胡亥为太子，借此保持自己的荣华富贵！

赵、胡、李“三人同盟”的结成

随后，赵高便去找了胡亥，密谋劝胡亥篡夺皇位。此时胡亥并没有完全丧失人性，他甚至考虑到了“不义、不孝、不能”三点：“废长兄而立幼弟，这是不义；不服从父亲的诏命而惧怕死亡，这是不孝；自己才能浅薄，依靠别人的帮助而勉强登基，这是无能。”他明确地告诉赵高：这三件事都是大逆不道的，天下人势必不服，一旦天下大乱，不但我自身会遭殃，国家也会灭亡。

但赵高攻心之术甚强：“始皇已死，诸公子与蒙氏兄弟又不在身边，大权都在你我与丞相手中，一切安排都取决于我们三人的意志。我们两人都愿意帮助你——你难道不明白统治别人与受别人制约不能同日而语的道理吗？自古以来，做大事的人不能拘泥于小节，不能错失时机。商汤时期，周武王杀了无道纣王，天下人反而夸他们是仁义之师；卫国君主杀了他的父亲而自立，大家都称他是有道德的人！”

此时的胡亥毕竟缺乏真实的政治历练，在赵高的歪理与皇位的诱惑下，他自然动摇了。接下来，赵高又用同样的方法说服了李斯。值得一提的是，李斯毕竟不是未混过政界的小儿，针对他的说服工作格外困难，而赵高使用的攻心办法，就是将李斯与蒙恬比，说他不如蒙恬。对心高气傲、热爱投机的李斯来说，赵高的说服明显起了作用。

就此，以胡亥为中心，赵高为主导、李斯为推力的“沙丘篡权集团”正式形成。

在这个关系秦朝存亡兴废的关键时刻，胡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若胡亥不动心的话，赵高就算再心急，他的篡权阴谋也不可能成功。此时，阴谋家与投机者结成了同盟。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假传诏书，立胡亥为太子，赐死长子扶苏。

针对皇族展开的大屠杀

赵胡李同盟结成后，对大秦江山造成彻底震动的，是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荣华而不断进行的大屠杀。

登基以前，胡亥便下手害死了自己的哥哥扶苏——为了让皇位坐得稳些，胡亥与赵高、李斯一起伪造了诏书，送到了在边境戍守的扶苏、蒙恬处。在假诏书中，斥责扶苏与蒙恬戍边十几年，非但未曾立下战功，反而屡次上书，肆意非议朝政，并逼二人自杀。

扶苏接到假诏书以后，心中自然明白，这绝非父亲旨意，定是朝中发生巨变。蒙恬主外事，蒙毅则为内谋，号称“忠信”，是始皇在朝中最为信赖的一文一武。在咸阳时，蒙恬出则陪始皇同乘一车，居内则侍从秦始皇的跟前，自己戍守边疆几十年，手握30万精兵，始皇从未有过怀疑，为何此时突然下诏逼死？他苦劝扶苏切不可轻生。

但扶苏为人仁义——此时的仁义看起来更像是迂腐，他不愿背礼，说：“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随后自杀于上郡军中。蒙恬虽据理力争，不肯自裁，但在被投入阳周（现在陕西子长北）监狱中后，听闻弟弟已被下狱，胡亥登基，李斯、赵高受宠，知自己时日无多，便于狱中吞药自尽。

扶苏死后，胡亥最大的政敌便铲除了。车队到达咸阳后，始皇发丧、胡亥继位，是为二世皇帝，赵高升为郎中令，掌握了皇帝近卫的兵权。

害死哥哥扶苏、大臣蒙氏兄弟，胡亥的皇位坐得就心安了吗？事实告诉我们，他坐得依然不安——皇位来历不明，自然担心兄弟姐妹们来抢，所以，他一不做二不休，将自己的兄弟姐妹全部处死。

对于此事，史书并没有给出明确记载，但十有八九也是赵高所谋划——胡亥只管享乐，他在政治思想上根本不可能想得那么远，不然后来他也不可能被赵高毒死。

铲除其他竞争对手虽然是胡亥暴政的直接体现，但是对于一个强大的帝国来说，死了十几个日常不管政事的皇子皇女根本不至于动摇国之根本。真正让大秦走入衰败的，是接下来的屠杀大臣行动。

从屠杀开始成为傀儡皇帝

对大臣痛下杀手一直是中国历史中一个颇具划时代意义的举动：一朝天子一朝臣，这种内部大清洗一方面是为了保证新皇权威不会被挑战，另一方面则是为提拔自己的亲信腾出空间。但之所以仅胡亥时期的屠杀动摇了国之根本，是因为他不仅屠杀了身在权力中心的大臣，甚至连身在地方的小臣子们也进行了清洗——没有区别对待，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你是始皇时期的臣子，你就洗净脖子，乖乖等着项上一刀就是了。

在大清洗开始以前，赵高的阵前动员必然是免不了的：“皇上啊，这些大臣与地方官都是先帝提拔的，他们对你的感情不深厚，留着他们始终是个祸患——将他们全杀了，再扶植您自己的人，他们便会绝对效忠您。这样一来，您的威信就提高了，您的皇位坐得就更稳了！”你看他似苦口婆心，你看他似忠臣铮铮，实则是在大秦原本就羸弱的机器上，再卸下一颗颗螺丝钉。

但秦二世可意识不到这些，一道道圣旨下去，一个个臣子死去，一时间无数人头落地。经过这次大清洗以后，秦朝初建时期的官员被屠杀得不剩几个了。

接下来，便是培植亲信的时间。

赵高将自己的亲信一个个地安进了秦朝的心脏地带，他的兄弟赵成升至中车府令，他的女婿阎乐是都城咸阳的县令，其他朝中要职也全部是赵高的党羽——这些新被提拔的官员的确感恩，只不过，他们感恩的对象是赵高，而非秦二世胡亥——赵高实际上将年轻无为又无识的胡亥当成了扩张自我权势的工具而已。

大杀戮以后，大臣之中再无敢劝谏与愿劝谏者，胡亥的政治才能之低在这一时刻体现得淋漓尽致——除了赵高，他没有任何亲信，让臣子之间相互制约的基本道理他都不懂，而一个有庞大野心的臣子永远都是导致王朝动荡的关键性因素。

此时，赵高又出言相劝：“天子之所以称贵，就是因为他高高在上、深居九重，只让群臣听其声，但不见其面。从前先皇在位时间长，群臣无不敬畏，所以即使每天与群臣见面，他们也不敢胡作非为、妄进邪说。现在陛下年轻又刚即位，对各类事情未必精通，若当场处理朝政，万一处置有误，便会被臣子抓住把柄，有损您的圣明。所以，您大可不必临朝与臣子相见，只管深居宫禁，其他事情由我和侍中来处理就行了。”

胡亥原本就没有治国之才，更没有治国之心，赵高的建议深合其意。于是，他从此深居宫中，每日饮酒作乐，对国家大事不闻不问。各地风云四起、动乱不断，他也丝毫不知，只听赵高时时报平安。一年多以后，胡亥完全被架空，成了傀儡皇帝。

二世死，秦朝亡

对于傀儡的存在，赵高依然不放过——他的梦想是建立赵家天下。为此，他上演了一场“指鹿为马”的丑剧——直到这一天，胡亥才发现，自己已是身在危难之中，他再愚钝，也已经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的血腥之气。

最后时刻终于到来。赵高的女婿阎乐与另一官员一同进入望夷宫，以箭射胡亥的帷帐。胡亥怒不可遏，他大声呼喊近侍，但却没有人上前格斗——此时，陪伴他的只有一名宦官。胡亥此时竟然还怪罪对方：“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宦官惶恐地回答：“我怎么敢说？正因为我不敢说，才能保全性命，若我说了，早就被您杀掉了，哪里还能活到今天！”

此时，阎乐走到胡亥跟前，数落他道：“您骄横放纵，滥杀无辜，所有人都背叛了您，您还是自行了断吧！”二世说：“我能见丞相吗？”

“不行！”

“我只想得到一个郡称王就行了。”

“不行！”

“让我做万户侯也行！”

“不行！”

“那我愿与自己的妻子儿女一起做普通百姓！”

落魄君王尤其可怜，但阎乐却丝毫不为所动：“我奉丞相之令，代天下百姓杀您，您再多说也无益处！”

随后，阎乐命其下属进攻，秦二世胡亥自杀。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胡亥的死亡其实代表了秦朝的灭亡，虽然随后秦朝又有子婴上阵，但那毕竟是傀儡皇帝，拯救不了秦王朝将倾的大厦。想秦始皇千古英雄，辛苦挣得一个天下，结果却断送在秦二世手中。我们不能不说，胡亥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从篡权到被杀，他的悲剧就如他所说的那样：无义，无孝，无能，天下势必大乱。

秦始皇任用赵高是引狼入室，秦二世重用赵高，则进一步加快了秦朝灭亡的步伐。可以说，秦王朝的衰败是由秦皇父子两代积累而成，而非胡亥一人所为，而胡亥因不懂政事，被赵高所操纵，这也直接导致了他日后的悲剧结局。

可以说，始皇是立国者的一面镜子，二世则是亡国之君的一面镜子，这两面镜子有着绝对的因果关系——如果说发生在秦始皇时期的各种大型工程是在增加秦王朝毁灭的几率的话，那么，发生在秦二世时期的杀戮则是完完全全的拆台——在这次清洗之后，秦国法度被完全打碎，始皇时期历时多年形成的各种制度成了摆设。官吏们开始肆意盘剥百姓，乃至民不聊生，终于引发了摧毁大秦帝国的起义风暴。

狗咬狗——赵、李权力之战

李斯与赵高，前者是辅助秦王定策制律的政治家、思想家，后者是断送大秦江山的罪魁祸首，但两人却在沙丘之变中结成了同盟——李斯为何愿与宦官赵高合作？赵高为人之卑劣他自然知晓，但李斯这样一个聪明人，为何会最终被赵高所害？这场“狗咬狗”之战，可以说是因李斯之心病而起。

仓鼠哲学与“人性本恶”

李斯原本是楚国看守粮仓的一名小文书。出身贫寒的他日复一日地为了生计麻木地工作。一日如厕时，他看到厕所中的老鼠瘦小枯干，吃着粪便，看到有人来，便吓得惊惶逃窜——联想到自己所管粮仓中的老鼠，个个吃得肥胖无比，来人根本不怕；又不禁联想起自己低三下四、仅可果腹的生活。对此，他不禁感叹：“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其意指，人的才能与蠢笨完全就如同这些老鼠一般，区别在于所处的环境与所谋取的职业、所居的地位不同罢了。

可以说，仓鼠哲学的发现，影响了李斯的后半生：一定要谋取好位置，保住好位置！为了实现这一哲学，这个本就拥有极高智慧与才能的男人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扔掉干了八年的小吏工作。为了凑足学费，他从自己看管的粮仓中偷了几袋粮食，从自己的家乡河南上蔡一直走了整整二十几天，终于到了兰陵，拜在了一代儒学大师荀况的门下。

李斯在荀况门下苦苦学习了八年，荀子的思想对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众所周知，与孟子所主张的“性善论”不同，荀子一生主张“性恶论”——这深得李斯之心。他生于贫穷之家，自幼经历人生丑恶，自然坚信“人性本恶”。终其一生，李斯最推崇的也是荀子的《性恶篇》，他通过结合自身经历，淬炼出了独特的人生理念——人为功业利益而争夺，是符合时代潮流的；笃信礼仪之道则是伪善之行为，最终只能身败名裂！

这种“人性本恶”对李斯的影响有多大？从他与同门师弟韩非的较量中便可看出。李斯学成之后，立即投奔至秦相国吕不韦门下。也正是在此时，他结识了赵高。在赵高的力荐下，李斯得见秦王，并以一篇《谏逐客书》得到了秦王的赏识，并被提升为掌管刑罚的要职——廷尉。此时的李斯成了秦王身边最重要的人，而李斯奋力追求的仓鼠生活终于到来——日后，他要做的就是保住自己得来不易的荣华富贵。

但师弟韩非的出色却令他感受到了威胁。韩非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读后大为钦佩，并为了得到这个奇才，不惜发动一场伐韩之战。当时韩王别无他法，只得派韩非前来秦国游说。

韩非对秦王也钦慕已久。他非常乐意与自己的师兄一起辅佐秦王。但遗憾的是，李斯却不愿与他共享富贵——他在秦王面前诽谤韩非，秦王大怒，下令将韩非扣押在监狱中。此时，李斯暗中给韩非送了一包毒药，一代治国奇才韩非这才意识到自己已无路可走，只得服药自杀。

韩非死后，李斯成了秦王眼中最杰出的人才，而李斯也不辱师门，以自己卓越的政治才能与远见，辅佐嬴政制定策略、逐步部署，在短短十年间，便吞并了六国，实现了全国统一。所以，史书赞他：“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二十余年竟并天下。”

秦王朝建立后，李斯升任左丞相。他辅佐秦始皇，巩固朝政，维护国家统一，并彻底展现了自己的智慧与才能。此时，他位极人臣，秦皇对他又如此重视，再加上他积累下来的丰富政治经验，按理来说，其地位已牢不可破，只要他踏实辅佐大秦，未来便无可担忧。但可惜的是，李斯忽视了自己最应该重视的敌人，反而辅助政敌一步步坐大——正可谓：“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孟子·公孙丑上》）

沙丘六问，问动仓鼠之心

如果说赵高之前的推荐只是让李斯对他有感激之心而无利益之交的话，那么，在沙丘时，赵高的六问，则直接决定了李斯的悲剧下场。

赵高非常清楚：如若同行的丞相李斯不与自己结成同盟，此事万万行不通。可以说，只有李斯首肯，这场政变才可能成功。而赵高下手时把握得最精准的，就是李斯的欲望——天下谁人不知李斯的“仓鼠哲学”？只要他的奋斗重点在“保住好位置”上，那攻克他的心理防线是早晚的事。

赵高与李斯的过招经过了六个回合。

第一回合：赵高单刀直入，直接告诉李斯，他准备改立胡亥为太子。这一回合，李斯的回答是：你这是亡国之言！这不是臣子该操心的事！

第二回合：赵高这一次趋利避害，连问了李斯五个问题——

您的才能与蒙恬相比怎么样？

您的功劳与蒙恬相比怎么样？

您的谋略与蒙恬相比怎么样？

您的人气与蒙恬相比怎么样？

您和扶苏的关系与蒙恬相比怎么样？

这五个问题已经使李斯备受煎熬了。李斯与蒙恬相比自有三痛——他出身平民，而蒙氏家族三代（蒙骜、蒙武、蒙恬、蒙毅）是兼并六国之功臣，更是几代秦王的股肱之臣，这种家族优势李斯根本不可能与之相提并论；李斯功利心极重，且主张以法治国，得罪了不少以柔治国的主张者，相比之下，蒙恬功劳极大却毫无骄矜，戍守边疆几十年毫无怨言，哥哥在外手握重兵，弟弟蒙毅在秦王身边操持机密，甘愿做李斯手下的长史丞，兄弟二人不争功、不倨傲，身正影直，人气自然非李斯可比。

最重要的是，蒙恬与扶苏关系太好——扶苏之所以会被父皇送至边疆锻炼，原因就在于“焚诗书，坑术士”这两件事情上，李斯都是强硬的支持者。而扶苏到蒙恬身边挂职锻炼两年多，他与蒙恬关系自然非同一般。若扶苏上任，李斯的“好位置”还能保得住吗？

李斯此时的心思虽未动摇，但他肯定已经思考过这些问题。在接下来的三个回合中，李斯虽然一直强调自己只“奉主之诏，听天之命”，但赵高已经利用政治中的“利害”不断动摇他。

在第六个回合中，李斯终于放弃了“听皇诏”的主张。他仰天长叹——生逢乱世，不能以死尽忠，只能明哲保身了！

此时，李斯与赵高正式结成了利益联盟。按赵高的许诺来说，接下来应该是胡亥上位，二人得益——遗憾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同盟破裂，宰相下狱

阴谋得逞、胡亥继位以后，李斯误以为自己的好日子会继续下去，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却让他措手不及——胡亥并没有做明君的心思，李斯宰相的权力太大，赵高的野心也在不断膨胀，两者利益上的冲突日渐明显。

此时的李斯在利益之战中明显落于下风。赵高投胡亥之所好，而李斯却依然想着忠于自己丞相的职守，打扰胡亥的享受。趁着胡亥对李斯抱怨的时候，赵高诬陷了李斯三条大罪：

一、李斯参与了沙丘之变，后来却总抱怨自己不受重用，明显是想与胡亥分土为王；

二、李斯的儿子李由是三川郡守，而陈胜作乱经过该地时，李由却不镇压，他们是同乡，听说李斯与反贼也通过讯息；

三、李斯是丞相，恃权而骄——似乎有异心！

罪状三条，条条指控李斯有反心，这对于皇位还没有坐稳的胡亥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刺激。于是，他派人监视李斯，想要抓住李斯的把柄。李斯听到消息，也上书揭发赵高的劣迹。

胡亥之昏聩在此事上可见一斑——他竟然将书信交给了赵高。赵高一看此信就知道，自己与李斯此次较量，不是他死就是己亡。赵高早年便是狱吏，在诬人罪名方面自然有独到心得——李斯后来被捕入狱，主审官还是赵高。

赵高自然不肯放过这一好机会。他对李斯用尽酷刑，逼李斯认罪——久享富贵的李斯当然无法忍受酷刑折磨，屈打成招。身在狱中，伤痕累累，李斯却一直不肯死心。他自恃功劳甚大且忠心耿耿，秦二世绝不可能让他平白丧命！他决意要为自己平反。

谁知，赵高技高一筹——他让自己的门客假扮御史、侍中，以“复查”为名到狱中提审李斯。若李斯为自己申冤，便会立即遭遇更残酷的毒打。反复多次以后，有一日秦二世真的派人到狱中向李斯求证供词真伪，但此时李斯早已不敢为自己做任何辩护，于是就此被定为死罪。

这种“因怕惩罚而不敢”的心理在现代心理学中得到了解释。心理学家谢利曼将狗关在通电的笼子里，地板一通电，狗便会受到痛苦的电击。一开始它会惊慌地在笼子中寻找出口想要逃出去，但当它发现不管怎么做都徒劳无功时，便会放弃，并趴在地上承受电击。待它习惯以后，谢利曼将其换到新笼子里——虽然地板照样通电，但只要越过中间的闸栏，便可跳到笼子未通电的一端。可惜的是，狗已放弃尝试，趴在地板上逆来顺受。

谢利曼将这种行为称为“习得性无助”——因为在不断的尝试中感觉任何尝试都是徒劳的，所以不再抱有希望，而是坐以待毙。这种无助感恰恰是李斯在严刑拷打中后天学习到的自我保护。但他没想到的是，恰恰是这种自我保护，让他失去了最佳辩护机会。

公元前208年，李斯被处以极刑，他的一家同时被杀。临死前，李斯看着即将与自己共赴黄泉的儿子，长叹道：“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追逐“好位置”，却因“好位置”而害得全家被戮。李斯精明多年，却在沙丘之变时，屈从了赵高，注定终将败于赵高。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李斯之败并不在于他参与了沙丘之变，而在于他押错了宝，在胡亥身上看走了眼——赵高劝说李斯推胡亥上位时，李斯一心想的是胡亥上位，自己可大展政治抱负。但遗憾的是，胡亥对权力其实并没有多大兴趣，他更感兴趣的是如何能在皇帝这个位置上享受更多。

一君二臣，君弱臣强，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权力三角结构——更危险的是，李斯从未将赵高视为对手。在他眼中，赵高不过是一个比较精通律法的宦官。要知道，李斯从看粮小吏一步步走到大秦丞相之位，靠的是实力与时间；而赵高靠的则是始皇的宠爱。在这种情况下，李斯根本不屑也更不会将赵高视作敌人——他的敌人是蒙恬，是与自己实力相当的那些人。

沙丘之变后，胡亥上台，李斯一直忧于国事，而赵高依然是宫内一管车辆的宦官。李斯根本没有意识到，那个一直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才是自己最应该重视的敌人。反观赵高，他一步步地构建着自己的夺势之局。

从始皇驾崩沙丘到与李斯结成同盟，再到秘不发丧、矫诏杀扶苏、灭蒙氏、灭皇族、灭忠臣，步步为营……在将对手一个个灭掉的过程中，赵高其实也是在培养自己的势力。而李斯此时依然想着如何保住自己的好位置。这就决定了李斯纵然有机会权倾天下，也无法在这场权力的角逐中胜过赵高，因为后者清晰地知道李斯的志向最远不过是“好位置”。

把自己作死的秦二世胡亥

秦二世的统治，是始于繁华、终于孤独的统治。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更是历代统治者警诫自己的一面明镜，就算我们现在站在千年以后看这段过往，依然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全面的思考。

可以说，秦二世的一生是作乐的一生、昏聩的一生、不断“作”的一生——他“作来作去”，终于将自己从“三者联盟”中“作”了出来，并最终利用“督责之术”将自己“作”成了孤家寡人。

自己折腾的亲离

胡亥上台时，就担心大臣不服，于是便按照赵高的建议，以杀伐立威。按理来说，这种宫廷政变都会引发一定的社会动荡——李世民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兄长，才最终登上了皇位，才有了唐太宗，才有了大唐盛世。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就算胡亥将皇族成员全杀死了，只要他上台以后表现得足够英明，他的统治依然不会垮台。这是一种固定的皇位更迭模式——强者上位，智者坐得久。如果在杀完自己的亲人以后，胡亥能够安抚中层与下层人士，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因为权力变更带来的恐慌便会逐渐瓦解。

遗憾的是，胡亥在赵高的调教之下，只崇尚暴力——没有智慧的暴力被用在统治中时，往往会成为“倒行逆施”——他不但诛杀宗室皇族，而且还屠戮了功臣官吏。这就意味着，秦始皇时期积累的人才大厦已经被他彻底拆完了。

留着忠臣自有其用处——报恩与忠诚的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深入人心。秦始皇时期做得最出色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位时，已经将整个帝国的框架以人才搭建了起来——外有蒙恬、李信征战打江山，内有李斯、蒙毅议政守江山，因而“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这种“余威”一方面是因为始皇本人不可忽视的人格魅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强大的政治才能所遗留下来的精神力量——对于一个新生的大帝国而言，这是一份再宝贵不过的资源与遗产。毫无疑问，胡亥糟蹋了这份资源，更主动抛弃了这些遗产。

在胡亥将自己身边的忠臣良将一个个折腾死以后，可用一句歌词概括他的现状——至少还有你。李斯虽然办了错事，但眼下他至少算个良相，如果胡亥肯用他来制衡赵高，“指鹿为马”未必会发生。可惜，胡亥在政治问题上彻底表现出了他幼稚的一面。

秦朝很快就遇到了统治危机。天下风云四起，陈胜、吴广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震惊了整个中国。随后，李斯上奏，请求暂停阿房宫的营建，减少戍徒征发，以稳定时局。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李斯的建议都是可行的。

然而，胡亥不这样看，赵高更不这样看——赵高此时已经明显意识到了李斯对他的威胁。恰好，吴广的起义军由东向西而来，李斯的儿子李由任三川郡守，镇压不力。胡亥听了赵高的耳边风以后，派使者问李斯：你贵为宰相，天下乱到这种程度，而且你的儿子镇压不力，“如何令盗如此”？

李斯对这一质问当然害怕。接下来，他开始揣摩二世的心思——秦二世想要的，不过是天下安乐，那我就让他享受天下安乐！

“督责之术”导致的众叛

眼看天下大乱时，李斯也的确想要履行自己身为丞相的职责。毕竟，他若不出手，自己的好位置迟早得玩儿完。于是，在乱军四起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督责之术”。可以说，这是李斯政治生涯中仅次于“矫诏”的污点。

所谓督责之术，即以督察、问责的管理方式，确保江山永固。良性的统治离不开督察问责，然而，李斯提出的督责之术，却是出于“如何保证权力永远集中在皇帝手中”的考虑。所以，督责之中应排除三种人——俭节仁义之人，谏说论理之臣，烈士死节之行。

为什么专门排除这三种人？原因很简单：他们的存在会妨碍胡亥享乐，更会挑战皇帝的权威，冒犯皇帝的尊严！督责所要谋求的是君主一人独断专行。

值得一提的是，督责术在思路与逻辑上是成立的，即将皇帝以外所有的人都放在有过错的位置上，以残酷的刑法恐吓老百姓，使他们绝对顺服，其实质是将权力都收归皇帝，将责任都落实到下面。这样一来，所有的官员与百姓都有可能被放在有过错的位置上，而说得再直白一点儿，问责即找碴儿，在问题出现以后，立即找碴儿，下面的人员挽救自己的过错还来不及，谁还有可能与皇帝对着干？

对于这种督责，中国古代统治者对其深以为然，连曹操都曾经推崇过“使功不如使过”之道理——用有功之人，他可能会居功自傲，而用有过之人，他却会服服帖帖。

而另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督责之术”，其实就相当于在全国推行恐怖统治。新的法律条款中，增加了各式各样的残酷肉刑，老百姓们稍微犯点儿事儿就会被剁手剁脚挖眼睛——天下人整日过得战战兢兢。辛苦劳作一年，所得不过果腹，现如今又有了严刑加身，怎么可能安稳过日子？百姓不安稳，皇帝的皇位便坐不稳。

现在，我们可以绝对地说，“督责之术”是李斯的一个贡品，一个为了讨好胡亥而贡献的荒唐建议——胡亥根本没有政治才能来保证“督责之术”向正面前进。

李斯这个法案简直是缺了大德。他不仅害死了自己，还连累了始皇嬴政——说他害死了自己，是因为在胡亥下令处死他时，赵高拿他当实验品，将督责之术中的大部分最厉害的刑罚在他身上玩儿了一遍；说他连累了始皇，则是因督责之术的原因，很多历史书籍都将嬴政称为暴君，说嬴政在执政期间以各种酷刑残害百姓，动辄将犯人腰斩，杀人更是家常便饭——这是赤裸裸的诬蔑。

在秦始皇统治期间，秦政府极少动用死刑与极端的肉刑。在当时，较重的刑罚就是将犯人脸上刺字，送去当苦力。当时的改造，还是以劳动为主。一直到胡亥上台以后，李斯拿出了督责之术，秦王国才正式成为屠夫的乐园，对于这段残酷的过往，史书有“刑者相望于道，而死人日积于市”之言。

看胡亥“孤家寡人”的必然性

李斯未能考虑到的是，他在提出该法条时，只强调了它的好处，却不提害处：各地官员为了逢迎皇帝，最差也会考虑避祸，自然无所不用其极。但二世胡亥推广该政策后，“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这就使社会矛盾被空前激化。但是，越是勤奋积极的官员越会成为矛盾中的重点——只要出现社会冲突，皇帝便永远有问责之新理由。于是，为了逃避责任，官吏们报喜不报忧，致使皇帝看不到危机——最终“指鹿为马”的荒唐事也就因此而上演。

其次，这种督责之术最需要的，就是皇帝的自省。在李斯的督责之术的设计中，皇帝对所有的管理都可以抡起问责的大棒——追究你，是严格执法；不追究你，便是皇恩浩荡。在这种制度中，帝王被置于“绝对正确”的地位中，而这种制度想要获得臣民的绝对臣服，就必须要求君主不能犯错，起码不能犯政治与道德上的大错。可惜的是，胡亥不管是在私人生活、个人道德还是治国能力上一无是处，绝对的正确必然导致绝对的自大与盲目，而臣下又不敢进谏，几项内容结合在一起，导致了他的小错无法显现与纠正，所有的行为都在不断地错上加错。

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该制度的实施，导致了皇帝与臣子之间的绝对对立——既然上面两个问题在各个朝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但大多数都没有像引发秦末那样激烈的反抗，但秦二世时期则不然：在实施督责之术以后引发的社会冲突，其剧烈程度在历史上极为鲜见。究其原因，还不是因为胡亥将自己弄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胡亥口口声声要遵从法家申不害和韩非子的主张，但是事实上，他并没有弄懂申不害的“术”应该如何驾驭，更没有弄懂韩非子的“法”应该如何掌握。在法家的治国理念之中，“赏”、“罚”二字是缺一不可的，有些帝王在运用“使功不如使过”之术时的确做出了大成效，但前提是，你必须要拥有笼络人心的初衷——想要让人才完全地发挥其作用，你就必须要对其以往的过错睁一眼、闭一眼，这样，有过错的官员才会拼尽全力来证明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所以，采用这种方法最奥妙的地方就在于，帝王总是将臣下的过错抓在手中，却不予处理，引而不发，这样才能使犯错的官员死心塌地地为自己效忠。因为一旦真正问责，便意味着被问责者与问责者之间形成了对立状态，忠诚不再，敌意萌发。

胡亥缺乏真实的政治历练，只看到了督责之术对官员造成的威胁，而没有看到所有利器都是双刃的——这便是他在督责之术全面推行以后，失去众臣支持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从现有的史料研究来看，他的父皇嬴政虽然同样尊崇法家，但赏罚分明，而且格外懂得如何用“有过之人”。尉缭原为大梁人，他曾为未统一六国时的嬴政提过一个极佳的建议——让嬴政出巨资贿赂六国大臣，由内部瓦解敌人。嬴政立即实施了这一建议，并对尉缭礼遇有加，赏赐尉缭使用的东西往往与自己一样，但尉缭反而认为他有虎狼之心，于是要离开。在他拔脚开溜时因动作不谨慎，被嬴政发觉。不过，嬴政并没有因此而大发雷霆，反而是任命他为秦国太尉，从而做出了许多对统一六国大有帮助的正确决策。与此人经历类似的还有郑国、赵高等人。

与嬴政比起来，胡亥简直丢尽了他爹的脸，“虎父”还真出了“犬子”——他不仅将老爹在位时为后代攒下的忠臣杀了个一干二净，还实施了对帝王要求极高的督责之术，这本身就是在自寻死路。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胡亥时期，除了严刑酷法以外，史书上几乎找不到任何与恩赏、赦免相关的记载，这就意味着胡亥已将所有的官员都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也包括他信任的赵高。一旦赵高面临问责，那他的反叛也是必然。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如今，秦二世早已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笑柄——老子英雄儿狗熊。但笑过之后，我们要思考的是现在。

不管是统治国家还是管理团队，都需要督察与问责——督察才知赏谁，问责方知罚谁。但在以种种措施展开督责时，管理者必须要确保自己找到了以下三个问题的答案——

谁来督察问责？

怎样防止在责任压力之下，出现隐瞒与欺骗？

最重要的一点是，如何防止因为督察与问责而导致的上下对立？

虽然我们早已远离了封建时代，然而，在长期的文化浸淫中，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无形的统治者，这种统治者可以说是“自我的骄傲与盲目”——它使我们对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

所以，哪怕你只是一个小管理者，在实施督察与问责的过程中，也必须要清除无意识的自我骄傲，使自己的管理行为由“控制术”向“协作术”转变。想要做到这一点，你就必须先回答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实施问责的时候，你是将部下当成了事业的合伙人，还是当成了潜在的敌人？

由此出发，你应进一步扩展思维：一旦管理产生了较为普遍的冲突，千万别急于考虑下属的执行力是不是不到位，你应该先问问自己——这个制度、这个方法本身合理吗？

朝乱，反了一群英雄汉

朝廷内发生政乱往往是大国颠覆的前兆。在中国历史上，只要朝廷内部运转正常，民间并不会出现大乱。眼下，胡亥矫诏登基，李斯、赵高斗法，赵高二次政变……朝廷内乱，民间英雄无数，自然战火四起。

大泽乡起义——底层农民的“鸿鹄之志”

秦始皇过世以后，秦二世与赵高并没有因为始皇的逝去而将国内的大型工程停下来，相反，他们更着重于完善各类大工程。

繁重的劳役下，不断有人死去——“孟姜女哭长城”说的便是这一时期的故事。那时候，全秦人口不过2000万，前前后后，因为犯下小罪而被征去筑长城、修阿房宫、守岭南的人加起来有两三百万人。耗费了无数人力、财力后，百姓们却发现，好日子好像永远也来不了。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朝廷又大举征兵去戍守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处），被征的农民有900名。为便于管理，军官们从这批壮丁里挑选了两个身强体壮、精明能干的人当屯长，让他们帮助管理其他人。这两人一人名叫陈胜，阳城人，以当长工为生；一人名叫吴广，阳夏人，是个贫苦农民。

陈胜自然看重“屯长”这个职业——干得好，说不定以后的日子会好过一些，自己也可顺杆儿往上爬。他本是有志气之人，一向不甘于为他人做牛做马。有关他的故事，最著名的莫过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与陈胜相比，吴广老实一些，他只期望自己能平平安安过一生。

两人同被征兵，又同被命名为屯长，自然交情不浅。这900多人一路向北，马不停蹄，只怕误了日期。到了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时，老天又偏偏要为难这一群苦命的汉子——连日大雨，水淹大道，无法通行，他们只得暂时扎营，停留下来，待天放晴时再上路。

这时候就不能不提秦朝行兵制度之不足。秦在统一六国以前定下了一个规矩，若上级让你从此地调往彼地驻守，并限定半个月内到达，那么，若你在15日内没有到达，便会被砍头——不问原因、不看理由，只要你没到，就是死路一条。

秦国原来属地并不大，因此，军队或其他人员调动，根本不会出现走不到、误了期限被杀的情况。但秦统一六国以后，国土面积变得非常大——据后世计算，其整体面积约为354.69万平方公里。国土变大了，但许多规矩仍没改，还是让你调守、还是半个月时间，到不了还是死路一条。

陈胜、吴广之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此事。他们披星戴月、昼夜兼程，为的就是让自己免于项上一刀。谁知天公不作美，他们误了期限，反正都是死，还不如造反让自己当一回英雄汉！

于是，便有了陈胜、吴广半夜的那次公开讨论：

陈胜：“这儿离渔阳还有几千里路，怎么着也不可能赶上期限了，难道我们要千里迢迢去送死吗？”

吴广：“那怎么办？我们逃吧！”

陈胜：“逃了被抓回来是死，起来造反也是死——死也要当一条英雄汉！我们造反吧！号召天下，天下对大秦不满的人多了去了，肯定有人响应我们！”

吴广想了想，是这个理儿——横竖都是死，不如死得英雄一点儿。

为了让人相信他们的“造反有理”，他们拿了一块白布，用朱砂在上面写了“陈胜王”三个大字，将它塞在了一条鱼肚子里。到了半夜，吴广又偷偷跑到一座离营地不远的破庙里，装作狐狸叫，又捏着嗓子喊“大楚兴，陈胜王”。全营的人听了难免惊怕。

接连两件“神迹”的发生，使人们越来越尊重陈胜。两个军官也听到了风声，他们对此当然忐忑，但并未直接杀掉陈胜——上级要900人，若到了渔阳他们交不出900人，也是要死的。

有一日，两军官喝醉以后，吴广故意跑去激怒他们——反正已误期了，你不如行行好，让大家散伙回去吧！那军官当然大怒，他拿出宝剑想要威吓吴广，吴广夺过剑来顺手砍倒了他，随后而来的陈胜将另一名军官杀死。

下面，便是起义宣言了——陈胜将900条汉子聚集在一起：男子汉大丈夫不能白白送死！我们就算死，也要死得有名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番动员下来，谁人不激动？大泽乡起义军正式成立。

落魄贵族的“吴中之反”

项梁与项羽是典型的落魄贵族，项家人世世代代都是楚国贵族。在春秋战国时期，为楚国复兴与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因家族中卓越功勋而被楚王室赐项姓。

项家也不负君王厚爱，几乎每一代都有名将出来。到项梁的父亲项燕一代时，秦强楚弱已是定局，项燕成了楚国的保护神。但历史前行的车轮不可能被一人之力阻挡，项燕最终在与秦国战斗的过程中彻底战败。兵败之后，项燕深感耻辱便自杀了。项燕死后，楚国随之灭亡，而项梁为了逃避秦朝屠杀，也不得不隐遁避居吴中（今苏州市）。

项羽是项梁哥哥的儿子。父亲死后，项羽便一直跟随叔父项梁生活。项羽从小便力大过人，常有举鼎过头的惊人之举，项梁深爱侄儿。为了培养这个项家后代成为出色的大将，项梁将自己的一身武艺传授给了项羽。

使项梁真真正正意识到项羽可能是项家最后希望的一件事，发生于公元前223年春天。那时，秦始皇进行大规模东巡。当时，项梁带着侄子站在街头望着秦始皇出行那宏大的气势，这时项羽说了一句话：“彼可取而代也！”（将来我要取代他！）项梁吓了一跳——这话若被人听到，那可是要被斩立决的！他立即带着侄子回到家中，但没有一句责骂，相反，他更用心地培养项羽。

项家叔侄为人豪爽、遇事善断，且乐于见义而为，深得吴中一带人的信任。每每有地方上兴办大工事或者喜、丧一类的事情，便由项梁主持。项梁暗中将自己从父亲那儿学来的治兵之法教项羽识人辨智，以了解每个人的长处与本领，并配合人员长处来支使宾客、约束徒众、派拨役夫。事情再多，他叔侄二人都能做得井井有条。吴人皆叹服其才识，所以心甘情愿做其随扈者非常多。在吴中，项梁、项羽的威望越来越大。

平静生活对项梁这种人来说永远不可能，他们是人群中那类最有野心者，在战乱年代，他们便是起兵英雄；在和平年代，他们便是企业家、实干家。项梁不可能臣服秦朝——父亲项燕惨死，自己的贵族爵位与特权一朝全失，项梁自然时刻牢记这一切。

随后，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消息传到吴中，项梁开始意识到，自己起兵的时机到了，但他并未声张，而是与侄子静静等待。

公元前209年，会稽郡守殷通主动找到了项梁，想与他共商反秦大计：“现如今，大江以西全部都造反了，这是上天要亡秦啊！做事先行一步就能控制别人，落后一步就要被人控制。现在，我打算起兵反秦！我已想好了，让您和桓楚统领军队，怎么样？”

桓楚是谁？史书上并未详说，但乱世出英雄，此人也当属英雄一类者，否则，殷通不会将他与项梁相提并论。但项梁是谁？楚国最勇猛的贵族项燕的后代，他怎么可能会为他人建功立业效力？项梁一听殷通这无理之言，便知是时候行动了——不同意起义，自己已知殷通要反，殷通必杀自己；同意起义，也肯定不会当殷通的下属。

此时的桓楚正在逃亡，项梁便接话道：“桓楚正在逃亡，好像只有项羽知道他在哪里，我去问问他！”项梁走出去后，吩咐项羽：“今夜我们要做大事，你只管等待，别让殷通跑了！”并在路上告之他自己的计划，于是这倒霉的殷通便成了项家起兵的第一个刀下鬼。

接下来，项家子弟便接管了整个郡府。项梁召集往日相熟之豪强官吏，向他们说明了起兵反秦之道理后，自认会稽郡太守，以项羽为副将，并随后在吴中各郡各县积得精兵八千——吴中项家军团正式起兵。

秦内部的人员造反

秦末另一个不得不提的反将当然是刘邦。刘邦出生于江苏省沛县一个普通农户里，父亲刘执嘉、母亲王含始都是普通人，追求的是一份平淡的生活，但刘邦却偏偏有大志向——在“斩白蛇起义”前，他根本没做过什么值得记录的事情，所以，史书中鲜有关于他生活的记载。

《史记·高祖本纪》中有关于刘邦为人的记录：“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刘邦非常善于搞人际关系，这一点对于他日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刘邦很可能在青年时有大志向，想要努力当官，但可惜的是，他只在成年以后，当了泗水的一个亭长。

“亭长”是个什么官？这要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建制。那时秦还未统一全国，各国会在临近他国的地方设一个亭子，然后派遣人员在那里守着，以察看其他国家有什么动静，一旦有风吹草动就赶快向政府汇报。秦统一以后，便在革新的基础上延续了亭长一职。在乡村之间，每隔十里为一亭，每亭设亭长一名，负责治安警卫、兼管停留旅客、治理民事，同时负责招待过路客人与调解。十里之内有谁家打架了，亭长可以去劝劝。

该职务有些类似现在的小区居委会或者村委会中不太重要的干部——只要服兵役期满，便可担任此职。不过，也恰恰是这个简单的工作，给刘邦提供了充分的机会，使他更好地学会了如何与市井之人搞好关系。

秦朝时，成年男人都要去服徭役。刘邦虽是亭长，也要服徭役。于是，他有一天去了咸阳。当时咸阳是秦朝都城，其繁华程度令刘邦惊叹。一日间，秦始皇出行，他远远看到，才发现这才是男人应该拥有的生活与人生，于是发出了这样的叹息：“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

当时的刘邦三十几岁，而遥遥坐在车队中的秦王嬴政只比他大三岁，但他们的人生却如此不同。从此时开始，刘邦的心理开始发生了变化——在见过了真正的人生以后，他渴望改变自己的生活。

从咸阳服徭役回来以后，刘邦的桃花运来了——沛县县令的老朋友吕公到访，见到了刘邦，大惊！他发现刘邦面相不同于常人，并因此下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自己的女儿吕雉许配给了这个自己第一次见到的男人。

吕公到底为何对刘邦青睐有加，始终是个谜。但不管如何，从此事以后，刘邦的人生开始走了上坡路，他不再“多大言、少成事”（经常说大话、从来没做成过事）了，而是真真正正地开始筹划自己的人生。

刘邦结婚以后，依然做着泗水亭长。十几年的时间，他的官职一直是个小亭长。这一日，他从沛县押送一批农民去骊山修陵，虽然刘邦还算尽职，但毕竟徭役太苦，途中大部分人都逃走了。这就将刘邦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中——他即使到了骊山也会被杀。此时，刘邦自然思绪万千，他走到丰西泽（今丰县三十里庙）后停了下来，从酒馆中打了酒来大醉一场——当夜，他索性将早已剩余不多的农民都放了，并对他们说：“我们到了也没有活路了，你们都跑吧！从此以后，我也要逃跑了！”此时，所有人欢呼雀跃，大家对刘邦自然感激涕零。也正是在此时，有十多个农民表态说，自己愿意跟着刘邦一起逃跑。

逃跑以后，刘邦一行人走在路上，遇到了一条白蛇，刘邦便上前挥剑将白蛇一刀两断了。对此，司马迁不经意间在《高祖本纪》里记载了一句“蛇遂分为两，径开”，此后，衍生出了一个神话——刘邦一行人斩蛇后遇到一白发老妇在路边痛哭，人们问她为何伤心，老妇人说自己的儿子被人杀了：“我的儿子是白帝子，它变为白蛇行路，却意外被赤帝子所杀。”

这自然是杜撰，但由此也可看到刘邦自我形象运作之成功——起义那年，他已经46岁。那时，陈胜、吴广已起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声他已听到。从决定逃亡那一刻开始，他已经决定要在自己的人生中冒冒险。“赤帝子”下凡的传说不断流传，跟随他的人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敬畏他。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陈胜、项梁、刘邦是秦末战乱时期最出色的三位起义者，但三者只有项梁的起义是经过了精心策划的。很可能从楚亡以后，项梁就怀抱复国之心韬光养晦。从上文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项梁一直在收买人心，仗义行事，而会稽郡守殷通在想造反时能找上他，说明他在结交官方上也有自己的方法——这是造势，更是为起义积蓄资本。再看项家起兵后，项梁自封郡守，打着官方的名义开始反秦，投诚之人自然多。而且，这些投诚者多成为楚汉争霸中的精英。

而陈胜、刘邦的起义很难说是精心筹备的。他们两个更多的是被苛刻的规定逼反的——去也是死，不去也是死，那就直接不去，反了！据史料记载，刘邦逃亡以后，愿意跟随他的人并不多，而日后人数的增多，完全是因为他懂得利用迷信来为自己造势。“赤帝子”的传说便是典型。

秦朝为何只存在了十几年

从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称“始皇”始，至公元前207年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止，秦自诞生至灭亡，只有短短15年，堪称“史上最短命帝国”。但值得回味的是，从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为起点，秦国一直呈现出逐步壮大的局面，它的兴盛是因为经历了数代经营，建立起了极有效的国家战争机器，但为何统一六国以后，只过了15年秦便灭亡了？

后人将秦亡原因归于“滥修工程、耗费民力”、“徭役赋税重，民不聊生”，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秦王朝修工程的目的是什么？

秦始皇修建一系列大型工程，并不单纯是为了皇族自己享乐。战国是乱世，结束乱世的王朝除了“打天下”这个建立新政权必须要经历的过程以外，还有两个虽然单一但比王朝更迭更复杂的问题——如何对待前朝各国遗留下来的王公贵族、军队等人员的处置，防止死灰复燃？如何对待打江山时的军队？

打江山时所需要的军队数量远远多于守江山时，之前的各国军队若无法妥善安置的话，便极有可能形成新王朝的危机。更重要的是，不管是军人还是他国落魄贵族，从连年的征战、从骄奢的过往恢复到普通人的生活，都需要一个过渡。在秦朝，这个过渡便选择了修建浩大的工程。秦朝的长城、秦王的陵墓、阿房宫……这些大工程都需要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如此一来，便将原本有可能颠覆王朝的力量非常妥善地处理了，这是乱世之后需要修建大工程的原因。

“修建工程以引导人员”的事件也发生在隋朝——隋朝的大运河同样是中国古代无法逾越的浩大工程。当然，因为战乱过后，国民需要休养生息，而浩大的工程给人们带来的压力又远远甚于之前，再加上王朝基础本身不够牢固、社会不够安定，因此，爆发起义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所以秦、隋都不够稳定。

善攻不善守，懂毁灭不懂建设

秦朝最致命的问题在于，这个政权的建立是有基因缺陷的——始皇是以武力统一天下的，原本属于各国的百姓都不可避免地会有故国情怀，而当下秦朝的政权合法性还未能获得举世的公认，从理论上讲，对于秦朝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奠定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或者从实际行动上讲，使基层百姓感受到新政权带来的温暖；再不济，也应该请一些御用文人鼓噪呐喊一番：“始皇是天子，秦国统一天下是必然！”

遗憾的是，秦始皇太过于霸气了，霸气到不屑于解释的地步。我们可以猜想，这个经历了千难万险才登上皇位的男人看着已属于自己的江山时有多么骄傲——怎么样？这个世界还是强者说了算！我是所有人中最强的！所以你们都得听我的！你们不但要听我的，还要听我的儿子、孙子乃至重孙的！秦朝要从始皇开始，到二世、三世……一直到万世！同样，还是因为我比你们强！事实上，我比历史上的三皇五帝加在一块儿都强！所以，我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皇帝！

“我比你强”当然可以成为“征服”与“被征服”的理由，因为对于征服本身而言，所需要的仅仅是实力而已；但秦始皇未曾意识到的是，征服过后的一切。征服过后需要的是教化、是统治，武力的强大或许决定着征服的结果，但对于统治而言，则一文不值——征服是将人民当成对手，而统治则需要把人民当成盟友；征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但统治却需要互惠互利才能长久。

可以说，征服与统治是两种不同的思路——征服是前奏，统治是后续。在这个过程中，更重要的是统治。再强大的武力在“蕴藏在群众中的伟力”面前都不值一提。秦始皇最大的失败就在于，他未曾在第一时间完成角色转换，没能将已征服的对手立即驯化成同舟共济、生死与共的盟友。他总是在用对手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盟友，法家思想的强硬执行便是实例。他从来没想过统治，他的人生只有一个主调——征服与被征服。他没有完成这一角色转换，他那个篡权上位的儿子胡亥更没有完成。

也正是鉴于这一因素，秦朝的统治思路就是不断地用强——百姓想造反？我把你们的兵器全缴了，看你们拿什么造反！百姓不听话？严刑峻法伺候着，看你还敢不服从？用强不是一件坏事，但对于一个庞大的王朝而言，真正的强大实际并非时时用强，而是当强则强、当柔则柔。一味用强的秦朝，其强悍仅仅体现在了国家的暴力机器上——在这架机器下面，国家其实早已千疮百孔、处处虚弱。

始皇自始至终都没弄明白一个道理——得天下所用的方式未必适用于治天下，革命党与执政党干的从来都是两回事。秦朝用革命党的方式做执政党，当然会出大问题。

无司法独立逼得高官反

再回头看李斯时，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对历史而言，若没有他的支持，沙丘之变便不会发生，整个中国的走向都有可能发生大变化；但对李斯而言，他面对的是一次选择——不矫诏，等待他的极有可能是死亡；矫诏，他依然能坐在丞相的位置上。这种选择之所以会出现，也是秦朝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

自“商鞅变法”以来，秦王便获得了绝对的统治权——“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当时，秦王不受任何人的制约，包括诸侯、贵族等，这就相当于君权毫无限制，而独立司法则无容身之地。对臣民的生杀予夺，只在君王一念之间；而丞相统辖百官，总理朝政，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若他既有才干政绩，又恰有不臣之心，那可是对至尊皇权最大的威胁！

因此，秦国历代丞相都面临着这样的危险——失去了秦王的宠信，丞相就要大难临头了！即使你想回归平头百姓之生活也不可能，必得将你肉体消灭、族门诛灭。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你的后代门生故吏还在，你的影响力就还在，你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就在，君王怎么可能会放心？

商鞅变法如此成功，最后却被五马分尸，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种畸形的专制制度。法家开创的这种绝对的专制，将丞相活生生地变成了君主身边的猎物。从秦开始，“伴君”真的开始有了“伴虎”的味道。

可以说，君主的宠信是丞相与其他高官唯一的护身符，而始皇暴卒，李斯的护身符也便随之作废，若扶苏作为新皇上任，必定会反李斯——扶苏为何被下放？因始皇“焚诗书、坑术士”，而李斯恰恰是这两大行动的最大推手，更重要的是，在法家政体中，是没有丞相退位一说的，大部分掌有实权的高官在失宠以后，往往是以“诛杀全族”为最终下场，因此，保相位即保己命、保族命。李斯博古通今，又曾经执掌秦国司法多年，怎么可能不了解其中的血腥？

没有司法独立，以严刑峻法来让高官们人人自危，在皇权之下恐惧颤抖——这种由上而下散发的威权与恐惧，最终从“沙丘之变”开始，将秦王朝一步步地推进了覆灭的深渊。

沉重的赋税与徭役，成了压在百姓头上的“两座大山”

大秦之所以会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根本原因在于，百姓活不下去了，而活不下去的原因就是大秦帝国过于沉重的赋税与徭役。

国家想要正常运行，就必须要收税。在商周时期，税率为十分之一，但秦帝国的赋税是三分之二。这就意味着，你产出的粮食每年都必须要刨除三分之二给国家。在那个生产力尚不发达、生产效率不高的时代，三分之二的赋税，意味着一家人即便每天勒紧裤腰带都吃不饱。

中国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是世界之林中最高的，因此，若仅仅是税率高并不会引发大暴动，但更要命的是，老百姓还要服徭役。徭役即无偿为国家干活，当时的规定是16～60岁的成年男性每隔3年就要服一次为期2年的徭役。换而言之，当时，成年男人每3年时间里，有2年是要为国家干活的，只有一年为自己家打工，而且徭役与税率是并行的——皇家可不会管你家的劳力是不是统统服徭役去了，你的税依然是三分之二。

秦始皇时期，这些徭役赋税之所以未能成为起兵理由的原因很简单——秦始皇采取了一些减负措施，比如，当时服徭役时，不仅给工钱还管饭。若官员有克扣的话，轻则丢官、重则丢命。而且始皇时期，主要是征发罪犯（即六国时期的战俘）和剩余的军力、富贵人家的家丁去干活，尽可能地减轻贫苦百姓的负担。若是普通人家服徭役的话，一户只调一人即可，多调的话，官吏会被罚款，甚至会丢官。而且，当时服徭役是有假期的——农忙的时候，百姓可以回家干活。一年中，这样的假期可以有40天。如果一户人家的男人与女人都去服徭役了，那么，家中未成年的孩子则由国家抚养，他们会定期收到国家补助的粮食。所以，在秦始皇时期，虽然百姓压力大，但生存还不算太艰难。

到了秦二世时期，国家大工程有增无减，徭役也越来越重，原来的减负政策被束之高阁。据统计，在二世时期，秦国一年要征700万徭役，而当时，整个秦国才不过2000万人，男性有1000万左右，多达700万的男人都在给国家干活，再加上赋税丝毫不减，百姓吃饱、活好便成了一种奢望。

贵族、遗臣与游士的联手

另一个导致秦末大乱的重要原因——政治利益分配不均。在灭六国以后，秦王并没有给予原来六国的贵族与遗臣恰当的待遇，而是简单粗暴地直接将其政治、经济上的一切特权完全剥夺。但是，这些贵族遗臣又并非全都是窝囊废，其中还有很多具有号召力与真才实学的人，比如项梁、项羽两叔侄，田儋、田荣、田横三兄弟等。要知道，这些人虽然输光了台面上的所有筹码，却依然有本钱，自然不会甘于做平民。

再者，战国时期存在着大量的“游士”——秦灭六国以前，这些游士可以来往于各国之间，游说诸侯谋得一官半职。做得出色的人甚至可以官居卿相、裂土封侯。但是，在大秦帝国建立以后，游士发达的这条路便被封堵了。不管是苏秦、张仪那种给奶便是娘的“反复小人”，还是“义不帝秦”的鲁仲连那样的正人君子，都没有了其他的选择。他们只能向秦臣服，以谋出路。

虽然秦朝灭六国为郡县后，裂土封侯这样的事情再也没有了，卿相一类的高官位置也变少了，竞争也格外激烈，但如果秦王朝正常对待人才，人们好歹还算有条出路，可秦始皇偏偏连这条路也给彻底地断了——统一天下以后，秦王朝推崇法家，并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焚诗书，缉捕游侠，这相当于将当时数量最多的儒家、墨家的追随者们逼上了绝路。偏偏这些读书人又全非迂腐之士，相反，如张良、陈平、范增、韩信、张耳、陈馀般有才干、有抱负者大有人在。

同样处于“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大格局下，有才干者与无才干者最大的不同彻底展示了出来，乱世出英雄，没本事者会认命，有本事者却会抗争。

这些贵族、遗臣与游士们一无出路、二无盼头，只空剩一身本领，怎么可能甘心？他们凑到一起，秦不乱才是笑话。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经济上让广大人民没了活路（至少是活得不舒坦），政治上又让一群有本事的人没了盼头，这样的利益分配方式，哪个朝代都得亡。

一架极好的国家战争机器并不能代表一套极好的管理体系，这也是为何中国有“打江山易、守江山难”的古语存在的原因——没有良好的管理体系，在资源力量用尽之时，中央政府将会完全无法应对接下来的国家走向，再加上臣子不力、中央集权过于集中，庞大的帝国当然会迅速衰败。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我们也往往能够看到这样的情况——那些异军突起的胜利者在抢占了某个市场后，因为管理不当、措施不佳，再加上尾大难掉，往往导致多年经营的企业被人兼并甚至彻底倒闭。结合秦王朝的灭亡，这也给了我们一定的启示——万万不要以为“得了江山”便是胜利；如何“守得住江山”，才是管理中的重点。

所向披靡的农民起义军

我们必须要说明的是，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家，陈胜根本没有牢固的革命基础与群众基础，理论基础更差，因为这毕竟是搭起伙来造反，而且是临时搭伙造反。中国百姓一向信赖“好死不如赖活”，只要有条活路就不愿去自寻死路，而陈胜身边那帮被临时煽动起来选择的农民们，他们或许会因为一时头脑发热而造反。但是，汉语中有个词儿叫“后怕”，很快，他们便会发现自己稀里糊涂上了贼船，而且已经下不来了。在此次被征发以前，他们甚至连陈胜是谁都不知道，如今，他们却要因为一句口号而为他去死？这支队伍能坚持下来吗？

以楚国的名义起义

从一开始看，陈胜、吴广的起义就带着难以克服的基因缺陷。与为了反秦散尽家财、做足了准备的项梁不同，陈胜的确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但他的造反却极难称得上是有预谋的造反，因为在下大雨以前，大部分人是没有想过会走这条路的。

这支队伍的战斗力从一开始就值得怀疑。事实上，只要秦朝此时可以给整个起义队伍来一个当头棒喝，很可能不足半月，队伍自己便会作鸟兽散。想要让这支因为一腔热血而临时走上造反道路的队伍看起来像一支真正的起义部队，需要的不仅仅是无与伦比的勇气，更需要一路顺风顺水的运气。

凡成大事者，总会有那么一点点运气——这种运气也可以用机遇来解释。陈胜的运气非常好，或者说，自从有反意那一天开始，他便已经预料到了自己的机遇——你听他在口号中提出的想法：“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秦代赋税徭役过重，二世昏聩，又是杀兄者，自然值得讨伐，而如何为自己的讨伐再找一个光明正大的理由？

陈胜很快便找到了——项燕是楚国的大将，他在世期间多次立战功，又爱护士兵，楚国人对其非常敬爱。“现在，如果我们这些人冒充公子扶苏、项燕的队伍，向全国发出号召，应该会有很多响应者。”

陈胜所料一点儿不差。在他们率先打出义旗以后，确实和者甚众。他们迅速取得了成功。起义军先攻下了大泽乡，在吸收了部分民众参与讨伐以后，起义军又接着攻下了蕲县，此时，符离人葛婴表现出了出色的领军本领——他成了陈胜手下的大将。从攻下蕲县开始，以葛婴为首的军队开始不断夺取蕲县以东的地方，并连续攻克包括克铚（今安徽宿县西）、酂（今河南永城西）、苦（今河南柘城县北）、谯（指谯县，在今安徽省亳州市）在内的五县，控制了安徽、河南交界的大部分地区。

行军过程中，陈胜一直在不断地吸收群众参与起义军，等到达了陈县以后，陈胜的军队已经有战车六七百辆、骑兵1000多人、步兵几万人。

认同感缺失，给了陈胜机会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百姓对秦朝的认同感不足。秦朝有严刑峻法，有名目繁多的兵役徭役，更有沉重如山的赋税徭役——这恰恰是“天下苦秦久矣”的形成原因。可以说，“苦秦”早已形成了一个社会共识，也恰恰是这种社会共识，几乎全面摧毁了秦朝的统治根基。因为这意味着，对秦朝来说，他们失去了一个政权长治久安最重要的东西——百姓对政权的认同感。

认同感是什么东西？你可能是某家公司的一分子，你钟爱这家公司时，有人诋毁它，你会尽力维护。因为你和你的同事对这家公司非常满意，你们不允许外人说三道四，这就是认同感。在每一个认同感强大的群体中，成员通常会产生共同的认知与评价。这是因为，全体成员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或是让公司成为更好的企业，或是让自己成长为最出色的员工。这种共同的目标源于一致的利害关系——若企业倒闭，你们将面临更大的风险。一个企业想要发展，需要成员强大的认同感；一个国家想要持久，更需要广大民众拥有认同感——没有了认同感，就相当于没有了民众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认同感的缺失往往以“点传点”的方式传播。一个人对组织失望以后，其认同感的缺乏会如同可怕的瘟疫一样，一旦蔓延开来，几乎难以遏制。在一个公认“苦秦”的底层中，只要有人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只要有人敢揭竿而起，接下来势必会四方追从。

因此，陈胜手中最初虽只有900人，但恰恰是因为“天下苦秦”的社会认同感存在，所以，他登高一呼，900人瞬间便变成了9000人，且人数不断地攀升。“天下苦秦”未必会让陈胜获得成功，但陈胜利用这一点，足以掀起那个时代属于他自己的滔天巨浪。

可以说，“天下苦秦”是陈胜对机遇的把握，是陈胜对敌我力量做出的最精准判断——他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

攻下陈县——未胜利，先称王

起义刚开始时，陈胜、吴广所率领的军队简直是所向无敌，顺利得一塌糊涂。如果说，起义队伍的不断壮大是在情理之中，毕竟“天下苦秦久矣”，那么，凭什么这群没有任何作战经验、不懂排兵布阵甚至连武器都是“斩木为枪”的“乌合之众”居然能掀起如此大的声势？数十万秦国精兵去了哪里？强大的秦国武装队伍在哪里？

陈胜此时又一次展现出其战略头脑——他决定攻打陈县。《史记·陈涉世家》中有描述：“攻陈，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弗胜，守丞死，乃入据陈。”陈是秦始皇兼并六国以前楚国的国都；秦灭六国以后，将陈县定为郡治，足见其政治意义与战略地位之重要性。如果起义兵能拿下陈县，对摇摇欲坠的秦王朝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于是，陈胜率领大军直逼陈县。

可是，当起义军攻打陈的时候，居然是“陈守令皆不在”，这或许也能理解——或许守令本人有点儿私事呢？守城头领不在，副手干得也不错，在一开始时，起义军处于“弗胜”状态。“弗胜”即“一时不能战胜”，但最妙的地方就在这里——起义军一时不能战胜，却还是能进入城中占据陈，原因是“守丞死”。这守丞是怎么死的？被谁弄死了？史书中并没有明说，但很有可能是对他不满的人干的。

陈县到手以后，陈胜立即召集了当地“三老”与“豪杰”——三老乃县中主管教化的官，而豪杰则是县中素来有名望的人——三老与豪杰们非常清楚，陈胜召集自己绝不是出于好意，而是想要为自己的起义找一个理由。虽然被秦诛族是死，但眼下若不同意陈胜起义也是死。更重要的是，陈胜在起义后短短一个月，便连克数县，这一事实直接证明秦朝气数已尽。

于是，他们便纷纷向陈胜进言：“将军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您的功劳可以称王！”当然，人群中也有少数的不同言论，陈胜自立为王，与自己的口号“复楚”明显相悖离，这很容易让世人感觉陈胜起义只是为了私心，而不愿意相从。

但陈胜哪里管得了那么多？他思前想后，这称王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于是便果断做出了称王立国之决定——以陈县为都，“号为张楚”，国号张楚即大张楚国之意（一说为张大楚国之意）。中国历史上首个农民革命政权正式挂牌登上历史舞台。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陈胜是秦末首个起义农民领袖，可以说，他是第一个公开站出来反抗秦朝暴政的人。也正是因为他的行动强而有力，直接推动了当时全国范围内反秦浪潮迭起，并最终从根本上动摇了秦王朝的统治。不过，这些并不足以概括陈胜称王的全部意义，其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自他开始，平民代表开始涉足最高政治领域。因此，他的起义拥有划时代的意义。

陈胜称王后，极大地鼓舞了天下饱受秦政之苦的人民，他们纷纷在全国各地逮捕、宣判当地官吏之罪，以响应陈胜。随后，许多有名义军首领甚至原六国王族、贵族后人也随之参与了反秦战争。起义之火已经熊熊燃烧，最终把秦王朝彻底焚毁。

有些人注定是配角

不管是陈胜、吴广还是项羽、刘邦，他们都是楚国人，楚国人拥有着极为狂热的爱国热情。最凸显这一点的，就是在六国统一战争中，楚国在军事上的抵抗最为强硬。以项燕为代表的大将一直秉承坚持抵抗政策；而另一方面楚人素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传言，就算楚国剩三户人家，灭掉秦国的依然是楚国；之后，上述几人在反秦战争中的表现也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

在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激励之下，陈胜振臂一呼后，各地楚人踊跃响应。可惜在起义过程中，陈胜做出了三个错误的选择，以至于6个月以后便彻底失败了。

未胜利，急称王

“枪打出头鸟”的说法永远不会过时——自陈胜称王以后，他便成了秦王朝首个重点打击对象。而另一方面，张楚政权从兴起到灭亡，仅历时6个月，其间，陈胜不仅不思进取，反而给自己修建了宫殿，设置了百官。当时，包括吴广在内的所有初期举事者，都成了司职一方的大小将军，这使得人人都陷入了“功业已成”的幻想之中——他们既不清楚自己官职的政务应如何处置，更不明白应该如何向陈胜建议——以这些农夫的见识，也的确没有什么好计谋。

此时，陈胜拿出了农民听天由命的招数——待人以诚，听能人主张。当时，也的确有贤士前来投奔，张耳、陈馀、叔孙通等人即是此时投奔陈胜而来的。但陈胜并无辨识人才的能力，他只分配了4人管理政事：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并领政事，并主司群臣；孔子八世孙孔鲋为博士，主大政方略问对；逃秦博士叔孙通为典仪大臣，执掌礼仪邦交。

朱房、胡武是六国旧吏，的确长于权谋，但是他们独独没有大政胸襟；而叔孙通与孔鲋则是一般的儒家做派，他们不屑于脚踏实地地做事，终日只会侃侃而谈。在4人的带领下，号称“百官”的二三十名官员就此上任。

随后，叔孙通与孔鲋不断向陈胜进言，愿其封建诸侯，但此时的陈胜并没有那么远的打算，他眼下只想讨论兵马粮草。如此一来，朱房、胡武二人便实际执掌了中枢决策权。没过3个月，叔孙通便借着攻城之机投奔了项梁势力，并一去不复返了。临行前，他对曾一起在大秦庙堂共事的孔鲋说了一句话：“竖子不足成事耳！文通君慎之。”

不过，这孔鲋虽然为儒家，却自有其执着本性，自跟随陈胜开始到死于乱军之中，他始终没有离开过陈胜。

叔孙通的离开有其必然性——陈胜起义时，楚国旧王室在楚人心中依然有惯性权威。人们总是会对过往的领袖极度思念。对爱国热忱如此高昂的楚人而言，陈胜的举动无疑是一种背叛。过早地暴露私心与野心，只会导致英雄豪杰们纷纷离心。到最后，陈胜身边只剩下了一些投机分子与趋炎附势的小人。

同样道理，朱元璋采纳刘伯温“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战略，最终建立了大明朝；而同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洪秀全却重走了陈胜的老路。结果，太平天国被彻底剿灭。

偏信、专断，害死吴广

起大事之初，最忌讳的就是在用人方面偏听偏信、独断专行。陈胜并没有用人能力，他在称王以后，拜将选官用的全是“心腹”，而这些心腹恰恰是乱世时期的小人与野心家。陈胜本人并没有才能，但在他手下带兵者，却有不少枭雄与大盗。

如何驾驭他们？陈胜便以中正朱房、司过胡武为“特派员”，监督众将，二人专门负责挑众人毛病、打小报告。各路将领在外作战时，若有失礼或者违抗“王命”者，立即就地收押、处决。

据《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胜称王以后，便再未领兵出征，吴广得令率兵攻打荥阳，而另一起义军将军周文则率军直捣咸阳。由于孤军深入，最终寡不敌众，惨败于渑池（今河南境内）。

此时，秦王朝派大将章邯率数十万军队，正式反击起义军。此时，吴广手下有田臧等部将。这些人看到周文战败、秦军不久即至，而荥阳却迟迟攻不下来，就准备分部分兵力牵制荥阳敌军，并以大部分精兵来迎击秦军。

这些人在一起商议道：“今假王（吴广）骄，不知兵权，不可与计，非诛之，事恐败。”于是，便假称陈胜之命将吴广杀死，并将其首级献给了陈胜，而陈胜此时非但不为一起起兵的好兄弟惨死而惩罚叛贼，反而“赐田臧楚令尹印，使为上将”。

从史料表面来看，吴广似乎是由于刚愎自用以至于部下无法与其商议军政大事才导致被杀的，但事实上，在《史记》中同样有记录：“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吴广为人亲切，在军中有极强的号召力。这对于陈胜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威胁。

当时，陈胜为王，任用亲信，不仅苛察臣下，而且还妄杀故人，因此将士离心；相反，整日带兵的吴广却获得了基层士兵们的拥护，陈胜与吴广的关系不再如起事之初那般默契，而是渐渐地转为暗中对手——由后面的“献首于陈王”可知，田臧杀吴广肯定是得到了陈胜默许的。

吴广的死对于张楚政权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而且他的死也预示着这一临时政权终究不会长久。

苟富贵，勿相忘？

陈胜称王以后，早已忘记了过往的誓言，但他的乡亲们却没有忘记——当年他与人做工耕地时，曾经对一起耕地的苦难兄弟许下诺言：“苟富贵，勿相忘！”在陈胜于陈县称王以后，他在阳城县的一批乡亲故旧想起了当日“富贵不忘”的誓约，于是便结伴至陈。

这是陈胜聚拢忠诚者的好机会——自古以来“老乡会”都是管理者、统治者获得绝对支持力量的来源，若陈胜善待他们的话，日后他必不会死得那么惨。这些乡亲初到时，陈胜的确不曾怠慢，他将乡亲们留在宫中，锦衣玉食地招待。

苦乡亲们哪里见过这样的荣华富贵？新奇之下自然又有几分嫉妒。于是，一群人争相将陈胜为奴时的糗事一一抖搂了出来，而这种抖搂其实并非为了让陈胜难堪，而仅仅是争相表示自己与陈王的亲近而已。然而，此时的陈胜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许下“勿相忘”诺言的老实人了，他听到自己的糗事被爆料以后，立即恼羞成怒，命人将几个多话老乡的脑袋砍了下来——剩余的人见状自然惊恐万分，纷纷告辞。

陈胜为何要对昔日亲朋好友痛下杀手？原因有三：

首先封建时代有“君权神授”之思想。古人素来认为，能登上王位的人都不是凡人，而是上天之子，是上天派到凡间来治理国家、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天子。这虽然是帝王们利用当时人们的迷信思想来愚弄百姓的，但这种不凡的履历在各朝各代都有新鲜物出现：南朝刘宋孝武帝称，其母梦到口吞太阳而怀孕；汉高祖刘邦则宣称其母梦见真龙入怀而孕。类似此类的传说在中国史书中从未断过，且各有其奇异之处，从不重复。陈胜也不例外——他并不满足于称一地之王，他的目标最终是称帝中国，而他的出身自然也是要粉饰一新。可眼下，乡亲们不断地揭他的老底，这对他未来的个人形象宣传大为不利，这也是他对乡亲们痛下杀手的重要原因。

其次，平民称王者多数性猜忌、好杀戮，他们唯我独尊，为保来之不易的权势，他们往往只知有己、不知有人。陈胜其人心胸本就狭窄，称王以后，其岳父与妻兄曾投奔于他，但他却想起贫穷时，被岳父家看不起的情境，虽然当时勉强收留，却如同对待奴仆一般对待亲人。其岳父与妻兄受不了此种侮辱，不辞而别。由此事便可知陈胜素来是待人刻薄的。

最后，那些旧识也忘记了自己面对的是谁。他们为了证实自己的确旧日与陈胜亲近，便争相揭露一些陈胜不得志时的隐私，且言语之间颇有嫉妒之意。但当时陈胜已然为王，怎可受此戏谑与侮辱？旧识们的不检点，也是为自己招来杀身大祸的原因。

不管陈胜到底为何杀旧识，其“早相忘”之恶名已传遍故乡。从此以后，乡亲故旧们再也不曾投奔过陈胜。

轻重不分，兵力被分

陈胜刚起兵时，秦国主力部队之所以未来得及救援，固然因为赵高等人对秦二世隐瞒真相，但另一方面也因为大秦主力一部分在朔方、一部分在岭南，正在全力进行扩张战争，根本来不及回援。

后来，赵高看局势渐难控制，便赦免了大批的刑徒与奴隶，并将他们调拨给少府章邯，令其带兵去各地平定反军。章邯此前并没有打过仗，他主要负责皇帝的财务与衣食管理。在章邯的这支混军未提高战斗力以前，陈胜只要继续拥众入关，灭秦并非没有可能。

陈胜之短见也在此处彻底显现——他只派出了一支偏师去攻打咸阳。而统率这支部队的大将军是周文。

周文本为风水先生，在陈胜举兵以后，他跑去陈县毛遂自荐，说自己是军事专家，理论与实践都颇有建树。陈胜在未求证的情况下，便任他为统帅，去攻打咸阳。

这位风水先生并不懂得治军，更不懂得聚拢人心。他率领军队，一路烧光了安居的农舍，并裹挟当地的百姓，将他们驱赶在大军之前充当炮灰。大军一路浩浩荡荡冲向关中，途中正好遭遇章邯的队伍——后者刚刚成军，还未接触过实战，当然也没有多少战斗力可言。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其实都非常心虚，但章邯明显更擅长临阵指挥。两军交战，形势一乱，周文的军队裹挟的百姓立即四散开来逃命去了，而章邯率领军队中战斗力极强的一股中军，专门追着周文的旗号打，结果周文兵败身亡。这一仗的失败，是陈王由盛转衰的拐点。

与此同时，陈胜还另派兵马前去攻打北方诸城，结果，派去的人相继自立为赵王与燕王，而且他们自立为王的灵感还是来自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你陈胜可以做王，我自然也能做王！

张耳、陈馀二人与陈胜手下大将武臣一起，前去接管赵地，并期望能多打一些地盘出来。

后来，闻听周文身亡关中，武臣在张耳、陈馀的鼓动之下，拥兵自立为赵王。

武臣手下的部将韩广被陈胜派到燕地，当时反秦志士便拥立他脱离陈胜，自立燕王。

占据魏地的陈胜部将周巿，此时一看天下都在称王，自己也蠢蠢欲动，但他知道自己出身卑微，便拥立魏宗室弟子魏咎为魏王，自己则做了宰相，脱离了陈胜集团。

这些人的离开不仅让陈胜的兵力急剧削弱，同时也使他陷入了一个无忠军可带的必败之局。

最终，战胜了周文的章邯率战斗力渐强的大军挺进关东，围攻陈县。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12月，陈胜亲率农民军与秦军展开激战，虽奋力拼搏，但终未挽回败局，大军被迫退至下城父（今安徽蒙城西北）。

正当陈胜准备重新聚集力量、再做反秦努力时，没想到跟随他数月的车夫庄贾此时接受了章邯的诱惑，对他痛下杀手——中国第一位农民起义领袖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陈胜死，全国抗秦义士四起

陈胜被害后，其旧时侍从、将军吕臣极为悲愤，并于新阳（今安徽界首北）重举义旗，组建了“苍头军”，从章邯的秦军手中夺回了陈县，并处死了杀死陈胜、投降秦军的叛徒庄贾，重树“张楚”大旗。

陈胜已死，原奉命东下发展的部将召平，此时也借陈胜名义，拜原楚国名将项燕的儿子项梁为上柱国，助其渡过乌江，西上击秦。

陈胜部将秦嘉随后也联合当地的部落贵族长老，立秦末楚国贵族景驹为楚王。随着秦嘉义军不断抗秦，景驹的声名逐渐高涨，楚地的造反小团队纷纷去投奔他——就连刘邦也感觉自己的沛县小集团没有大树依靠实在难以混下去，于是便带人投奔了楚王景驹。

此时，原为齐国王族的田儋则在齐地自立为王，他带领宗族子弟起兵，很快便占有了原来齐国的大部分领土。

反秦斗争再次焕发生机。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从陈胜谋划起兵到称王立国，再至兵败被害，前后不过六个月时间。

陈胜毕竟是农民，自始至终，他都弄错了一件事情——“大秦亡、陈胜王”根本就是两回事，大秦亡了，这天下也未必是他的。但在当时，他并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以为的是，从他决定称王这一刻开始，这天下已经是他的了。

翻开《史记》原文，我们可以发现，在陈胜称王以后，其事业出现了很多起伏，而他们的败亡经历在后世形成了一种规律——封建时代的农民起义总是会走同样的路子。

早造反并没有错，错的是陈胜先称王——称王便等于将自己当成了靶子，等着别人来讨伐。陈胜的失败足可告诫后人：人若不顾时机、只顾贪图荣华富贵，迟早会毁在富贵上。

第二辑　楚汉风云起

一般史书将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202年之间的这段时间称为“楚汉战争时期”，这一时期从秦彻底灭亡开始，以项羽自刎乌江结束。在此期间，以刘邦、项羽为主角，展开了一系列围绕权力与人才展开的争夺战。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历史上各类统治权争霸战中最精彩的一段。在这一时期内，血腥、温情、背叛、忠诚等，都演绎出了另一种极致。

一次聚餐决定一个朝代

项梁、项羽叔侄起兵后，推楚王孙熊心为怀王。恢复楚地后，沛公刘邦率众来投。秦少府章邯奉命平乱，大军先破陈胜、吴广、项梁，又邀击诸侯于赵国，战局迅速变得对秦有利。

此时，怀王召集宋义、项羽、刘邦等人开会，议定兵分两路：一路北上，以宋义为主将，项羽为副将，范增为军师，消灭秦军主力，同时慑服各路诸侯，再一同取道函谷关入关中；一路西进，由刘邦带领，经武关进入关中，取咸阳灭秦。此时，怀王熊心与宋义、刘邦等约定：谁先入关中，谁便可于关中称王。

两路大军，刘先入关

先说宋义率领的北路军。走到半路时，宋义突然下令军队不许进发，虽然其未明说，但已显坐观天下、拥兵自立之意。于是，项羽与范增合谋，杀掉了宋义，抢占了军权，然后破釜沉舟，渡河与秦军在巨鹿大战，解救了赵王。秦军败降，各路诸侯也对项羽皆服。

此次战胜章邯后，项羽收服了秦降卒20万，但率众进军关中的途中，他害怕降卒生二心，于是便将秦军将士悉数坑杀，仅留了章邯、司马欣、董翳三将，以备日后用。

但项羽兵临函谷关时，却意外地发现刘邦已先入关中，并派重兵把守了函谷关。项羽大怒之下破关而入。当时，项羽率部40万，驻扎于鸿门处。其中，项氏大军十几万，剩余的皆为随项羽一同入关的诸侯部队。这些军队有些存心观望，并无真正归服之意，有些甚至已处于解除武装状态。

再看刘邦。当时他率手下军队10万驻扎于霸上。为何刘邦会先进咸阳？不得不说，上天就是在眷顾他——他的部队并非楚军主力，秦军当时被牵制在巨鹿，因此，刘邦得以抄敌后路；而且他边打边走，聚集了陈胜、项梁被灭以后的散兵游勇，一路上又有几个大城的守军投降被他收编。奉怀王之命出发以后，刘邦与自己的沛县小集团一路智取力夺，再加上兴仁者之兵、行诡谋之用，最终打入关中。在入关以后，又采纳了张良的建议，与咸阳父老约法三章——不杀降顺将士，不抢秦宫女人，不贪府库财宝，对故吏安置妥当。

一切安排妥当以后，刘邦才退军霸上，等待大部队的到来。但他手下有一名为曹无伤的愚蠢小人。当时，曹无伤为刘邦手下的左司马，他以为挑动项刘争战，自己便可获得项羽的赏赐与信任，于是便去项羽那里告密，说刘邦有“称王关中”之心。

项羽听说刘邦准备称王关中自然盛怒，便下令次日一早让兵士饱餐一顿，众志成城，击败刘邦之军队。一场恶战在即。

项伯：无意间断送了项家江山

刘邦之所以能够逃过鸿门宴一劫，最终要谢的人还是张良。

项伯是项羽的叔父。当他得知项羽准备与刘邦开战以后，料定刘邦必败。此时，他最担心的人是自己的老朋友张良。

早在秦始皇时期，项伯杀了人，曾经逃至下邳张良那里，张良待他极佳，再加上二人皆有反秦之心，自然成了难中好友。项伯知道张良如今是沛公的军师，唯恐玉石俱焚，于是他快马加鞭连夜赶至霸上军营，密会张良。

项伯的本意是让张良与自己一起离开，先逃离险境再说。但张良深深铭记着刘邦的知遇之恩，自然不愿弃刘邦而去，便将此事告诉了刘邦。这是项伯未能预料到的，但他又不能弃好友而去，无奈之中，只得默许。

按理来说，项伯在险难之中不忘张良，本是高尚的报恩表现，但他却忽略了两个问题——秦灭以后，刘邦与项羽各自的势力不断发展，此时，刘邦先入关中，已与项羽形成对立之势。自己是楚军高级将领，且是项羽之叔父，当朋友之谊、政治利害、亲情利害相冲突时，他选择朋友之谊未必妥当；二来，他可以找出多个借口让张良离开霸上，未必非要将军机泄露给对方。从这一角度来看，项伯其实就是断送了项家江山的那个人。

刘邦得知此事后，自知力量不敌，于是便决定从项伯处下手，将其选定为行事突破口。他以三寸不烂之舌，巧妙地解释了产生误会的事情，而且明确地表示，自己根本没有称王之心，驻军于霸上，只是在等待项羽大军到来。接下来，他对项伯许下约定，决定与其结为儿女亲家。此时的项伯被对方的甜言蜜语所惑，完全相信了刘邦的忠诚，甘愿充当起双方和解的中介人，并提出让刘邦亲自到鸿门向项羽道歉的建议。

于是，便有了次日鸿门宴上的表现。范增不断暗示项羽，让其乘机杀掉刘邦，而项羽此前已被项伯说服，认定刘邦对自己忠诚，因而根本不顾范增的暗示。当范增召来项庄即席舞剑时，项伯早已看出了范增要杀刘邦之真意，立即拔剑对舞，保护刘邦——在他看来，保护自己请来的客人，是仁义的表现，更何况自己与刘邦已结为亲家，自然更不能杀。

随后，刘邦部下樊哙带剑拥盾闯入宴会。趁樊哙与项羽对话之时，刘邦尿遁。范增随后大怒：“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

项羽为何不杀刘邦？

一席鸿门宴，引发后人最多感叹的，是项羽放走刘邦——到底是妇识短见还是丈夫义举？在现代楚汉研究中，主流看法多认为，项羽的确有妇人之仁，且不听臣言，狂妄无礼，刚愎自用，最终输给了刘邦，落得惨死乌江畔的结局。

但事实上，在鸿门宴上，项羽还真是不能杀刘邦。

项羽此前对宋义痛下杀手，是因为有范增与全军将士的支持；坑秦降卒能成功，也是因有多路诸侯军襄助。如今，若他要杀刘邦，各路诸侯未必会帮他。当时，项羽与刘邦都是怀王手下的将军，换句话来说，他们的矛盾只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且两者的矛盾并没有公开化。更重要的是，项羽当时年龄尚小，只有二十几岁，他虽然在战场上骁勇善战，但在政治上却非常稚嫩。

当刘邦亲自带珍宝至鸿门谢罪，并同时将功劳与称王的资格拱手相让时，刘邦早已占据了道德优势——怀王有约在先，先入关中者为王，刘邦根本不需要这样做。刘邦此时将自己包装成了道德完人，并声称自己是在为项羽打前阵。更重要的是，他当时入关中以后，并没有据守咸阳。这就直接证明了他并无称王关中之欲望。

刘邦的包装显得滴水不漏。若此时项羽贸然杀掉刘邦，那么势必失去诸侯们的信任，威望受损是必然。而且倘若杀刘邦以后，刘军全力反抗，而众诸侯又继续作壁上观的话，项刘大军火并窝中斗，纵使项羽可获胜，也将导致自己元气大伤。更重要的是，即使自己杀掉了刘邦，其军队也不可能轻易被自己兼并，因为刘邦军中有不少秦人，而项羽自己刚刚因为怀疑降卒有二心而坑杀了20万秦人。

因此，当时对项羽来说，最重要的并非杀掉刘邦，而是赶紧利用自己在巨鹿之战中建立起来的威势，抓紧时机获取人心，建立霸业。

所以，项羽并未有心杀刘邦。而不杀刘邦，也是项羽在入关以后所做的唯一正确选择。也恰恰是因为这次项、刘言和，才奠定了项羽随后分封诸侯的基础。而这也是他得以称“西楚霸王”的前提。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从楚汉开始，后人开始将鸿门宴比喻成暗藏杀机的宴会或者不怀好意之事，而范增的预言在几年后实现。

其实，项羽枉称“西楚霸王”——他在杀人一项上，比刘邦差远了。群雄逐鹿中原时，刘邦杀的英雄远比项羽多，但他不仅获得了天下，而且天下人并不认为他是暴君。项羽与刘邦相比，最不足的地方在于，他不懂得什么时候该杀，什么时候不该杀；在哪里杀，让谁去杀，如何杀，杀完以后，如何向大家解释“他必须要杀”……历史上，那些最终成为“一代明君”的强人，都是擅于掌握生杀火候的大师。

但项羽只知道杀人容易。他一生征战，无数英雄丧命于他的楚戟下。鸿门宴上，他只正确地选择了忍住不杀，却还被后人讥笑为“妇人之仁”。人做到这种份儿上，足以证明其在政治上的幼稚。

巨鹿之战毁了两对兄弟

提及相知之情，现代人最容易联想到的便是战国时期的赵国名士——廉颇与蔺相如。两位英杰一文一武、相得益彰，共同撑起反抗强秦的一片蓝天。可是，这份友谊却是颇费了一番周折的。从蔺相如迁为赵国上卿、地位超过廉颇起，廉颇心中便颇有怨恨，并发誓一定要羞辱对方。以大局为重的蔺相如却处处躲着廉颇，这种躲避甚至到了令门客感觉羞愧、集体请辞的地步。蔺相如的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不仅感动了门客，同时也感动了廉颇，“负荆请罪”由此而来。经历一番波折，二人遂成相知。

秦汉之际同样有相知之交，只不过，这些相知之交在经历了战乱风波以后，却最终闹到了一方必欲置另一方于死地的地步——也许这种结局连他们自己也始料未及。

从刎颈之交到反目成仇

张耳和陈馀都是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张耳在年轻时曾是魏公子无忆的门客，后来，一位富商发现张耳贤能，便将女儿嫁给了他。在得到了岳父的资助后，张耳很快便成名了。陈馀自幼好儒术，是河北一带的知名人士。二人相识后，彼此为对方的才华与人格所服，于是便成了刎颈之交。由于当时陈馀年龄小，所以，他就如同对待父亲一样，对待已是魏国外黄令的张耳。

后来魏国灭亡，秦国悬赏千金捉拿张耳、五百金捉拿陈馀。二人为逃生而改名易姓。逃到陈县以后，迫于生计做了里监的看门人。也正是在这期间，他们认识了刘邦。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后，二人相约一起投奔陈胜。随后，陈胜派他们跟随大将武臣北略赵地。在张耳与陈馀的辅佐下，武臣很快便攻下了河北大部分县地。经过一番出生入死，两人都成为军中重要将领。因看陈胜称王以后并无巩固政权大志，二人便建议武臣自立为赵王，以陈馀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若武臣成功，二人便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

但不幸武臣部下李良叛变，杀了武臣。此时，陈馀率兵击败了李良，李良无奈之下只得投奔秦将章邯。武臣死后，二人便拥立了原来赵国国君的后裔赵歇为王，重新恢复了赵国。

其实，两人之所以这样做，也不过是打一手道德牌，以期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效果。此时，兄弟齐心，他们的势力也越来越大。眼看事业一帆风顺，却未承想，人生此时给他们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随后，秦国的剿贼大军在章邯的带领下在大破楚军、杀死了项梁以后，北渡黄河，进攻赵军。张耳与赵军只得败走巨鹿。秦将王离率大军围住了这座即将成为死城的城市。而陈馀此时北收常山兵，驻扎在巨鹿之北，因敌众我寡，根本无法突围进城进行营救，于是张耳与陈馀这对曾经的刎颈之交便遇到了最严峻的人生考验。

当时二人面临的形势是这样的——巨鹿城内逐渐兵少粮尽、危在旦夕。此时，燕、齐、楚等地的义军得知秦军围赵以后，纷纷来救，其中就有张耳的儿子张敖，他也带了万余人来到了巨鹿城下。但所有外援都仅仅作壁上观，不愿意妄动。诸军各怀鬼胎的情况下，张耳自然心内焦急。

此时，陈馀率几万人驻扎在了城北，但他丝毫不敢造次——此时的陈馀非常清楚当前局势，他最害怕的就是救人不成，反而造成了无谓的伤亡。而张耳却没有意识到这点。他以为陈馀会不遗余力地前来救自己，但慢慢地，他发现数次派人前去求助，自己的结拜兄弟却迟迟按兵不动。

对此张耳恼怒不已——想当年，我二人是刎颈之交，如今你为何做起了缩头乌龟？而陈馀也有自己的理由——以卵击石，无济于事；一起赴死，无济于事，还不如留着这口气。即使你们真的死了，我还能为你们报仇。

张耳的要求更多的是情感上的——刎颈之交自然是以生命相托，既然当时已许下誓言，即使今日白来送死，你也应来，更何况时局并没有那么坏，努力一把，可能我们会有一两成生存希望。

陈馀此时把理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不断地比较“出兵”与“不出兵”的结果与代价——既然这样做没有任何的效果，为什么还要去拼命？现在共同赴死，就如同将肉送给饿虎一般，何苦来哉！

其实，二人的说法都是可以成立而且无可辩驳的。在生死面前，道德开始暴露出了它的虚弱性。这正如两个相反的命题一般，在某种特别的情境下，可以同时为真，也可同时为假。

但在二人看来，此时对方的要求对自己来说已是贪婪的表现——张耳的要求是如此苛刻，他怎么能要求好友成全对方、牺牲自己？而这种“明知是死，也要死在一起”的刎颈之交是否太过苛刻？而陈馀之理性也很可怕：你往日信誓旦旦，如何到了问题跟前却让好兄弟自求多福？

此时，二人都没有做到换位思考——对方到底是怎么想的？在现代交际学中，心理学家们推崇这样的做法——当你与亲密的人遇到了交往困境时，不如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如果你是对方会怎么办？

站在换位思考的角度来看这对往日的好兄弟当下的困境：如果我们将场景调换一下，将二人言行反过来，很可能会是另一局面——陈馀见好友被围，马上怀抱破釜沉舟之心率军营救；张耳因此深受感动，苦口婆心地劝说兄弟千万不要这样做，与其意气用事一起赴死，不如保存实力，待日后东山再起为我报仇！最后陈馀只得含泪离去……

遗憾的是，历史没有朝我们想象的方向发展——张耳派出部下逃出巨鹿，前去责备陈馀。陈馀在对方的逼迫下，只得派出5000兵马作为前锋先行，攻打秦军，结果全军覆没。之后陈馀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他是将领，手下士兵也是命，兄弟的命要紧，士兵的命也要紧。

所幸发生了一件事：楚将项羽杀了宋义，夺了兵权，引兵渡河击败了秦将章邯。此时，各路军马才摆出一副仗义模样，纷纷进军巨鹿，解了巨鹿之困。

赵王与张耳获救以后，出城答谢各路兵马相救。在见到了陈馀以后，张耳责怪陈馀不肯救己于危难，在问到自己派去的两名说服陈馀的部下下落时，陈馀直言，自己派他们带领五千兵马做前锋，两人已没于军中。但此时张耳哪里听得下去？他连问几遍，分明是在怀疑陈馀杀了二人。

陈馀心中烦闷，无奈之中，便带着自己的百余亲信到不远的湖中钓鱼散心。谁知，张耳此时竟趁好友外出，夺了他的兵权，收编了他的队伍——刎颈之交就此变成仇人。

几年后，张耳投至刘邦麾下，深得刘邦厚爱，而陈馀则重立军队，在收复了河北故地以后，重新拥立赵歇为赵王，成为河北一带最大的割据势力之一。刘邦的汉军不断壮大后，曾派人前去招降陈馀，当时陈馀只提了一个要求：杀掉张耳。

最终，刘邦派人送去了一颗与张耳相貌相似的人头，陈馀这才降了汉。但同殿为臣，自然会发现对方的踪迹——当陈馀觉察到张耳竟然没死、刘邦欺骗了自己以后，竟然又背叛了刘邦。由于对张耳恨极，陈馀此时竟然糊涂得连天下家国大义也不要了。

结果，次年韩信渡河攻赵，大败赵军，陈馀战死，而张耳则被封为赵王。

不管陈馀与张耳之间的刎颈之交是如何演变成仇敌的，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虽然两人有“刎颈之交”之名，却没有“刎颈之交”之实——两人的情感根本没有达到为对方考虑甚至贡献生命的高度。张耳困守孤城之时，他的儿子也在作壁上观——为何他不要求自己的儿子为救父而死？而后来的过度责难与趁机夺军之恨，更是加剧了二人的矛盾，这一切终是因为二人根本没有相互信任。

既生瑜，何生亮——结拜之交的“一声叹息”

在后人看来，刘邦、项羽无疑是生死对头。起初，项羽是胜者，刘邦是败者；后来，刘邦反败为胜，项羽败走乌江。但生死对头仅仅是两者关系中的一个方面而已，而绝非全部。他们的关系绝非“对手”二字可以概括得了的。

我们看过了张耳、陈馀的故事，最初时，他们为刎颈之交、忘年之交，但你可能不知道，在同一时期，这层关系在刘、项之间也存在，而其结局也是非要争个你死我活不可。

刘邦的年纪比项羽大了十几岁。起初二人联手击秦，无坚不摧，捷报频传。他们与英布一起，成为楚国的中坚力量。离开了他们几个，楚国根本不可能存在。值得一提的是，项梁正是在这几个人不在身边时，被秦军偷袭而死。

在头领死后，这几位军事天才顿时方寸大乱。虽然重兵在握，但几人相约退守彭城。由此可知，所有人才的成长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明明几人已是才华盖世，但在项梁麾下献力时，还是以项梁为主心骨的，一旦主心骨不在了，便会不知所措。此时楚怀王成了楚地将领们的名义领袖。也正是此时，刘、项二人成了结拜兄弟。在古时，结拜之情与刎颈之交相差无几，都为情义之托。

值得注意的是，刘邦这个大哥很可能只能照料项羽，并不能借结拜之事托大，更不可能摆架子，因为项羽并不仅仅是他的结拜兄弟，同时他还是楚国贵族的一脉传人。刘邦之所以能够不断壮大，正是因为得到了项梁的资助——他拿下了丰邑，出了一口鸟气，并在此时结束了动荡不安、漫无目的的作战模式，渐渐在项氏集团的庇护下羽翼丰满。可以说，这层关系是项羽与刘邦结拜的基础。但从这一角度来说，刘、项之间的结拜有些畸形，因为两人之间哥不像哥、弟不像弟。但不管刘邦是怎么想的，项羽虽然有些傲慢，但重义气的他肯定是待刘邦不错的。

张耳被困巨鹿，楚怀王派项羽随宋义援赵，此时，项羽为从、宋义为主，项羽之不满自然可想而知。在临行之前，他向怀王请求，让自己随刘邦西行击秦。从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来，二人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而且，在这一时期，两人在怀王帐中，一为沛公，一为鲁公，在地位上也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二人人格上的平等。

这种平等一直维系到项羽取得了楚上将军及诸侯上将军为止。随着项羽的职位越来越高、楚军实力越来越强，原来的兄弟关系便不断地淡化。所以，在鸿门宴冲突之中，刘邦根本没好意思提及这层“结拜”之义。

为什么不提？是因为提了太尴尬。当时，二人已因利益之争几近翻脸，提出这层关系只会让项羽难堪，而对项羽这样的大英雄来说，难堪便意味着怒火——到底会有怎样的后果很难说，很可能使刘邦的处境更加凶险。

刘邦逃出鸿门宴以后，正式与项羽对着干，也没有提及此事，是因为这对刘邦来讲并不是一件理直气壮的事——受封汉中巴蜀是怀王之意，你若以分封不公之名出兵，总是不那么理直气壮的。项羽未提此事，是因为此前取消刘邦称王关中的权利也真的非常不够意思，哪里像是一个兄弟应该做的事？

再说了，在古代道德观中，结拜兄弟也是兄弟，兄弟之间大动干戈，对两军领袖来说并不光彩。所以两人在这件事情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默契，他们尽可能地低调、未声张。

若不是项羽抓了刘邦的家人要烹要剐，想来刘邦也不会主动揭开两人之间的这层关系。那么，后人对这一秘密也将无从知晓。而现在知道了这层关系以后，我们对刘邦与项羽之间的冲突也会更多一些理解。

项羽在鸿门宴上放过刘邦，原是比有兄弟关系更深的考虑，但“结拜”之情或多或少地对重义气的项羽产生了一定的心理作用。此时项羽已带兵几年，以他的见识，他不会不知，日后有可能对他造成威胁的只有刘邦。但在当时，项羽的感性终于战胜了理性。他最终给出的、能够安抚自我情理的方法是将刘邦封在巴蜀之地并拦住刘邦的出川之路。

但天不遂人愿，天要成刘邦、亡项羽——戴侯赵衍给刘邦指了一条偏道，刘邦逃出川中，随后占领三秦，继而楚汉相争——历史已非项羽所能逆料。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张耳与陈馀、刘邦与项羽，这两对兄弟之间的情义演变都是从巨鹿之战开始的。从这一战开始，张耳与陈馀彻底决裂；项羽开始朝着“西楚霸王”的未来不断迈进，而刘邦也隐隐看到了“王关中”梦想的可能性。从兄弟到仇人实在太简单，只需将二人的利益摆放在对立面即可。

两个组合之间不仅有兄弟之情、惺惺相惜之义，更有战友之情，怎奈时局逼人，两对兄弟最终都落得个你死我活的结局。为何他们之间的兄弟关系会演变成残酷的厮杀？原因很简单——人性会随着局势与利益的变化，迸发出不同的火花。

《尚书》有云：“人心惟危。”当初无利益之争时，两人位置平等，且怜爱对方才能，很容易带入情感；一旦利益冲突，个人至上主义便会立即进入意义——他们开始对一切斤斤计较，开始对过往的兄弟变得挑剔。

其实，自从彼此之间因时局之变而出现了各方面的变化以后，结拜之情与刎颈之交都会变成尘封中的记忆——它们拥有的只是回忆的价值，而一旦落到现实的尘埃里，便窘态立现。

都是封侯惹的祸

项羽在历史上并没有真正称帝——到死为止，他都仅仅是个“西楚霸王”，但是司马迁却将他归入了专写帝王的本纪之中。而司马迁这样做，绝不仅仅是因为他对项羽有偏爱。事实上，太史公也给了我们答案：“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项羽平民出身，带领各路诸侯推翻残暴的秦朝，成事以后，又四处分封王侯将相。当时很多政事都是他主持的，自始至终，他都干着正宗帝王应该干的事，同时又号称“霸王”，所以，虽然他并未正式登基，但他却足以归入本纪之中。

一方面，我们不禁要赞叹西汉武帝时期为文环境的宽松——项羽再怎样也是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死对头，而汉武帝竟然允许司马迁将项羽写得如此神武，不得不说，这是封建时代少有的文学奇迹——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去思考，为何项羽要分封诸侯？分封诸侯一事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杀熊心，立霸王分封之意

项羽行使帝王之实，实行分封之策，依据史料记载可推断出，该分封最迟出于巨鹿之战后与章邯对峙期间，即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十二月至七月之间。《史记》记载，在章邯正式投降项羽以前，陈馀曾经给章邯写过一封信：“将军何不还兵与诸侯为从，约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称孤。”从这段陈馀的告白中，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出，项羽在巨鹿之战中统率诸侯联军，在与章邯对峙时，心中至少已经有了分封的战略性计划。而这种计划在章邯正式投降以后，正式开始实施：项羽与章邯为盟后，项羽立即立章邯为雍王，置于楚军之中。项羽封章邯为雍王，自然不可能是临时起意，他肯定早有分封战略，而这一战略极有可能是在范增的指导下完成的。

分封战略到底是何时萌芽的，我们不得而知，但项羽对楚怀王坚持“先入关中者王之”的决定显然是不满的，而楚怀王又坚持让宋义当北军领袖，自然是未将项羽当成“王之”的对象，这足以让项羽对他起杀心了。

巨鹿之战后，项羽凭借手中握有的40万诸侯联军，屠咸阳、夷秦宗室，并在次年开始了自己在楚汉时期最大手笔的政治行动——重新分封天下。但分封有一个麻烦：楚怀王熊心的存在是明显的障碍，他一开始是完全被作为傀儡抬上宝座的，抬他的人是项羽叔侄。但项梁死后，熊心就再也没有将年轻小子项羽当回事儿。他一边抓紧发展自己的势力，一边抑制项羽的发展。但他没想到的是，项羽根本不是任他操纵的臣子——英雄怎可臣服于他人？

于是，项羽下手了——他一方面明尊怀王为义帝，暗中却密令英布、吴芮、共敖将其杀于南迁途中；另一方面则自立为“西楚霸王”，建都于彭城，以霸王的身份，将全国分成了18个诸侯国，分封给各个诸侯与降将、部将。

为何此时搞分封？

最值得后人思考的是——为何项羽要在此时搞分封？

当时，巨鹿之战中，项羽战胜了围困巨鹿的20万王离军以后，统率代、齐、燕、赵、楚王路诸侯大军，与章邯渐成雄师的大军对峙于漳水。当时，章邯急于决战，但从秦二世三年一月开始，到六月章邯降为止，两军并未交战。

项羽之所以不战，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有更深的考虑。当时，章邯手中是20万的正规军，而项羽在兵力上并没有绝对的优势——同关中考虑的一样：若此时诸侯又作壁上观，那么，楚军肯定不会占据优势。以这样的军力与章邯决战的话，就算是胜了，也会大伤楚军元气，是以项羽根本不肯轻易决战。

再者，项羽于巨鹿之战中全歼王离军团，早已威名远扬，当时，各路诸侯奉他为上将军，统率诸侯联军。但各路诸侯各有自己的地盘与军队，且军队成分复杂，指挥起来，恐怕难度不小。若项羽此时能够缓攻章邯，便可以利用“秦军在侧”的巨大威胁，逐渐地收服各路诸侯为己用。

很可能就从这一时期开始，项羽开始与范增等人谋划下一步的战略，而这一战略主要是收服各路诸侯（包括秦军）为己所用。

但是，当时时局大乱，群雄争霸，敢在这个时期揭竿而起的，野心都不小，要收服这些各怀异心的英雄谈何容易？有秦军威胁在前，各诸侯为自保，尚会听项羽指挥，但若秦军威胁一去，恐怕再也无人愿听项羽之令了。想要让他们对自己死心塌地，自然要拿出有分量的砝码，将诸侯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拴在一起。

有学者认为，项羽当时在咸阳完全可以立即称帝、统一天下，但事实上这不仅不可能，更不现实——当时，整个天下的地盘基本都掌握在旧贵族的势力之中，而项羽控制的地盘仅仅有关中而已。但是，关中一地如今却聚集了包括刘邦、申阳在内的大批灭秦功臣，他们不仅有功绩，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拥有各自的独立军队与忠诚支持者。

此时的项羽名义上只是楚怀王的臣子，其全部家当仅有几万楚军。以几万楚军的资本想要学始皇，将天下大权集于自己一身，那无疑是以卵击石——楚军不仅要防止几十万诸侯军再反，还要让大批野心家对自己臣服，这实在是一件荒谬的事情。

项羽从巨鹿之战开始，便利用秦军的威胁，挟持多路诸侯聚集于自己的管理之下，同时还用割地封王的条件诱惑秦降将与诸侯为自己效劳。如今，秦朝已灭，野心家们云集咸阳，翘首以待，为的就是让项羽兑现裂土封王的许诺。此时，项羽已是箭在弦不得不发——他无论如何都要给这些人一个交代。

但是，当时六国掌握在诸侯的手中，项羽本人并无尺寸之地可封，因此，他唯一能行的，就是先“王”，然后再将原有的封地打乱，以自己灭秦的威望来重新分封。更重要的是，他需要利用这些诸侯为自己谋得最大的利益：由无封地到有九郡的“西楚霸王”。可以说，项羽的分封不仅仅是迫于形势，而且需要对各个势力有个交代，更是为自己日后打江山、坐实霸王之名直至一统天下的必要之举。

眼下，他手中最有分量的砝码莫过于“灭秦封天下”。唯有“计功割地，分土而王之”，才有可能使诸侯臣服，从而驱除“王关中”甚至“王天下”的障碍。

分封诸侯——项羽不公平吗？

后人之所以在分封一事上指责项羽，说他分赃不均才引发了亡秦后的战乱，但事实上，我们对项羽分封的结果进行考察以后便会发现，在那样的乱世中，项羽秉承“以军功封侯王”的原则其实已属难得。在当时，项羽将分封分成了四级，而他自己只拿了自己应得的那份儿。

第一级：得益最大者，与秦军直接作战的将军。

项羽自立“西楚霸王”，统治9个郡，建都彭城。不过，项羽为楚国人，而彭城一带又是楚国较富裕的地方，且楚怀王熊心定都于此，应是公平合理。

英布战功在楚军为第一位，其故乡是六县。封为九江王，建都六县。

司马卬平定河内，屡有战功，且率军努力西进。若非刘邦阻挡，他很可能是进入关中的第一人。封为殷王，统治河内，建都朝歌。

臧荼虽为燕将，但跟随楚军救赵，又随军入关。被封燕王，建都故国旧地蓟县。

齐将田都随楚军一起巨鹿救赵，接着又随军入关中。封齐王，建都齐国故地临菑。

田安为齐王室，在项羽渡河救赵时，田安曾攻下济水之北的几座城池，牵制了秦军力量，并在随后率部投靠了项羽。封为济北王，建都博阳。

张耳原为赵相，随项羽入关。封常山王，统治赵地，建都襄国。

申阳是张耳手下大臣，他首先攻下河南郡，又在黄河岸边迎接楚军。被封河南王，建都洛阳。

吴芮率领将士协助各路诸侯，又随项羽入关。封为衡山王，建都邾县。

共敖为楚怀王的柱国，率兵攻打南郡，战功赫赫。封为临江王，建都江陵。

第二级：对亡秦战争有巨大贡献的秦降将。

章邯之降对扭转反军颓势起了莫大作用，因其是秦人，封为雍王，统治咸阳以西地区，建都废丘。

司马欣之前任过秦帝国栎阳狱掾，并在那时帮过项梁。被封塞王，统治咸阳以东到黄河的地区，建都栎阳。

董翳身为章邯部下，曾劝章邯投降楚军。封为翟王，统治上郡，建都高奴。

第三级：亡秦战争中因政治需要而拥立的各诸侯王，被改封或遭贬。

战乱时期，此类诸侯王多是因政治需要而被造反者们拥立或者自立为王，因对亡秦贡献不大，当下又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因此利益受损。

改立魏王豹为西魏王，豹就此失去大部分魏地，统治河东，建都平阳。

赵王歇失去了河北邯郸一带原赵国中心地带，被向北挤压至河北蔚县一带，改立代王。

燕王韩广改立为辽东王，从原燕国中心的蓟城（今北京），齐至今日辽宁辽阳市一带。

齐王田市改立胶东王，其都城从原来的齐国故都临淄搬到了即墨。

韩成为韩王，居旧都，建都阳翟。

尊楚怀王熊心为义帝，迁到长沙郴县。郴县地势偏远，南迁过程中，被杀。

第四级：中途开小差或未参与亡秦战事者。

此类人考虑其贡献大小，项羽也有照顾封赏——

成安君陈馀因与张耳由“刎颈之交”闹翻，未随楚军入关，但他一向贤能，又对赵国有功。在知晓他在南皮后，便将南皮周围的三个县封给了他。

田荣不肯与秦军作战，而且多次在义军与秦军对战时见死不救，造成项梁战败被杀，之后又未率兵入关，因此不封。

在该次分封中，项羽按各人在灭秦中的军功，依次分封，而他自立为“西楚霸王”不过统治了9个郡，建都彭城。在各路诸侯中，其地域并不算大，在诸侯中之能算是中等。唯一一个真正能够称为“不公平”的人就是刘邦了。刘邦为汉王，统治巴、蜀、汉中之地，建都南郑。如果单纯算地域的话，刘邦的地域是各诸侯中最广的，但当时巴蜀在秦代可是边远闭塞之地，不仅山高路远、道路崎岖，而且还是当时秦王朝流放罪犯的首选地点。

在整个分封中，项羽不仅细致到了秦降将的处理、各诸侯战功的多寡、国土贫富的具体划分，甚至某人的老家势力范围都具体到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已经足够公平。当然，这种公平并非全是项羽之功，而是经过了长达几个月的协商的。据《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记载，各路诸侯军在咸阳城中大肆抢夺以后，放了一把大火，三月不熄。就在这早已疮痍满目、烟尘弥漫的咸阳城中，诸侯军竟然又待了长达四个月之久。这四个月的时间用来干什么？当然是讨论分赃。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项羽的分封其实是一种必需的举动——他必须要顺应潮流，进行权力的洗牌。项羽封侯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先例——通过议会的方式，进行利益的再次分配，以求结束战乱。在项羽之前，诸侯间以会盟的形式来重新分配利益，但这种会盟基本上是强国招呼弱国听从指挥、满足称霸之心的一种形式，根本没有分配利益的现实效果。而项羽的分封讨论则开创了一种新的利益分配模式。

最终，封侯虽然形式已成，却以各诸侯持续战乱结束，这是项羽未曾料到的。“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这是秦始皇老早就看明白的事情。遗憾的是，项羽在当时根本没有办法不封侯，而封侯也不可能做到人人满意。欲壑难填，谁也不会嫌封地大。

无可否认，项羽之分封从个人角度讲，是完全失败的，而这种失败一方面是因为项羽注定要做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完结者，另一方面则完全是因为历史的偶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项羽可以分封章邯阻拦刘邦出汉中，却无法做到阻止刘邦他道入关中；项羽能通过谋划获得彭城之战的胜利，却无法做到不让大风吹起，使刘邦逃得一命；项羽可以做到兼并东魏之地，却无法防止彭越这一流游击大师的捣乱；项羽可以做到派人向韩信讲明唇亡齿寒的道理，却无法改变韩信短视的行为。

在命运面前，西楚霸王也不过是一缕云烟。

从彭城之战看刘邦的运气

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上天的确是在眷顾某些人——彭城之战，项羽以3万兵马大破汉军，但一阵大风竟然救了刘邦。

入关即出——与项羽一决雌雄

汉元年四月，项羽分封完毕后，各诸侯于关中罢兵，刘邦要带兵到自己的蜀地时，项羽发话只让他带走3万军队——刘邦在关中有10万军队，而其他7万军队自此被抛于关中。这对刘邦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同时也增进了刘邦必灭项羽的决心。不过，这3万军队却是拥护刘邦的忠诚之师——他们多为关东人，愿随刘邦背离故土去蜀地，已是最好证明。

封完诸侯后的第二个月，齐地实力派田荣便首先发难起兵。紧接着，对项羽分封不满的彭越、陈馀也先后发兵攻击其他属地的诸侯。关中以东顿时乱作一团。刘邦看准了时机：“此时不出蜀地，更待何时？”

刘邦还有另一层打算。此时，大军刚刚入蜀，道路艰险、人员疲惫，对蜀地各种不熟悉。若待军队安定下来，再想出关就难了。人普遍都有“安土重迁”的心理，一旦在某个地方待得久了、熟悉了，便不再想迁徙。假如士兵们在蜀地定居了几年，很可能就不会再想着回关东了。更重要的是，一旦深入了蜀地，从交通上来说，再出汉中俨然十分不便。如今，士兵们普遍想要东归，此时出关正是好时机。

更何况，章邯等人率了20万秦军投降项羽，却被项羽无情坑杀，秦地百姓正对害死秦士、自己却称王的章邯三人痛恨不已。但假以时日，以章邯的才能，他们在秦中站稳脚跟并不是一件难事，届时，再想击败他们就难了。

于是，汉元年八月，刘邦率军出关中。关中防御汉中进攻的屏障是高峻的秦岭。历来战乱，多以西端散关（陈仓）为要塞。因此，刘邦将陈仓作为进攻的主方向，而章邯也已想到了这一点。他将军队重点部署在了陈仓。此时，刘邦才发现，若强攻陈仓，汉军未必能胜。

此时，刘邦的好运第一次出现。他的军中有一名为“赵衍”之人，平日里毫无杰出表现，却意外地对这一带地形非常熟悉。他向刘邦指出了一条迂回陈仓的小路，因此，汉军得以攻破章邯的部队，顺利出关，并就此拿下以章邯为代表的三秦王的咸阳附近属地。

刘邦定三秦以后，正式出关东，准备与项羽一决雌雄。此时，慑于刘邦军队愈战愈勇的威势，河南王申阳投降、魏王豹皆率军加入了刘邦联军。随后，殷王司马卬战败，又有陈馀遣军加入，刘邦汉军在出关的短短几个月时间里，迅速增至56万人。此时，项羽的西部防线根本无法阻挡如此庞大的军队。汉元年四月，刘邦联军正式攻陷彭城。

包括河南王、魏王在内的多路诸侯之所以敢与刘邦为伍，关键是因为项羽此时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齐国身上。但齐国是一块难啃的骨头，而且，由于以田横为代表的田氏子弟贤能、国内支持者众多，因此项羽在齐地战争中早已陷入了僵持战中。

以多输少，汉王却死里逃生

刘邦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消灭项羽集团，二是接走家人。在起兵反秦以后，刘邦并没有携带自己的家属。彭城离他的老家沛县仅有200里地，所以，这一次攻入彭城，他打算将自己的父亲、妻子、儿女都接到彭城。

攻入彭城后，刘邦一度陷入茫然。看着日渐壮大的军队，自然有轻敌之意。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50多万联军表面上看似强大，但实际上战斗力却极为有限——各路诸侯都有其各自的目的，不可能与刘邦齐心协力，特别是申阳等人，更是典型的墙头草，看谁强，便倒向哪一边。这些人既想打败项羽，再次分割天下，却又因为畏惧项羽的威势，不敢轻举妄动。此时，既然刘邦敢站出来，他们自然愿意呐喊助威。

可以说，此时刘邦完全可以倚重的军队只有他从关中带出的3万多核心支持者——一支大军可依赖的核心军队如此之少，接下来战斗的胜负必然会被这些不靠谱的盟友所左右。

同时，刘邦也遇到了项羽入关后面对40万大军时的同样难题——哪些是攻击主力，哪些是后勤部队？庞大的军队，再加上主帅不熟悉，使得指挥本身就极有难度，而在历史上，因为不熟悉军队战斗力而无法进行准确部署从而导致军事行动失败的例子，在后世战争史中比比皆是。

项羽得知刘邦攻占彭城以后，心急如焚，立即率3万精兵连夜奔往关东。彭城是一座东、南、北三面水网密集的小城，且城旁有小山横亘，泗水自北向南横贯全境。这3万精兵绕过了刘邦重点设防的东面与北面，直插彭城以西的萧县——萧县距离彭城仅有60里路。在萧县，项羽整顿军队后，于黎明时分突袭汉军。

此时的刘邦正飘飘然。他如今拥有雄兵50万，又率领了多路诸侯，每日饮酒宴会，自然无暇他顾。

相比之下，项羽这一次是本土作战。他在自己西楚的国土上进行战争，因此，旗下3万精兵都怀着收复西楚国都的激情参战，其战斗力之强可想而知。黎明前战争打响，到中午时分，3万楚军已大败汉军。刘邦三推其子、夏侯婴救幼主一事便发生于此役。刘邦身为军队总司令，只顾着坐专车逃命，根本谈不上有效地组织反击。此时军队建制完全被打乱——团长找长不到师长，师长找不到军长，军长找不到总司令……一个军队的战斗力是强还是弱，关键就看建制是否完整。项羽的突袭导致刘氏军团的建制全线崩溃，整个军队成了一盘散沙。

这一仗，刘邦败得很惨。项羽军团“杀汉卒十余万人”，另有“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两个“十余万”无疑使刘氏军团遭受重创。

此时，上天再一次眷顾了刘邦。刘邦本人被楚军所围，此时，突然刮起了沙尘暴，该沙尘暴直冲楚军而来，刘邦就此侥幸逃出重围，身边只剩几十名随从。

可以说，刘邦的好运是《史记》的渲染，但不管是不是司马迁为刘邦粉饰，最终的史实是——刘邦逃出来了。

彭城战败，重用三大异姓王

项羽率领军队，追击逃走的刘邦，一直追到了荥阳、成皋一带，直到这里，刘邦才靠着援军的到来，成功地阻击了项羽的追兵。

彭城之战中，能够证实刘邦运气的还有一件事，此事往往会因太小而被史学家忽略。在《史记·季布栾布列传》中，彭城大败后，刘邦一路向西，丁公身为楚将，正好率领部队追上了刘邦。

此时，两军已短兵相接，眼见刘邦即将性命不保，此时，刘邦再次施展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我们都是英雄好汉，为什么要彼此过不去？”丁公闻听此言，顿时下令收兵。此事的发生匪夷所思——丁公放走刘邦，难道不怕项羽责难？眼下，刘邦趁项羽攻打齐国而趁机偷袭楚地，摆明了是要与西楚霸王过不去，不管将其活捉还是当场杀死，都是大功一件。权衡利弊，实在难以想象，为何丁公会仅凭一句“都是英雄好汉”便轻易放走了已如丧家之犬的刘邦？

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刘邦行仁义之师，为他赢得了如同后世宋江一般的好名声，天下英雄莫不拜服，这才使他屡次虎口脱险。

经过此役，项羽虽收复失地并沉重打击了刘邦，却不得不放弃齐地的战果。

彭城之战对刘邦的霸业终成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在入彭城时，将来协助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击败项羽的三大异姓王——韩信、彭越与英布——皆未直接参战。

韩信在彭城之战中，空有大将军之名，却并未赢得汉王信任，所以根本无军可带。直到汉王彭城之战彻底失败以后，韩信收集旧部，在京、索之间击败了楚军，刘邦此时才开始重视韩信。在彭城之战中，英布身为项羽的老部下，态度暧昧，既没有表示支持刘邦，也没有表示支持旧主，因此，刘邦也未派使者前去游说他；彭越一年前曾与刘邦协同作战，进彭城时，刘邦遇上彭越的军队，于是，便拜彭越为魏相，让其进取梁地，因此，彭越也未进彭城。

显而易见的是，刘邦并不曾希望依靠这些自己根本无法全面约束的外系将领来击败项羽。刘邦自认依靠自己在丰邑与沛县的故旧力量，可以击败项羽。假如在此战中运用了这些外系将领的话，此三人的力量必然大增——打败一个“大怪”，却制造了几个“小强”，这是刘邦更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但是，项羽以3万精兵击败他的50多万联军，彻底打碎了刘邦依托旧部建立汉家江山的美梦。此后，刘邦痛定思痛，最终做出了重用韩信，联络英布、彭越，全面组织战场击溃项羽的决策。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历史总是充满了各种偶然性的巧合，而刘邦看上去又是那么被命运眷顾。他成功的每一步，似乎都有贵人相助——汉初三杰自不必说，每一次刘邦濒临绝境时，便会突然出现一件事情，令其化险为夷。

这种运气在整个彭城之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眼看败局已成定势，刘邦马上就要成为死在项羽手上的又一英雄好汉。谁知局势逆转，刘邦险境之中好运连连。其实，若仅仅将这些归于运气肯定不对，但很多人愿意帮助刘邦却是一件真实存在的事，包括最终放过他的丁公也是因刘邦提到“英雄好汉”才放他一马。

在命运的眷顾下，汉王刘邦开始调整自己的战略方向。从他决定借用三大异姓王的力量征伐项羽开始，他已正式向着“汉高祖刘邦”的位置不断进发，而“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天下终归是他刘邦的。

前线对峙，汉王大展戏剧才能

如果非要在古代政治界选择一位最早的戏剧大师的话，刘邦是最佳人选。

在他前半生的征战生涯中，表演的次数实在不算少数。当然，仅凭这点并不能帮助他入选我们“最早加最佳戏剧大师”的榜单。刘先生的出色，源于他演技之高超、转变之强、眼泪炮弹之准。依据这三大技能，他将同时代的大部分人，都带到了自己的“帝王征途”中去。

装正义使者——历数楚霸王“十宗罪”

刘邦彭城战败后，为摆脱被动局面，刘邦争取了三大异姓王的支持，从各方面联合了反楚力量。军事上，他利用荥阳、成皋的有利地形，分兵扼守险要，为自己争取发展时间。同年五月，萧何为刘邦征得大量关中兵员补充，韩信的援军在荥阳打败了楚军，阻遏了楚军西进之攻势。

楚汉双方就此在荥阳、成皋一线相持，你来我往间，展开了拉锯战——你偷袭我一个粮草库，我往你运送武器的部队上打一枪，就这样，一直打了好几年。在这几年间，楚汉双方处于胶着状态。

此时，是非常关键的时刻——经过休养生息，刘邦的军队已远比起义时壮大。而项羽手下人才虽多，但连年征战，此时士气已然不足，更重要的是，其他诸侯王也开始纷纷闹起了独立。而且他们多是墙头草，一会儿倒向刘邦，一会儿倒向项羽。

在这种情况下，项羽变得焦躁起来——他的粮草已经不多，此地离他的大本营楚地又过于遥远，为了让刘邦与自己迅速决一死战，双方在广武打了一场遭遇战。项羽最看不惯的就是刘邦畏畏缩缩的样子，于是站在阵前大喊：“要是英雄，就别总是当缩头乌龟！你我二人单打独斗，决一雌雄，谁赢了，这天下就是谁的！”

仅从项羽的话中我们就能看出项羽的头脑有多简单——这江山怎么可能仅凭一战决归属？当然，你也可以说，他在用激将法，但他这种小儿科的办法对于心术大师刘邦而言，不过是班门弄斧、止增笑耳。

刘邦当然不会搭理项羽的要求。项羽是什么人？司马迁评价他“力拔山兮气盖世”、“力能扛鼎”。刘邦虽非瘦如小鸡，但他们两个决斗，绝不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项羽要是使劲全力，一巴掌能把刘邦当蚊子给拍死，刘邦怎么可能答应他？刘邦的对策是转而攻心，他笑曰：自己不是一介武夫，喜欢斗智，不喜欢斗勇。

项羽听得生气，自然要求他站出来说话。刘邦打马向前，装出一副正义之师的模样：“项羽，你莫嚣张，我乃是正义之师来征讨你——你犯下十宗罪，件件滔天！”然后，他开始一条条地列举。

刘邦公布了项羽哪些罪？我们且一一看来：

“当初你我同受怀王之命，说定先入关者为关中之王，你项羽违背约定，迁我于蜀汉为王，此乃你一罪。

“你假托怀王之命，杀了卿子冠军宋义，自任上将军，此乃你二罪。

“你奉命援救赵国，本应回报怀王，而你却擅自劫持诸侯军队入关，这是三罪。

“入关前，怀王约定，入关后不可烧杀掳掠，你却私自焚毁秦朝宫室，挖了始皇坟墓，私自收取秦地的财物，这是四罪。

“你杀掉已降的秦王子婴，这是五罪。

“你用欺诈手段，于新安活埋了20万秦军，这是六罪。

“你将各诸侯的将领都封在好地方，却赶走原来的诸侯王田市、赵歇、韩广等，使他们的臣下为争王位而反叛，这是七罪。

“你将梁、楚之地并在一起，掠夺他人领地，据为己有，这是八罪。

“你谋杀义帝怀王，这是九罪。

“你身为人臣却弑主，杀降不公，失信不道，这是十罪！”

刘邦一路义正词严、滔滔不绝，发挥出自己狡辩与攻击的功力，直说得项羽脸色由白转红，又由红转白。

最终，刘邦知道，自己的演讲已深入人心。接下来，他要做大总结：“像你这样不忠、不义、无信、无公的人，不讨伐你，讨伐谁？”

刘邦历数的内容对吗？

当然对。项羽的确件件都干了。但刘邦未必就站得直、说得起话——他背地里的小动作要不多的话，怎么可能在蜀汉之地建立起自己的军队？他现在却扮演起正义使者的角色——看哪，我要代表天下人惩罚你！

但诸君细看：骂到最后，刘邦就没词儿了，第十条完全是按照前九宗罪状照抄凑数儿——他再也想不起来什么了，就从九大罪状开始，一条条地再说一遍。这就颇有点儿泼妇骂街的味道了——我要的就是胡搅蛮缠。虽然我打不过你，但我嘴上功夫比你强，不管你干没干过，反正你那点儿破事儿我要让天下人都听见！可笑的是，刘邦一副骂街样，但还要郑重表明——我是在替天行道！

带伤表演，荣获“最敬业演员”奖

项羽一向自诩英雄，哪里受得了这样的公开侮辱？背后十几万楚兵可是正看着自己呢！他勃然大怒，拉弓射箭——西楚霸王真不是浪得虚名，这一箭飞去，正中刘邦前胸。

可以想象，胸部中箭必然如刀剜一般。刘邦素以心计著称天下，此时，他虽然本能地弯下腰来，但瞬间就想到——如果身后的士兵发现了异样，军心必定大乱！此时，他故作镇定，扶住了自己的脚面，然后用尽全身力气大吼一声：“项羽箭术不行，只射中了我的脚！”

这一吼真是来得及时。后面的士兵们眼看着项王的箭飞向了自己的首领，汉军阵营中顿时一阵惊呼！这惊呼让刘邦从剧痛中清醒了过来，他意识到，若自己不演，那溃败是必然的。

于是，这刘邦愣装没事人儿，咬着牙演了一出硬汉戏。他演给谁看？第一，演给项羽——若是让项羽知道自己射中目标了，那他肯定得乘胜追击，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长敌人士气、灭自己威风？第二，演给士兵们看——“擒贼先擒王”的道理战术家们都懂，伤了领袖，便等于是伤了整个团队，大战在即，刘邦自然不敢松懈！

但再伪装也逃不过身边人的眼睛，张良、萧何等一帮人掩护刘邦回到营中，刘邦痛得躺在床上，连动都不想动。此时，良相张良站出来了：“这可不是休息的时候，您应该强打起精神出巡各个营房，慰劳军士，安定军心！”

张良说话，刘邦从来没有不听的。听了张良的建议，刘邦强撑起一口气，用厚厚的纱布包扎好伤口，看似步履坚定地走到一个个的将领与士兵面前，开始了自己的慰问演出。

众人正在为刘邦的伤势而议论纷纷，看到刘邦满脸微笑出营巡视，顿时军心大定，军营中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刘邦的伪装是否必要？现代研究证实，这种伪装积极的做法是鼓舞人心的最好选择。美国心理学家埃莱妮·哈特菲尔德和她的同事经过研究发现，包括喜怒哀乐在内，所有情绪都可以在极短时间内感染另一个人，这种感染力的速度之快甚至连当事人也未必能察觉这种情绪的蔓延。当一个团队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是利益相关体时，这种传染更加明显——你的上司表现出了愤怒，你一整天可能都会小心翼翼；你的领导对某个人表现出了敬畏，你可能接下来也会认为这个人是个大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若情绪、感受由团队领导传递过来，那么，情绪与感受传染传递可能更明显。刘邦虽然不懂什么心理学，但他很清楚身为一个领袖应该具备哪些能力。

以哭作秀，增加政治资本

值得一提的是，刘邦的戏剧与伪装才能并非在历史上只展现了这一回。他不但能通过精湛的表演将自己人带入戏中，还能通过表演影响敌军阵营。

刘邦最强的一点就在于他演技出众——能装，比如鸿门宴尿遁；会演硬汉，比如荥阳受得一箭；会演逆转——最能体现这一技能的地方就在于，他擅于以哭作秀。

刘邦以哭作秀早有渊源。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刘邦率领大军走出蜀地，出了函谷关到达新城（今洛阳偃师）后，便开始了自己的“哭戏”——为被项羽杀死的义帝举行葬礼，并在3天时间里，为楚义帝大哭了三场，直哭得鼻涕与眼泪横飞，落花流水一般。

为何刘邦要在3天内为义帝大哭三场？要知道，楚义帝熊心对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照。但是，我们只要看一眼刘邦哭祭义帝以后的一连串行动，就能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了：

第一，向天下诸侯发放文书，宣告项羽诛杀义帝是大逆不道；

第二，号召天下诸侯，跟随他一起讨伐逆臣项羽。

从此以后，刘邦处处打着为义帝报仇的旗号，作为自己东伐项羽的原因。他这一次的哭，是想要为自己树立一面正义的旗帜——从这一步棋就可以看出，刘邦虽不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但他绝对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军事永远是政治的延续，而成功的政治必然需要一面正义的旗帜，用来为自己在未来的战争中抢得一个道德上的制高点，并利用这个制高点打赢一场战争。刘邦的眼泪，恰恰就是为了这一目的，为自己消灭项羽捞取政治资本。

不过，这并不是刘邦演技最精彩的一幕。在刘邦的人生中，演技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一幕，莫过于在鲁城哭项羽。

刘邦为何哭死对头项羽？哭项羽又为何单在鲁城？他这场哭戏究竟为哪般？

想要了解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就必须首先知道鲁城与项羽的关系。

楚义帝在分封时，加封项羽为“鲁公”，鲁地一带便成了项羽在东部的根据地。鲁地人民对项羽素有敬爱之情，且鲁地人性格多豪爽，自然与这位楚霸王形成性格上的契合，再加上鲁地素有恪守礼义、为君主守节不惜一死的风俗习惯——项羽自杀之后，西楚诸地皆向刘邦投降，但鲁地却坚持对战，始终不降。刘邦闻讯大怒，他想率大军屠灭鲁地，以儆效尤——屠城的事儿他又不是没干过，再多一件也无妨。但后来，他却改变了态度，转而将项羽的人头送给鲁地人民，并将之风光大葬。

这并不是刘邦良心发现。要知道，项羽溃败以后，刘邦从来都是一路追杀、绝不留情的，而他放弃屠城的初衷，也恰恰是因为他是一名真正的政治家。灭楚以后，刘邦清醒地意识到，这天下已是自己的，此时他需要做的，是树立自己的政治形象——是残暴无情，还是重情重义？显然，后者在舆论中更能获得支持。

项羽死了之后，鲁城的老百姓是最怀念项羽的，所以聚众造反，被刘邦给镇压了。但这个时候，怎么处理和鲁城百姓之间的关系，就成了重要问题——你降得住人，降不住心，这江山终究坐不稳。而且，不仅仅是鲁城一个地方，其他地方也有对刘邦不服者。可以说，鲁城只是楚地的一个缩影，楚地还有不少项羽的崇拜者都看着呢。

更何况，天下一旦是自己的，就必须要重提“忠诚”二字，而如何让天下人对自己忠诚？眼下，就是赞赏忠诚、提倡忠诚的最佳时机——他赞赏鲁城百姓，并暗示忠诚必须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鲁地不降？不降正是忠于鲁公的表现！这是好现象，更是一个值得推广的好风气。只不过，怎样才能让这种忠诚的对象转为自己？接下来，刘邦的演技再一次迸发了——

刘邦跑到项羽的坟前，连哭带号、格外起劲儿：“项羽啊，我的好兄弟，你怎么能舍我而去！你这英雄一世，怎么就看不过这个坎儿？”哭得这叫一个惨！那眼泪，那声音，不叫人听见就不算完。老百姓们自然远远地围一圈儿看着，再想想鲁公在世时的音容笑貌，自然也就都入了戏，连带着号啕一场。

你可别小看了这出戏，里面运用了不少演戏的技巧——

首先是心理暗示。情景剧里的笑声、掌声、刘邦的哭声，都是暗示的手法，为的是让观众的情绪在无意识中和戏里的情绪统一起来。这一暗示我们每个人必然都体会过——看电视上的人笑，自己不知道哪儿好笑，有时候也跟着傻笑；看电视里的人伤心掉眼泪，自己也跟着眼泪汪汪的。刘邦的哭戏演得再出色不过了。他的哭泣带得周围的老百姓都跟着掉眼泪，怀念项王的情绪一下子与刘邦的有情有义联系在了一起。

这种手法在艺术上叫“代入感”。简单地说，代入感就是和戏里的角色感同身受，就好像自己就是剧里的那个人，把观众带到剧里面。角色吃好东西时，让观众跟着流口水；角色打架的时候，让观众就像自己挨打一样疼——这是入戏的重要前提。

刘邦此时就代表了鲁城百姓——他做了鲁城百姓想做却做不了、不敢做的事。此时，他的哭泣让老百姓们产生了巨大的代入感。在代入感的作用下，百姓与他产生了共鸣，并认为刘邦与自己是有共通点的，而这种共通点恰恰就是刘邦引发民众支持、代替项王成为领导者的重要前提。

通过这一次演技大爆发，百姓和刘邦在一定程度上从敌人变成了知己，而百姓忠诚的对象也由死去的项羽转为重情重义的刘邦——毕竟，人民永远需要领袖，而刘邦就是一个好的选择。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刘邦不但是好演员，还是一个好导演，他通晓戏剧原理，知道怎么和观众交流，他的出色源于自己敏感的政治才能，而这种才能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是最重要的——所有出色的领导者，都是集最佳导演与最佳演员于一身的。他们懂得如何让聚光灯始终笼罩自己，更知道怎样才能让自己获得最广泛的支持与认可。

刘邦可能并不了解什么心理作用、领袖知识与戏剧理论，但他的行为已完完全全地证明，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戏剧大师。他在属于自己的时代舞台上，上演了一出让人不得不赞叹的好剧。

好了，现在让我们来颁发楚汉“最佳男主角”与“最佳导演”的获奖名单吧——刘邦同志以精湛的演技、出色的诡辩技能、绝佳的眼泪戏份，最终赢得这两个奖项！

沛县——这个集团不简单

鸿沟划界以后，西楚霸王实力迅速衰退，但刘邦之实力却与日俱增。刘氏军团的发展，与刘邦身边有像汉初三杰、樊哙、夏侯婴一类的忠实随扈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的绝对忠诚，刘邦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团队凝聚力，其领袖形象才得以进一步凸显。

细数中国的各类古典名著，再翻翻史书记录，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成功的团队中，人才结构往往是呈现对应状态的——什么类型的老大，必须得搭配几个什么类型的支持者，才能最终干成大事。三国时期，刘备的标准人才配备是文有诸葛亮，武有关羽与张飞；《西游记》里，唐僧四人组分工不同、性格互补；《水浒传》一百零八将中，也多半呈现出此类对应。起底刘邦，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在沛县起家的刘邦，同样有自己的一套人才配备。

“忠实打手”——樊哙

再回头看蜀国、西游取经团、梁山三个不同的团队，我们会发现，这些领袖都有一个忠实的“打手”。从这三个集团领袖的口头禅中，我们就能知道这些人的存在。

刘备最爱的口头禅是：“三弟不可鲁莽！”“三弟不可造次！”“三弟退下！”这三句话，只要张飞在场，基本都得说一遍；唐僧的取经团中，他一般说的是：“八戒，休得无礼！”等到了宋江，义正词严的一句是：“你这黑厮，休要多言！”说的不是别人，正是黑旋风李逵。

樊哙、张飞、八戒、李逵——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可以说，他们是中国古文化中武夫的代表性人物——爱得罪人，只认唯一领袖，总是让领袖非常操心。

但值得细看的是，这四员大将，虽然都是让领导操心型的问题选手，可是，领袖与他们之间却有着特别的默契。刘邦娶了吕雉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吕雉的妹妹和樊哙做媒，刘邦和樊哙两人成了连襟儿；再说李逵，宋江走到哪儿都带着李逵，他跟李逵最不客气。当初宋江在聚义堂提出招安，本来大伙儿都想反对，结果李逵第一个跳出来反对：“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差点儿被宋江给杀了。后来大伙儿一看事儿闹大了，赶快求情，这才饶了李逵一命。这么一闹，反对招安的声音来不及冒出来了。表面上看李逵不懂事儿，惹大哥生气，其实等于通过李逵和宋江这么一打架，把反招安这帮人的声音压下去了，帮了宋江，所以有人分析说，这其实是他俩的密切配合。

再看刘备与张飞，他们之间的配合往往是表现最明显的。刘备总是让张飞“不可造次”，但他劝阻的话总是待张飞说完以后才说，而且就算张飞当场惹下大祸，他也从来不会找张飞算后账。这么做并不是说刘备待人宽厚，而是因为刘备与张飞形成了极佳的默契——张飞是刘备的代言人，他帮助刘备说出那些刘备虽然想说但因为地位身份而不敢说、不能说的话，待张飞得罪了人，把刘备想说的话都说了，该吓唬的吓唬了，该辱骂的辱骂了，目的达到了，刘备再制止张飞，这样一来，不仅保持了自己的良好形象，同时也能让对方感激自己，一举两得。

刘邦与樊哙之间也拥有这种默契。这种默契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在鸿门宴上——要不是樊哙闯进大帐，连褒带贬地给项羽一通儿数落，估计鸿门宴就是刘邦“最后的早餐”了。换句话说，这就是樊哙的职责——帮助刘邦扮黑脸得罪人。

这就如同当下很多公司一样，许多员工都会感觉，自己的主管太凶太苛刻，但老板却从来都很和善、不发火，所以员工们都认为主管是在“拿大”。但事实上，老板与主管之间所形成的也是一种类似刘邦和樊哙的默契：一个负责得罪人，一个负责当老好人；一个主管细节，一个只管找准前进目标。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职责不同，更是管理得以维系的根本。

永不犯错的“大明白”

团队需要的第二种人才是“智慧型”的——这种人才通常只躲在幕后，观察着敌方、我方的一举一动，待到观察得不错了，再给领袖出一个恰当的主意——他们的统称是“智囊”。此类人才在历史上类似的团队中也很好找——刘邦的智囊是萧何，宋江的智囊是吴用，刘备的智囊是诸葛孔明。萧何，吴用，诸葛孔明，作为领导的智囊团，其共同点就是谨慎——他们做事考虑得非常周到，判断力也惊人。

诸葛孔明的优秀之处在于高屋建瓴的政治洞察力。三国争战时期，蜀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三国”之一，关键就在于孔明的洞察力超强。萧何擅长的是内政上的筹划。在整个楚汉战争时期，他都在不断地为刘邦聚拢人才、筹备军需，保证大后方向前线源源不断地输送人与粮。吴用则比二人稍微差一些，但他因势利导的执行手腕也非常优秀，要不然卢俊义不会因为一句“反诗”就“反”上了梁山。

最能体现萧何出色判断力的事件，是他拥护刘邦起兵。早在起义开始前，萧何便认准了刘邦必成大器。当时，刘邦是亭长，萧何是功曹（县里的狱吏），其官职要远比刘邦大，前途也比刘邦更广。当时，刘邦因不拘小节、爱惹是生非的性格吃了很多亏，若不是萧何从中周旋、处处维护，刘邦早被下了大狱。

后来，刘邦斩白蛇起义以后，在根本没有多少人愿意跟随的情况下，萧何是他的第一批忠实拥趸。他率全族人一起加入了这个前途未卜的起义军。这不仅令刘邦感动万分，同时更为萧何日后的腾达奠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萧何之所以能够在西汉初建以后的大清洗中存活下来，依赖的就是他个人周全的考虑、惊人的判断力。刘邦晚年为保社稷安定，开始大肆屠杀功臣，而萧何此时再一次因为自己惊人的判断力而使族人得以保全。在这场“保己保家”的战役中，他不仅将自己的钱财都用来补贴军饷、将亲人中的适龄男性都送去打仗，还以低价收购田地的方式，不断败坏自己的名声，最终打消了刘邦的顾虑。

处理善后的“勤务员”

如果萧何、诸葛亮与吴用这些智囊的意见没有被采纳，那接下来肯定会出大事——出了事就要有人解决问题、收拾残局；如果事情太大的话，就要有人断后、有人护送大家赶快逃走。

处理善后工作的人员往往是领袖最信赖的人，而且他们往往拥有出色的能力。刘邦之所以那么厌恶雍齿，就是因为当初战胜之后，留他做善后（还是战胜后的善后），他却背后给了刘邦一刀。在每一个集团中，给领袖善后的人都是出色的武将，而且，如果他们做得足够优秀，最终还会得到嘉奖。

但是，为刘邦善后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不仅没有因为善后出色而受到嘉奖，反而差点儿搭上了性命。他就是刘邦的老乡与忠实随扈——夏侯婴。

项羽大封诸侯以后，并未获得诸侯们的认可。齐国田荣率先造反，盛怒之下项羽只得东征齐国。此时，刘邦趁机进攻彭城，获得了重大的胜利。全军被胜利冲昏头脑以后，置酒高会，不料乐极生悲——正沉浸在胜利带来的欢乐中的刘邦大军遭到项羽的奇袭，50多万成分复杂的汉军被项羽的3万精悍骑兵打得四处逃窜。

此役中，刘邦的父亲太公与妻子吕雉被俘。夏侯婴保护刘邦驾着马车勉强突围以后，竟然得上天眷顾，在路上捡到了刘邦的一双儿女。但情形危急，自然容不得细表重逢之喜，刘邦将两人捞入马车后，便令夏侯婴快马加鞭。

连夜奔跑自然人困马乏，又突然增加两个小儿，马车自然负荷更大，负荷大速度便快不了。眼看追兵渐近，刘邦急得心都快跳出来了。此时，他已顾不上什么亲情，只想自己逃命。情急之中，他趁夏侯婴不注意，一脚把一双儿女踹下了马车。

两个小儿自然大声啼哭——还不知情的夏侯婴听到声音，扭头一看，竟然发现孩子已经在地上了。他起初以为是孩子自己掉下来的，便赶紧停车，将孩子捡起来塞进了车里。

刘邦自然不好当面说是自己踹下去的。待车跑了一会儿，耳听楚军“嗒嗒”的马蹄声在后面越来越近，刘邦又急了，他又一次狠下心来把孩子给踹了出去。这一次，夏侯婴看到了。他未吭声，只是跳下车，将两个孩子挟在腋下，狂奔追上车，又将孩子塞到了车里。

刘邦此时已经急红了眼，他根本顾不上什么形象了，趁着夏侯婴坐上马车的瞬间，他竟然第三次将孩子踹了下去，并拔出剑来，边骂边向夏侯婴刺了好几次，但夏侯婴却毅然再次下车——这一次，他没有将孩子扔到车里，而是将孩子紧紧地挟在腋下，狂奔上车以后，就再也没让两个孩子离开自己。

孩童何其无辜，刘邦又何其狠心！但成大事者多半有普通人无法企及的狠毒。好在他们遇到了前来救援的部队，才得以逃生。实际上，项羽的追兵有明确的目标——他们要杀的是沛公，如果见车上滚下小孩，大军或许并不会特意停下来调查这两个孩子到底是谁，也绝不会放过马上就要到手的刘邦。所以刘邦非但不感激夏侯婴，反而因此而恨夏侯婴差点儿害死自己。

夏侯婴救下来的两个孩子是谁？《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中给了我们答案——女孩是鲁元公主，男孩是汉惠帝刘盈。待刘盈即位以后，他特意在皇宫附近为夏侯婴建了一座豪宅，好让自己每天都可以看到这位救命恩人。而夏侯婴救子之恩，吕雉自然也知道。这也是为何夏侯婴虽遭刘邦忌恨，却在后期未受大清洗影响的重要原因。

三国时期的刘备也干过这样的事，一遇到危险，女人是衣服，孩子也是衣服，把孩子女人都扔了，自己裸奔。败走长坂坡时，谁把孩子给他捡着了？赵云赵子龙！结果，赵云把孩子抱到他跟前，他不但不心疼，反而一把抢过来把孩子给扔了，之后说了句非常有名的台词：“为了我这孩子，差点儿失去一员大将！”于是，产生了一条非常有名的歇后语：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这个团队有替领导得罪人的樊哙，有替领导出主意的萧何，还有解救家属的夏侯婴，当然，还得有个需要他们的老大——刘邦。项羽是不需要这些人的，所以他败得彻底。一个成功的领袖总是会让人产生“被需要”的感觉。项羽不需要别人，他只需要自己。他太过刚强，最终也将自己“刚强”成了孤家寡人。

因此，刘邦在未坐稳皇位以前，从来不会避讳在这些人面前表现出自己的脆弱。查阅史书会发现，他最爱说的是一句话是：“为之奈何？”其意为，对此该怎么办呢？

刘邦的出色就在于，他明确地知道，这江山仅凭自己一个人是打不下来的——论智力，他不如萧何；论武力，他不如樊哙；论忠厚，他不如夏侯婴。但他最大的本领就在于——他知道如何让这些人聚拢在一起，如何为自己效力；他更知道，一个出色的领袖永远应给出方向，而不是给出具体方法。在他面前，大家都能够发挥己长、贡献优势；在他面前，所有人才都有用武之地——良主与忠臣，以此相处之法方可长久矣！

吕雉——从“白富美”到“女魔头”

吕雉，汉朝的开国皇后，生性残忍，手段毒辣——从杀韩信、灭彭越、独揽朝纲，到毒赵王、折磨“人彘”、痛杀刘氏子孙，吕后的臭名可谓远扬了上千年。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吕后一开始原本是个温柔贤良的家庭妇女。那她到底是如何一步步变成杀人“女魔头”的呢？这还得从她的婚姻开始说起。

“白富美”因何恋上“屌丝大叔”？

现在的相亲节目很火，大家可能也都看过，相亲节目里，最受男嘉宾欢迎的女嘉宾，往往都是既长得漂亮，家庭背景又强大——说白了，富家千金。用时髦的话说——“白富美”。

吕雉就是这样的“白富美”。那一年，她还不满20岁，因父亲吕公被仇家纠缠，他们一家搬到了沛县。吕公与沛县县令关系很好，而沛县的乡亲们一看，虽然吕雉算不上是倾国倾城，但在这些没见过世面的人眼中也有沉鱼落雁之美。于是，一大批追求者就此坠入情网，其中就有县令家的公子。

很快，县令家的公子上门来求亲。在当时，这是“郎才女貌”、亲上加亲的典型，是一门好亲事。但老父吕公却并没有同意这门亲事，而是点了刘邦。“白富美”吕雉此时也表现出了独特的口味，她竟然也对“嫁给刘邦”这件事毫无异议。

值得一提的是，未出嫁的吕雉当时只不过20多岁，而刘邦已经40多岁了，一生游手好闲，只做了一个小小的亭长，更重要的是，他身边还有一个来路不明的私生子。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是一桩极不般配的婚事。从任何角度来看，刘邦都配不上吕雉——从年龄上，刘邦都已经能当吕雉她爹了。这段历史在《史记·汉高祖本纪》与《史记·吕太后本纪》中都有记载。

那么“白富美”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嫁给“屌丝大叔”呢？我们重新翻看《史记·吕太后本纪》，不难分析出其中的原因。

首先，是“白富美”她爹吕公的大力撮合。历史上，吕公最擅长相面，属于“半仙”一类的人物。而且，在当时那个愚昧的年代里，他因为“十算七八准”的高几率，攒下了一份颇为丰重的家底。来到沛县以后，沛县县令设宴席招待他，县里大小官员都来了。当时，参与这等规格的宴席都是要带礼钱的，以示敬意。可刘邦没钱，竟然给收礼钱的人打了一张白条，然后大大方方地坐了下来，与大家同吃同喝。

刘邦打白条时，吕公恰好看到——他见对方气度非凡，因而在酒席上对刘邦表现出了与其身份不符的敬重，周围的人很是诧异。等客人散去以后，吕公又主动搭讪：“从年少开始，我就给人相面。我相过的人太多了，但是，从来没有哪一位像您这样相貌高贵的，愿您多多自爱！”接下来，吕公又自作主张，将自己的女儿吕雉许配给了刘邦。

吕雉本人对这门亲事持何种态度，我们不清楚；不过，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是，那时候讲究的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吕雉就算不同意也得听她爹的。

刘邦的贤内助

从“为人女”时之表现来看，吕后年轻时必是一位温婉女子，可父亲竟为她选了一个40多岁的老男人，其母坚决不同意，还因为这事儿与吕公闹翻了脸。可以想象，连吕后母亲这样的一个家庭妇女都对刘邦持有如此成见，刘邦为人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但吕雉却没有半句怨言。

从“为人妻”的角度来说，吕后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老婆。嫁到刘家以后，贫穷一度构成主题——操持家务、下田种地是常有的事。更重要的是，刘邦在发迹以前，已有了刘肥这个20多岁的私生子，但吕雉对该子没有任何苛刻之举。这对一位年轻的少妇来说实属不易。

吕雉在婚后接连为刘邦诞下一子一女，但此时的刘邦却依旧四处游荡。在人们眼中，他依然是一事无成的浪荡公子。吕雉对父亲的相面之术从不怀疑，她坚定地认为自己的丈夫终有一天能做成大事。但一味地等待丈夫觉醒无疑是一件不现实的事。

吕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为刘邦制造舆论，重新树立形象。她是怎么做的呢？

她看父亲为人相面，自然懂得其中的门门道道。她先找了一个老头——其实多半是她花钱雇来的托儿——让对方假称是相面的高人。这位“高人”告诉吕雉，她与两个孩子将来都是人中龙凤。吕雉正答应着，一转身，刘邦来了。高人看了一眼刘邦，然后告诉吕雉：“你与你孩子的富贵都来自此人，他乃贵不可言之人。”

什么是“贵不可言”？在当时指的是可以当皇帝。在秦朝时期，胡乱说这种话被人听到，是要杀头的，所以此人说出这话来刘邦还真信了。而之所以说这一老头是吕后提前安排好的，原因也很简单——当时刘邦在沛县工作，与吕后不住在一起，但农忙的时候他也偶尔回家。回家一次，便在田间遇到了这一相面老头。若不是事先安排好，怎么可能有如此巧遇？

真也好、假也罢，从那儿以后，一些人对刘邦还真就开始刮目相看——就连刘邦自己现在也自信满满了。

同样的事情重复三次，便是真理。这在现代心理学上被称为“认知强化”——当我们不断重复某一谎言时，其实就是对自己的认知不断进行重构的过程。每一次的重复与强调，都是一次刺激与强化。从认知神经学的角度来说，每一次重复都会刺激神经的联结，久而久之，谎言便成为真理。在这一心理效应的左右下，事情是否发生有时候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会由此认为它一定会发生。

这种强化认知的名词吕后并不懂，但她在实际运用上却显得炉火纯青。最有意思的是，放走服役的农民，正在亡命天涯的刘邦发现，自己不管藏在哪里，吕后都能找到自己。此时，吕后竟然说：“你藏的地方，上面经常有云气，我看着天只找云气，就能找到你了。”

在吕后的运作之下，刘邦的信心越来越足，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先是沛县的子弟听说类似的事情以后，都前来归附于刘邦，后来，四面八方前来投靠的英雄越来越多。

所以，溯本求源，刘邦的发迹与吕后出色的思想动员工作与舆论宣传工作密不可分。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吕后真可谓是刘邦获得天下的首要功臣。

那些年，吕雉为刘邦受过的苦

毋庸置疑，那时候的吕雉是一个合格的妻子，但“屌丝大叔”刘邦却不是一个合格的好丈夫。刘邦在芒砀山斩蛇造反以后，他自己倒是脚底抹油——溜得快，但他的家人可跑不了。官府抓不到刘邦，就把吕雉抓进了大牢。

私放服役人员多大的罪？再加上监狱的生活历来不好过，吕雉的日子可想而知。监狱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狱卒对吕雉肯定不会以礼相待，这非常好理解——在古代，女子一旦进了监狱，就相当于进了地狱，轻薄之类的举动都是小事，古代可是素来没有人权之说的。

吕雉在监狱里到底为刘邦受了什么罪，史书中并无明确记载，但沛县监狱中一个名叫任敖的狱卒看不下去了。这任敖平日里与刘邦的关系类似铁哥们儿，看到狱卒趁自己不在的时候虐待吕雉，一怒之下，他就将那浑蛋打了个半死。这下子，沛县监狱里再也没人敢欺负吕雉了。

任敖身为官家人，竟然打伤虐待吕雉的狱卒，这说明，吕雉当时受的虐待不是一般的虐待，否则任敖不敢如此轻举妄动——吕雉之可怜由此可见一斑。

自此以后，吕雉对任敖视为恩人。吕后掌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提拔自己人，而任敖便是她的首要人选。当时，任敖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可惜任敖能力不足，只做了3年御史大夫便被免职了，但这对于任敖来说，已是非常难得——若不是当年对狱中落难的吕雉出手相援，任敖不可能官至御史大夫。可见，吕雉还是一位知恩图报的女人。

刘邦犯了事，吕雉替他坐牢，这是吕雉为刘邦做出的另一重大付出。从史书记载来看，吕雉从来没将这件事挂到嘴边上，整日高叫着自己为刘邦吃过哪些苦。这显示了吕雉性格中深沉、睿智的一面。而吕雉的这种付出，也为她日后掌权奠定了基础。

后来，天下大乱，县城监狱内的囚犯被放，吕雉也在其中。吕雉回到家以后，刘邦悄悄回过家。看到丈夫冒险来看自己，吕雉竟然大怒——她怒的不是丈夫不救自己，而是他在这个节骨眼儿来看自己，一旦被官府抓走，将前功尽弃！做妻子做到这个份儿上，刘邦夫复何求？！他当时想必也是泪流满面，说出“苟富贵，勿相忘”之类的誓言。

此后，刘邦真的变成了人中之龙。他起义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愿意跟随他的人越来越多。可随后发生的事情，让吕雉一点点地寒心了。

秦亡后，项羽自称西楚霸王，分封十八诸侯。刘邦被封为汉王，但是由于项羽分封不均，加之刘邦想一统天下，楚汉相争不可避免，双方就此爆发了彭城一战。据《史记·汉高祖本纪》记载，刘邦率50万大军逼近项羽都城彭城，当时吕雉就住在离彭城不过200里的老家沛县，刘邦压根儿就没想过先把老婆孩子接过来。

刘邦难道不想念妻子吗？他当然不想！当时，他的身边已有戚夫人与曹氏，二人都是绝色容貌，而且她们比吕雉更年轻、更温柔。刘邦此时已知自己的正室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何苦搬来一个监军呢？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很可能是吕雉性情大变的最重要原因。因发觉踪迹，再加上正面战场无法获胜，项羽将刘邦的老父、妻子抓走了。可怜的吕雉陪伴着公公，就此在军营中做了长达28个月的人质。刘邦呢？按理来说，父亲与妻子被俘，他该首先驰军救援才是，但他却丝毫不为所动。

刘邦是有理由的。他非常清楚项羽的为人——项羽不是那种暗地里会搞小动作的人，若他愿意搞这一套，那10个自己也不是项羽的对手。所以，刘邦丝毫不担心。对项羽送来的通知书也只是问问而已。更重要的是，眼下正是夺天下的关键时期。对他来说，天下才是重要的，家人只能先放放再说了。

后来，在荥阳和项羽再战时，项羽威胁刘邦，要烹杀刘家人——这招电视里经常有人用，《亮剑》里便有日本的特种部队将独立团团长李云龙的新婚媳妇绑过来作为要挟，将李云龙搞得非常痛苦。

项羽的“战商”不高。正因为这一原因，他总喜欢使用自己的逻辑来揣测别人。毫无疑问，他以家人为重——叔父项梁死后，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复仇。在他看来，家人是最重要的。可刘邦是谁？底层流氓出身，他根本没有那么多的道德意识——换句话来说，当时的局势根本不容许他有太多的价值观。因此，项羽大叫要烹煮了刘邦的家人时，刘邦嬉皮笑脸地说：你烹吧，烹熟了分我一口吃——一句话差点儿没把项羽给噎死。

这话自然有人传给刘邦的妻子吕雉。她肯定在无数个夜晚梦到夫君驾驭千军万马，前来搭救自己。可现实如此残酷。可想而知，身为一个正常的女人，她心中受到的刺激与伤害有多深。但这时候，她可能想的还是“夫君要顾及大业，他心中肯定还是有自己的”一类的安慰自己的话。

直到楚汉协议达成，项羽才放回了刘邦一家老少。患难夫妻再度重逢，刘邦对吕雉处处都是淡淡的——这让吕雉寒心。才两年多没见，夫妻情分就淡到这份儿上了？女人敏感的心早已让她察觉，这显然并非因为刘邦忙于战事。很快，她就发现了刘邦冷淡的真正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一个姓戚的女子。该女子没有受过苦，自然保养得比吕雉好。她擅长歌舞，温柔可人，刘邦对她的迷恋远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得完的。此时，吕雉之恨开始萌生。

爱情没了，只剩权力可以追求

接下来，刘邦四处征伐。吕雉是正室，自然是留守后方，若家眷都留守后方，留下一丝空间让吕雉了解戚姬，那么，吕雉可能还不会那么厌恶戚姬，但刘邦此时的举动是，带着戚姬一起走了——4年时间里，他没有一次开口让吕雉陪伴。在他眼中，戚姬似乎才是那个共患难的女子。

吕雉为他操持家庭，为他下了大狱，为他受尽侮辱，如今，他却丝毫不顾及吕雉的感受。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一个成功女人背后，一定有一个伤她很深的男人。刘邦当时肯定不明白这个道理，更不会想到，一个女强人就这样被他催生出来了。

在戚姬随刘邦征战的4年多时间里，吕雉用大把的时间来反思人生。从后来她一系列的举动来说，这个阶段的吕雉很可能是想明白了一个问题——打铁还需自身硬。没有谁能保护自己。想自己不败，就必须让自己先强大起来。

其实我们看到的许多女强人，都是从男人的伤害里走出来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原来躲在丈夫背后，甘当绿叶陪衬。要是没有克林顿的性丑闻，她恐怕不会这么迅速崛起。当然，这是化悲痛为力量、将憎恨变成昂扬向上的正能量，这个值得赞赏。但吕雉不是。她把伤害变成了对权力疯狂追求的动力。从此之后，吕雉的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变化，甚至有些变态。

深受伤害的吕雉，性情也发生了巨变，她开始调整自己的角色定位——从原来一心一意地相夫教子，逐渐有意识地参与到刘邦的政治生活中来。充当谋士，把重心转移到争夺权力中来。她的这种改变，也导致了西汉时期一系列的政变。

戚姬最不应该的是恃宠而骄。这是很多受君主宠爱、自身智商又不高的妃子的通病。戚姬是西汉初年的歌舞名家，刘邦登上皇位时，他经常与戚夫人在宫中歌舞作乐。仗着恩宠，戚姬竟然还想立她儿子赵王刘如意为太子。如果说之前的屈辱吕后都能忍的话，那戚姬的这一要求自然已经触及了吕雉的底线——她也有儿子刘盈，刘盈是她的所有期望，她是皇后，刘盈才是太子！

汉高祖死后，势单力薄的戚夫人母子，惨遭吕后的毒手——刘如意被毒死，戚姬被造成了人彘。

人彘是什么？彘即猪，人彘即将人变成猪的一种酷刑。吕后命人将戚夫人四肢剁掉、挖出眼睛，用铜注入耳朵，使其失聪，用药灌进喉咙割去舌头，使其不能发声。然后，剃光头发、划花脸蛋，扔到厕所中。此时的吕后已经完全将一个女性应有的温柔抛至一旁，她此刻所展现的，是等待多年的淋漓报复——她要的就是敌人的痛苦。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吕雉有过温柔，只不过，她的男人不要她的温柔。严格来说，吕雉也有其悲剧性：在那个“夫即是天”的年代里，失去了刘邦的宠爱，吕雉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的政治才能。

套用《大话西游》里紫霞仙子的话：她的梦中情人是一个盖世英雄，但这个盖世英雄没有七彩祥云，只有一肚子的钩心斗角，厚黑哲学。更可悲的是，这个盖世英雄还是在她的大力相助之下，才成长为“英雄”的。

丧失爱的女人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动物，正所谓“最毒不过妇人心”。这一点在吕后整治戚夫人的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吕雉发现爱情不可靠时，她迅速投奔到了权力的怀中。在追逐权力的道路上，吕后迅速地蜕变，迅速地丧失了人性中所有最美好的东西。

美人悲吟

有史以来，东西方真正能够倾国倾城的女子数不胜数——古希腊的海伦、埃及艳后、夏朝妹喜、越国西施、周王朝褒姒……这些令君王神魂颠倒、掀起历史巨浪的女子中，除了海伦是一个例外，其余的统统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有人称她们红颜祸水，有人称她们为妖孽。她们与生俱来的美丽为她们带来了富贵与宠爱，同时也为她们带来了灾难。

在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上，自恃美貌、挑战强敌、最终落得惨死的美女中，死得最惨的莫过于刘邦的爱妃戚夫人。

刘邦最爱的女人

戚夫人与刘邦相遇，是在刘邦尚未发达时。

秦二世时期，陈胜、吴广反了天，一时间，反抗秦末暴政的熊熊烈火燃遍了整个中国。戚氏一家世代生活于定陶，该地位于关西、关东的要冲地带，是秦王朝、群雄之间展开拉锯争夺战的重要战场。战火之中，普通百姓想安居而不得，戚氏一家也在所难免，一家人几乎整日在战争的硝烟中惶恐度日。惊吓再加上染病，戚夫人的母亲与兄弟先后不幸亡故。疼爱女儿的父亲带着她躲到了距离定陶几百里远的一个荒僻村庄中暂时住了下来。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七月，项梁带项氏大军在东阿大败秦将章邯，沛公刘邦与项羽携手攻打城阳、濮阳等地。此时的刘邦只是项羽手下的一名小头领。他实力不足，根本不敢也无法与项羽抗衡，只得与项羽联合抗秦。

大获全胜以后，军队转攻定陶、雍丘两地。九月，刘邦被项梁任命为砀郡长，驻扎在砀郡。此年年底，他数次带兵于山东、河南北部征讨秦军——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刘邦在无意间与戚夫人相遇了。

正值壮年的刘邦对戚夫人一见钟情。当时，戚夫人豆蔻年华，风姿绰约，既有南方姑娘的窈窕纤柔，又不乏北方女子的矫捷健美。更重要的是，戚夫人家境富裕，自幼受父母精心培育，她不仅相貌艳丽，而且精通音律，在歌舞方面更是造诣极深。刘邦初见之时，仅为其美貌所迷，但久而相处，竟发现戚夫人更有歌舞之能。

史书中有载戚夫人之美——她能歌善舞，擅跳“翘袖折腰”之舞。从现代出土的汉画石像来看，当时的舞姬舞姿优美，不管是甩袖还是折腰，都拥有繁复的花样。而被后世称为“西汉歌舞名家”的戚夫人更胜舞姬一筹——她跳舞时，只见两只彩袖凌空飞旋，娇躯翩跹，拥有极强的韵律美。而且，戚夫人还长于鼓瑟，情感细腻、节奏分明——刘邦听了，常不由自主地随声唱和。

如此才女，谁见不爱？刘邦虽然当时已过而立之年，但连年征战使他添了几分英武之气，特别是起兵两年多以来，英名广为流传，戚氏父女对他自然仰慕不已——对戚父来说，能将女儿托付英雄，自然是乱世中的极佳选择。就这样，草莽英雄结识了多才美女，刘邦纳戚氏为爱妾。

当时，刘邦身边并无女子，戚夫人的出现，使刘邦的戎马生涯多了几分快乐。高兴时，他会将开心事与戚夫人分享；忧伤时，戚夫人则会与他相对唏嘘——人生得一红颜知己，是好事，更是乐事。

可以说，刘邦对戚夫人的宠爱是超过所有妃嫔的，更远远超过他对吕雉的爱。吕雉在刘邦心中自然有位置，但她人在远方，且乱世之中辛苦持家，哪里有什么工夫去顾及容貌？

这种专宠，也为戚夫人栽下了祸根。想必，她一定恃宠而骄，不将任何女子放在眼中。而儿子刘如意的出生，更是为她增添了竞争的资本——古代母以子贵，此时，戚夫人的地位吕雉已无法动摇。

但这种宠爱对吕雉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打击。前面我们谈及，后来项羽与刘邦对峙，吕雉与一家大小被项羽抓去两年多，再回来后，刘邦并无亲近表现。他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了戚夫人身上，而戚夫人也不愿跟任何人分享他的爱。随后，刘邦征战4年，戚夫人时时陪在身边；守大本营、照顾全家的人依然是吕雉。

劝废太子，种下祸根

按理来说，如果仅仅是刘邦宠爱至此，吕雉并不至于恨戚夫人太甚——但戚夫人最根本的错误就在于，她恃宠而骄，盯上了皇位。

生下儿子刘如意没几年，刘邦便成了国君。建大汉后，立孝惠为太子。此时，如意渐渐长大，在各方面也与刘邦越来越像。而汉高祖对此非常高兴，他与吕雉的儿子孝惠帝生性过于善良，这让刘邦非常看不上。他刀口舔血多年，自然知道若仅有妇人之仁，这江山是坐不稳的。对比两个儿子，刘邦自然毫不掩饰对如意的喜爱。

孝惠帝的仁弱其实是一种必然。现代教育学通过研究发现，女权倾向的家庭中，男孩子便往往表现出软弱的一面。对此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阿德勒有精彩结论：假如在一个家庭中，母亲较富有权威性的话，那么女儿可能会极力模仿她，并变得刻薄而爱挑剔；而男孩则会始终站在防御的角度，因为怕受批评而表现出恭顺。

大凡是强悍的母亲，培养出的反倒多是软弱的孩子，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武则天可算是史上最强悍的女子之一，她夺了李唐江山，自己称了帝，可她的几个儿子，一个比一个懦弱，一个比一个平庸。再说慈禧，同样是强悍的女子，可她的儿子同治帝同样懦弱、无所作为。

相比之下，戚夫人性格温柔，再加上刘邦宠爱，必然是母慈父严，这对如意的性格养成有着积极的意义。儿子有出息，自己又专宠多年，戚夫人自然有了野心，再看到刘邦对如意的认可，难免有夺嫡野心。据《史记》记载，戚姬经常哭闹，并在枕边向刘邦不断地吹耳边风，希望刘邦改立如意为太子。

此时，戚夫人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她以为刘邦的宠爱是没有边界的，随着野心不断地膨胀，而且竟然屡次陷害太子孝惠与鲁元公主，欲将二人置于死地。爱子莫若母，此时已成为一国之母的吕后怎么可能受得了这种刺激？吕后对戚夫人由最初的厌恶渐渐地发展成了刻骨的恨。

后宫较量，戚夫人惨败

此时，刘邦依然未意识到自己的宠爱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他不仅封刘如意为赵王，而且在汉十二年时，因病重，自知将不久于世，想尽快废掉太子刘盈，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他多次向身边的近臣征求意见，不料却遭到了许多元老级人物的反对。

一日，刘邦在朝堂之上将“废太子”之事提了出来，让众臣讨论。他估计自己是一国之君，群臣怎么着也得给自己面子，至少有一半人会同意。谁知御史周昌第一个站了出来，大声地为太子刘盈辩护，在朝堂上一点儿也不给刘邦面子。无奈这周昌天生口吃，刘邦问他为何反对，他虽然“盛怒”，却越急越说不出话来，好不容易，才迸出几个字：“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翻译成现代汉语，他的话就是这样的：“臣不善言辞，但臣……臣知……知道此事不能这么办，如果陛下想废太子，臣……臣……臣就不服从您的命令了！”

面对这样一个反对者，刘邦忍不住大笑起来。这场开始剑拔弩张的改立太子风波最终在一片笑声中平息了，最终只留下了一个成语“期期艾艾”，什么也没有改变。

吕后的政治才能此时再一次得以展现。她在后宫早已听亲信说了此事，一国之母苦苦等到散朝以后，当众向周昌跪下叩谢：“要不是您，今日太子之位难保！”

其实，此时胜负已可看出端倪——戚夫人挑战吕后，前者用柔情与眼泪换得刘邦的支持，而后者却用政治与资本唤起朝臣的支持——戚夫人与吕后根本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对手。吕后直接参与了刘邦帝王梦的唤醒、汉初大臣的清洗；而她戚夫人有何能力？不过单靠刘邦之宠爱罢了。

随后，刘邦又去试探老臣叔孙通，叔孙通当然早已知晓刘邦的想法，他劝谏刘邦：“过往晋献公因宠爱骊姬而废除了太子，改立骊姬的儿子奚齐，结果，晋国动乱长达几十年，成为天下笑柄；前秦也是因未及早确定扶苏为太子，这才有了沙丘之变亡了国，这都是您所知道的事实。太子忠厚仁义，天下人皆知；吕后与您共甘苦多少年，您怎能背弃她！若您一定要废太子，那我只能以死相谏！”

见叔孙通态度如此坚决，刘邦只能说自己是在开玩笑，而叔孙通并不因此而放弃：“太子乃是国家的本干，本干一动，整个国家都会动摇，您怎能拿着国家本干开玩笑呢？”之后，刘邦再未向叔孙通提及此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放弃另立太子的想法——他在寻找新的时机。

此时，吕后为了保住儿子刘盈的太子地位，再次恭请张良。张良何人？汉初三杰、刘邦取天下的智囊。张良出马，这天下必是刘盈的。这一次，为保汉家江山安定，他为吕后出了一条良计。也恰恰是这一良计，彻底断了戚夫人的妄想。

一日，刘邦与太子一起饮宴。入座以后，他便发现太子背后有四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有些惊讶，便问及此四人是谁。这一问，刘邦大惊——四人乃是“商山四皓”。“商山四皓”是秦朝末年四位博士：东园公唐秉、夏黄公崔广、绮里季吴实、甪里先生周术。他们是秦始皇时70名博士官中的四位，可通古今、辨然否、典教职。后来秦灭汉立后，刘邦曾多次派人请他们出山为官，都被四皓拒绝。

四皓此时上前谢罪道：“我们听说太子仁孝、礼贤下士，特意前来做太子的宾客。”此时刘邦才意识到，吕后与太子的羽翼已成，另立太子已不可能。

这一顿饭吃得刘邦伤心不已。饭毕，刘邦便召来戚夫人，让她为自己舞一曲，自己则借酒意，流着老泪击筑高唱《鸿鹄歌》：

鸿鹄高飞，一举千里。

羽翮已就，横绝四海。

横绝四海，当可奈何？

虽有矰缴，尚安所施？

此唱一出，戚夫人便知改立太子之事已是妄谈，她伤心绝望却无计可施。

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病故，太子刘盈继位，是为汉惠帝。吕雉升为皇太后。此时的吕雉终于等到了报仇的时机。她下令将戚夫人囚禁起来，并将年近三十的戚美人头发剃光，穿上囚服，让她在后宫舂米。

戚夫人一边舂米一边唱了一首流传至今的《舂歌》：

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

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

这个充满了艺术气息的美女伴随刘邦多年，却没有学到一点儿政治智慧——她已深陷囚笼，大难临头了，竟然还妄想自己的儿子前来救自己！

这首动听的楚歌最终传到了吕后耳中，吕后勃然大怒——此时她女人的温柔已彻底被报复的快感所代替——她下令召赵王刘如意进京，并在排除了层层阻挠、将如意毒杀后，以“人彘”之法虐杀了戚夫人。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戚夫人可以算是历代美人中死得最不堪、最屈辱的女子。她本无政治才能，最不应该做的就是向宫廷政治前沿冲锋。可以说，戚夫人的悲剧、儿子赵王的死都是她一手造成的——刘邦另有妃子薄姬，薄姬之子刘恒被封为代王，但薄姬行事本分，吕后也从未为难她。

从另一角度来说，刘邦也有保护不力之处。他早已知道吕后拥有高明的政治手段，更知道自己死后吕后必然痛下杀手，但却未能意识到，自己贸然地向大臣询问，无疑是将戚夫人与刘如意过早地推向了暴风雨中——面对政治风雨，一个孩子、一个艺术家，根本无法与政治资本深厚的吕雉相抗衡。

其实，即使刘邦预料到这一切，他也不可能再保护戚夫人与刘如意——他不仅仅是戚夫人的男人、刘如意的父亲，更是大汉的开国之君，身负天下兴亡，怎可为儿女私情动了江山根本？于是，刘邦选择了与戚夫人共唱一首离歌。离歌之中，血腥之味已飘然而至。

先天不足的项羽集团

如今来看项羽集团，好像个个都是暴脾气、能动手绝对不吵吵型的。整个阵营的将士，都好像是从项羽身上复制、粘贴下来的。这群人拥有一样的优点——他们都是热血青年，单纯，讲义气，认准你是兄弟，便会为你两肋插刀；他们喜欢搞个人英雄主义，崇尚武力解决一切。缺点也都一样——做事简单粗暴，经受不住挫折，骄傲自大。

一个武夫集团可能会征服天下，但绝不可能赢得天下。更何况，项羽集团还有其先天不足在其中。

高自杀率的项羽集团

一说项羽，立刻让人想到“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他弄丢了8万楚兵，没脸回老家了，在乌江自刎。其实，项羽集团自杀率很高，自杀已经成了他们的一种传统死法。

项羽手下皆项羽，连范增也有暴力倾向。崇尚武力的热血青年，到底怎样断送了西楚江山？高自杀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问题？生死兄弟，又为何在集团内频起风波？

项羽的叔父辈、祖父辈都有自杀的。项燕，因为大意疏忽，全军覆灭，自己没脸独活，自杀了。临死前还喊了句口号：“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是项羽的爷爷。

项梁，非得在大雨天，拽着手下水土不服、拉肚子的士兵去打定陶，被章邯突袭，眼看着自己反秦的这点儿家底就要被自己败光了，绝望之中，也自杀了——这是项羽的叔叔。

可以说，项家的家风便是如此——宁可站着死，不可屈辱偷生。所以，在兵败以后，项羽的自杀其实是一种必然。

值得一提的是，“自杀”在古代是一个自我解脱的最好方法。古代有所谓“死亡崇拜”之说，源于儒家为生死确立的仁义标准。仁义之死被扩大化地颂扬，苟且偷生与奸恶之死则受到贬斥。对仁义之死的崇拜，直接导致了孔子说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这样的话。而这种“杀身成仁”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整个后世的“死亡情结”。

人死为大，入土为安。一旦人死了，便极少有人再挑他的缺点——缺点不在了，只剩优点被不断地传颂。最终，死者的优点便会在社会中不断地被放大，直至放大成神话一样的人物。一个人若是因为“仁义”而自杀的——如屈原、项羽、文天祥——这样的人就会变得更加完美。在西方哲学史中，为此类人起了一个名字，叫“悲情英雄”。

后来，项羽集团里的范增、司马欣、英布等人中，有自杀未遂的，有自杀成功的，理由各式各样。比如，项羽有一名得力战将，名为曹咎。在项家叔侄还未起义时，项梁曾因触犯刑法被抓，曹咎写信给栎阳令司马欣，抵了项梁的罪。在当时，受人之过、替人坐监可不是一件小事，谁都知道，秦代刑法严峻，说不定触犯哪一条就要开刀问斩。因此，曹咎出狱以后，深受项氏信任。

曹咎能力不强，但凭着对项氏的绝对忠诚，得到了项羽的钟爱，项羽封其为“海春侯”，官至大司马。公元前203年10月，项羽于成皋与驻军黄河北岸的刘邦对峙，楚军因被汉军阻在巩县而无法西下，两军形成对峙。

此时，刘邦派遣军队袭击了楚军的后方梁地，攻下了十多座城池，切断了楚军的补给线。项羽被迫带军向东进攻彭越，离开以前，他委任曹咎留守成皋、钟离昧留守荥阳。因知曹咎易冲动，他临行前还特意嘱咐曹咎说：“一定要谨守成皋，汉军如果过来挑战生事，千万不要与之对战，我在十五天以内必杀掉彭越，收复梁地，回来与将军会合！”

项羽走后，接连数日，曹咎都遵照项羽的命令坚守不出。刘邦得知以后，便下令在成皋城边设了战台，每日由声音大的人在台上辱骂楚军与项家叔侄、曹咎，一连骂了五六天。原本性格沉稳的曹咎此时再也沉不住气了，率军出战。

这一出战，正中刘邦下怀——曹咎本无领军打仗之大才能，楚军大败，成皋失陷，楚国大量物资被夺取。眼看坏了大事，曹咎自知将命丧于此，他知道自己见项羽，项羽必然不会提此事——但内心的荣耀如何能再允许他苟且偷生？曹咎在河边与一同守城的司马欣一起自刎而死。

可以说，这是一种价值观的传递：在一个集团内，如果领袖提倡何种价值观，而该领袖又恰恰拥有极大的人格魅力的话，那么，这一价值观便会被持续地传承下去——项家一向推崇“以死谢罪”、“杀身成仁”，前有项燕，后有项梁做示范，整个项氏集团中的自杀，多由此而生。

高跳槽率的项羽集团

其实，项羽集团除了像项羽这样崇尚武力、以力取胜者以外，还有其他的英雄，但是，这样的人在一个思想简单、武力发达、思维直线的集团中往往无法获得认同。显得太过另类的他们，最终只得选择离开。

众所周知，韩信便是从项羽集团跳槽到刘邦的汉军中去的。其实，项氏集团除了错失了战神韩信以外，还错失了一大串的英雄好汉：英布、司马卬、周殷、陈平、叔孙通……他们起初都在项羽的帐下，但因项羽不善用人、不懂分工，这些人或是离心或是跳槽了。

项羽的远房亲戚项伯，被项梁尊为老师的高级幕僚范增，还有钟离昧、龙且、周殷、司马欣、曹咎及韩信、陈平等人，都是因为得不到重用，韩信与陈平直接跳槽到竞争对手刘邦的汉军之中去了；项伯很早便成了刘邦集团安插在项羽楚军的奸细；而作为大司马主持南方军政、统九江军的大将军周殷竟然在最关键时候跳槽到了刘邦那里；真正对项羽忠诚不贰的范增老先生以及钟离昧却因流言蜚语而未能得到重用。

项氏集团中有一个极典型的用人特点——不管是项梁还是项羽，他们都极端相信自己的亲戚朋友以及对自己有恩者，而那些真正有能力、有才华的人却往往因为得不到重用而跳槽，对那些忠诚的人不仅不信任还大加防范。

令这些人才对项氏集团失望的，还有项氏集团的考核机制。项氏进行赏罚的依据并非论功行赏，而是依据项羽个人的喜好。后来成为汉军中流砥柱的韩信对项羽有一句非常到位的评价：“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其意指，虽然项羽待人恭敬慈爱，但是到了应该给有功之人论功行赏时，却又舍不得给人家一个印信了。那些真正有功劳者往往没有奖励，而那些没有功劳或功劳极小者，因与项羽感情极好，或对项羽有私恩者，反而有奖励。

前面我们提到的“海春侯”曹咎是一个典型，而另一个典型则是司马欣。曹咎救项梁时，靠的就是司马欣当时拥有的权力，因此，在项羽称王以后，司马欣被封为“塞王”。但实际上，他功劳远不及田荣、陈馀——后两者为项羽南征北战多年，立下赫赫战功，但项羽却没有给他们任何的奖励。

由于奖励不公，田荣、陈馀等人一气之下从楚军出走单干，不仅带走了项羽大批军队，而且，反过来与项羽竞争，平白无故地制造出了更多的竞争对手。可以说，在楚汉战争初期，项羽就是因为与这些从自己阵营中出走的英雄过多地抗争，消耗掉了太多的军力与精力，才给了刘邦苟延残喘、生息壮大的机会。

在楚汉竞争的后半期，项羽集团中除了项姓人员以外，其他员工好像大多数都处于默默无闻状态中，究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项羽过于自大——他总是大权独揽，认为自己的能力出众，可以做完所有的事情。这些人才都不是平凡之辈，他们之所以敢铤而走险扛起反旗，在刀刃上求生存，为的就是青史留名、眼下有荣。但楚军却没有办法给他们归属感与荣誉感，其离开自然会成为一种必然。

现代管理学中，有专门研究企业员工忠诚度的管理者提出，若没有人格魅力的管理者在进行人员管理时，体现出“钱少事多离家远，位低权轻责任重”的局面，再加上没有晋升空间，离职率便会大大上升。项羽毫无疑问并不缺乏个人魅力，但他未能做到的，恰恰是实现归属感与荣誉感的其他项目。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靠谱的都走了，留下来的不是有自杀倾向，就是项伯这类早已有二心的。这些人自然靠不住——能力上靠不住，为人上靠不住。而一旦一个集团中上层管理者呈现出“靠不住”的局面时，整个集团“站不住”的未来也就不远了。

这种“站不住”归根到底还是项羽的原因。他缺乏身为领导应有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不单是指“宰相肚里能撑船”，对属下错误和不同意见的包容，还指分工与奖励能力。给马儿一片草原，给大将一个施展才能的机会，并给他们一个明确的共同目标，才能实现人工协作，使楚军不断壮大发展。

遗憾的是，项羽是直线思维的典型代表，他自己是个头脑简单的武夫，他所青睐的将领也多半是此类人物。项羽集团的先天不足在此时表现得格外明显。人才的品种过于单一，这样的集团早晚会出大问题。

一曲楚哀歌，唱断美人魂

史书中对虞姬的记载非常少，少到连其正名都没有留下。在《史记·项羽本纪》中也只有一句：“有美人名虞。”因此，后世便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推测——有人推测，“虞”为美人之名；有人则认为，“虞”为美人之姓。《辞源》中也有此说。“虞姬”仅仅是后世为了让她与项羽的美丽故事得以传承下去而固定下来的称呼。她的真名实姓与她的生平，甚至她的死因，都成了历史上的一个谜。

凄美的垓下和歌

史书上对虞姬的记载表明了“虞姬”是的确存在的，但是，她的故事更多的是在文学而非正史之中得到流传的。作为艺术形象，虞姬最早出现在元代戏剧中，在元明杂剧与传奇之中，虞姬一直是作为道德符号出现的，但始终缺乏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京剧《霸王别姬》的正式上演。此时，虞姬在文学史中正式地由一个模糊的历史形象，转变成了一个真实的情感实体，她成了历史舞台上最美丽、最拥有人格魅力的形象之一。

民间有传说，虞姬是吴中虞氏美女，项羽随伯父项梁起事后，转战至吴中。那一年，项羽24岁，正值血气方刚的青春时代，而虞姬则是项羽军中一员战将虞子期的妹妹，不仅容貌美丽，而且好武。在遇到了骁勇善战的项羽以后，虞姬对他一见钟情，于是便自愿嫁给他。

从《史记·项羽本纪》来看，项羽对虞姬无疑是十分宠爱的，从“常幸从”三字即可判断出来，虞姬平日是常伴霸王左右的。即便身处险境，他也依然将虞姬带在身边。

楚汉相争，楚王屯兵于垓下，兵少粮尽，被汉王重重包围。此时的刘邦听从张良的计策，命30万大军高唱楚歌。这楚歌之开头，是他与自己最爱的女人戚夫人一起开的头。

项羽在听到四面楚歌以后自然大惊：“难道刘邦已尽得楚地？怎么他军中楚人如此之多？”当怀疑刘邦尽得楚地以后，几近绝望的项羽就连“夜起饮酒”也要虞姬起来陪侍。于是，便有了那个动人的故事——在公元前202年垓下那个四面楚歌的暗夜中，绝望的项羽对着心爱的女人唱出了那曲苍凉悲壮、情思缱绻悱恻的《垓下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这位往日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西楚霸主在此时流露出来的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着实令人唏嘘不已。

在项羽的悲歌声中，虞姬拔剑起舞，并以歌和之：

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

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歌罢，虞姬自刎。她既是在以死明志，同时也是为了断项羽后顾之私情，更期借自己一腔碧血来激发项羽奋战之斗志，希冀胜利突围。

一曲《鸡鸣歌》，瓦解了楚人心理防线

在这段过往中，最能引发后世注意的是，为何听到楚歌，项羽便“大王意气尽”，其随从便“左右皆泣，莫能仰视”，而虞姬会说“大王意气尽”？汉军所唱之歌，到底是什么样的楚歌？

最好的解释就是，垓下之战中，汉军的四面楚歌是对楚军采用的攻心战术。在《汉纪》中有记载：“诸侯皆会垓下，围项羽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作楚歌，羽惊曰：汉已尽得楚乎？是何楚人歌之多也！”其言“汉军四面皆作楚歌”、“是何楚人歌之多也”。但事实上，汉军此时并未到达楚地，汉军中的楚人更是少之又少。这便说明，汉军之所以会唱楚歌，本身就是一种有意的安排，而非一般士兵的偶然行为。

《文献通考》中也有语：“汉制常以九月都试，太守都尉令长丞相会都试，课殿最。”西汉宣帝时期，士大夫韩延寿在东郡试骑士，即是例行的九月都试，其“歌者先居射室，望见延寿车，嗷眺楚歌”一语，已表明“嗷眺楚歌”乃是汉军的一种战法，是西汉军事训练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科目，而该训练科目的存在，极有可能是刘邦建国时期留下来的传统。

《方言》曰：“平原谓啼极无声谓之哓哏，楚谓之嗷眺。”“嗷眺楚歌”是以“啼极无声”为之，当四面被困、粮尽家远的楚军于阵前听到这种“啼极无声”的歌声时，心理情绪受到感染自然可想而知，而其斗志在感染之间也肯定会被大量消磨。而虞姬所和之歌中“大王意气尽”一句，也已经很好地说明了项羽在四面楚歌的环境中，其意志已经备受摧残。

当时，张良提出此攻心之术，是因为他非常了解当时的局势——汉军当时在兵力上已是数倍于项羽，兵力悬殊实际上已经决定了这场战争的胜负，项羽此时正处于万般悲凉的英雄末路，而楚歌之唱响，其实就是整个垓下之战中汉军对西楚霸王的最后一击。可以说，如果没有四面楚歌，项羽最终还有可能会奋力逃生；但楚歌之唱响，不仅唱哭了项羽残部，更唱死了项羽的爱姬，此时的项羽已经意志尽毁了。

据东汉时期的学者考证，刘邦的军队当时所唱之为《鸡鸣歌》，其歌词为：

九月深秋兮四野飞霜，天高水涸兮寒雁悲伤。

最苦戍边兮日夜彷徨，披甲持戟兮孤立沙岗。

离家十年兮父母生别，妻子何堪兮独宿空床。

白发倚门兮望穿秋水，稚子忆念兮泪断肝肠。

……

《鸡鸣歌》啼极无声之哀，它是悲歌，更是恨曲，因此，最能引发楚军亡国之痛，更重要的是汉军围困楚军，时值深夜，此时又不可按常法，围阙一面以纵敌。此时纵敌，项羽很有可能会在部下的掩护之下逃走。汉军中有韩信、张良这样杰出的军事家与计谋家，他们是不会不明白这一道理的。

所以，当四面合围禁军以后，在既不四面急攻又不阙其一面以纵敌的情况下，就需要另谋良策来打击楚军，而此时打击楚军的最有效办法，莫过于瓦解其军心了，《鸡鸣歌》啼极无声而哀，又是在鸡鸣时起歌，黎明前最黑暗，人心也最脆弱，在这一特殊的时段瓦解敌人军心是再合适不过了。

楚军在漫漫长夜中身心本已备受煎熬，其心理防线自然极其脆弱，这时突然听到四面传来的《鸡鸣歌》，正所谓“入夜思归切，笛声寒更哀”，其内心受到强烈的摧伤是必然的。因此可以这样说，垓下之战中汉军于深夜围歼楚军时唱《鸡鸣歌》，是在最合适的时机用了最合适的战术，达到了预期的作战目的，堪称古代军事史上的著名战例。

虞姬未能实现的遗愿

仔细玩味虞姬垓下和歌，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的不仅仅是虞姬的深情，更有她的深明大义。

“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头两句，虞姬只是在客观地陈述事实，同时也是在为即将抒发的感慨进行情境铺排。她对形势的判断与项羽的疑惑是一致的——为何汉军中楚人如此之多。

“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虞姬通过自己对形势的判断、对项羽精神状态的观察，已经看到了往日的霸王此时已经没有了战斗的意气——大王，您继续战斗的意志已经没有了，既然如此，我不愿苟活，成为您的累赘！

虞姬跟随项羽多年，想必项羽“夜起，饮帐中”的时候少之又少，而一群平日里如狼似虎的男人根本没有过“泣数行下”的表现。她在给出判断的同时，已经不准备自己再苟活下去——她要用死来激励项羽与战士们！

作为项羽最宠爱的女人，当项羽遭逢末路，但是尚未完全失败时，虞姬挺身而出，激励项羽。只不过，她给出的激励办法是以自己的生命来激醒项羽——毕竟，此时的项羽才30余岁。

她深知，项羽一生历经百战，多次出生入死，更曾经过“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从而击败秦军、起死回生的往昔；也曾有过用3万人杀汉兵十余万，逼迫刘邦数十骑逃窜的过往。此时，项羽身边尚有800余骑精兵良将，无一人不可“以一当十”。退一万步讲，即使打不过人数众多的汉军，起码，这些人也可保项羽全身而退，以图东山再起。

但事态的发展却背离了虞姬的期望。项羽的确突围而出，到了乌江边以后，项羽想要东渡乌江。乌江亭长横船相待，对项王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

可是，她用生命去爱的男人此时却放弃了最后的渡江生息机会，而是固执地认为“天之亡我”，不愿渡河，“乃自刎而死”。虞姬不愿成为项羽突围的累赘，便自刎殉情。但她没想到的是，项羽此时已“无颜见江东父老”，加之痛失爱人，断无独自苟活之理。

我们不得不说，虞姬的死的确是历史上最美丽的一笔。项羽的“妇人之心”与不听劝谏、刚愎自用的性格在虞姬死后再一次体现。可惜虞姬已成历史的漫漫黄沙中身影最淡的那个女子。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虞姬自刎后被葬于垓下——今安徽灵璧县城东15华里、303省道南侧有虞姬墓。对于虞姬的死，张爱玲曾发出感叹：“假如他成功了的话，她将得到些什么呢？她将得到一个‘贵人’的封号，她将得到一个终身监禁的处分……他们会送给她一个‘端庄贵妃’或‘贤穆贵妃’的谥号……”的确，若楚霸王真成了皇帝，那么，虞姬也只会成为后宫之中的一位贵妃而已。她与西楚霸王的美好爱情也将随着帝王威严的日增，而变得日渐稀薄起来。

对比戚夫人，一个是刘邦的爱妃，陪刘邦征战四年；一个是楚霸王最爱的女人，最终自尽于霸王怀中——很难说到底是成为汉王的女人好，还是成为霸王的女人更好。但值得肯定的是，虞姬的死，使本就丰富的楚汉历史又增添了一笔可供后人细细品味的过往，更为中华文艺史增添了美好的爱情素材。

英雄与地痞——反常规的胜利

项羽是楚国正宗的贵族后代，是力可扛鼎的西楚霸王；刘邦是沛县地痞，30多岁还是平头百姓一个。然而英雄与地痞相争，最终却是地痞获胜、英雄惨死，这无疑与我们的普通认知相背离。按理说，不管在哪个朝代，都是英雄将地痞踩在脚下，威武获胜，这才是观众们喜闻乐见的剧情，可为何在此次拼争中，两人的结局却如此不同？

我们需要矫正的首先是我们看世界的观点——在一场“单人与单人”的挑战中，英雄是必然会打败地痞的；在一场“团队对团队”的战争中，英雄与地痞的个人特征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如何筹划未来，如何运用人才，如何调动人马。

从语言看差别——刘邦有欲望，项羽有魅力

语言是个人的鲜明特征之一。在评价一个人时，除仪表特征以外，一个人的谈吐往往是判断其性格的重要指标。美国语言学家本杰明·李·沃尔夫认为，语言会证实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且会对人改造世界、融入世界的方式影响深远。这种影响在刘邦与项羽的人生中曾真实地体现过，他们曾针对同一个场景进行过不同的表述，而这种表述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二人内心的不同。

在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时，项羽与叔父项梁曾去围观。当始皇车驾驶过后，项羽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其意指：“我可以取代他！”而内中含义自然是“我比他强”。

简单六个字却将项羽的性格暴露无遗——从中，我们至少可以知道项羽三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项羽是一个性情中人。秦始皇何人？扫六合而定中原，他手中的大好河山是真刀真枪打出来的，他遵循的是法家治国理念，依靠的是严刑峻法。当时，“偶语弃于市”都有可能被抓，而因言获罪的例子更是多之又多，因此，大家宁愿做“观局不语”的真君子，更何况在天子之威的震慑之下，常人人敬畏还来不及，哪里敢说什么“能取代他”？

而项羽当时不过23岁，他却不顾忌因言获罪，足见他是一个敢说敢想、行事磊落、敢于担当的自信真汉子。但另一方面，这句话也体现出了他过分的不谨慎与行事的鲁莽。始皇巡游，人群中难保无探子、邀功之人在，项羽之言未被他人听到，这是项羽之幸。因此，项羽这一嗓子吓坏了叔父项梁，对方闻言急捂项羽的嘴：“毋妄言，族矣！”这话可不是闹着玩的！会被诛族的！

相比之下，刘邦的言行就显示出了一个中年男子恰当的欲望。刘邦是在被征役去咸阳的时候偶然看到秦始皇的。在看到始皇之威后，他“喟然太息”，长叹一声：“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言语之间，羡慕与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一句话，传递出了刘邦的个性——刘邦是一个会服气的人。他知道，始皇之所以为始皇，是因其有过人之处。当时，始皇与刘邦年龄相差无几，人家已成为史上首位皇帝，而自己则依然是一介小小的亭长——我刘邦不仅是在叹自己，更是在羡慕与肯定始皇。

可以说，此时的刘邦并没有“取而代之”的欲望——小亭长见到了始皇，只能说，此时他的羡慕开始打击他的自尊心，唤醒了他向上、不甘的欲望，而这种欲望恰恰是他的前半生所没有的。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刘邦是没有任何当皇帝、筹划人生蓝图的梦想的，他想的很可能只是让自己比现在过得好一点儿。

同一个场景下，项羽的话直接而短促，而刘邦则仅仅是向往。项羽有的是大男子汉的魅力，而刘邦有的则是唤醒的欲望。项羽伴随叔父，过的是快意恩仇的日子，活的是自己的真实，他没有太多的心机，他所追求的，是“万事随性”；刘邦却很现实，他知道自己的位置，也知道自己的不足，一个已30多岁的男人在世间的历练，早已让他明白了一点——有心计，分析利与弊，才能让自己站得稳一些。

两人注定都不是平凡人，但很明显：有心机的人永远比没有心机的人走得更远。

从身世看悬殊——刘邦是平民地痞，项羽是落魄贵族

仅就家庭背景、个人魅力来看，刘邦是无法与项羽同日而语的。项羽是一个落魄贵族，祖上荣耀——项家世代为楚国栋梁，但项燕死后，秦军长驱直入，打败了楚国，也将项家荣耀打得一片狼藉。

项羽自然是知道祖上荣光的，因此，项羽对始皇、对秦国有的只是恨。从风光到落魄，这个转折放在谁身上，都不是那么容易承受的。后世曹雪芹所做的是将后半生心血凝聚成了一部惊世著作《红楼梦》，而项羽能做的，则是英雄本色，有仇复仇，有恩报恩。所以，他后来才有了“火烧咸阳城”、“掘尸秦室墓”的举动。

而刘邦只是一个平民地痞。成名之前，他是没有名字的，被唤作刘季——刘季即“刘小”的意思。与项羽相比，刘邦更像是一个泼皮无赖，这个无赖可以空手打白条去喝别人的酒，更没有恨始皇的心。作为秦朝小吏，他吃的是皇家俸禄。40岁以前，他想的可能是如何让自己爬得更高，获得更多的俸禄。始皇没有伤害过他的直接利益。因此，他对大秦、对始皇都没有太多的恨意。他放走逃犯，也只是因为他管束不力，逃走的人太多，导致无法交差，才因此而走向与大秦决裂的道路。

而两人更大的不同，体现在战斗力上。项羽之勇完全可以在两军对垒时表现出来——刘邦手下有一神箭手名为楼烦，对战时，刘邦让楼烦站在阵前，楚军出来一员大将，楼烦便射死一人；再出来一人，楼烦又将其射死……一连死了多员大将。项羽大怒，他亲自跑出来，大吼一声，楼烦被吓得掉头就跑，再也没有出来过。从此处来看便可知道，项羽的英雄气概与个人魅力绝对是一流的。所以，在整个灭秦与楚汉战争初期，项羽几乎是战必胜、攻必克。

相比之下，刘邦会干什么？他的本事只有司马迁描述的四个字：“好酒及色。”喜欢美酒与美色是他最大的特点。在整个灭秦与楚汉战争中，没有一座城池是刘邦攻下来的，没有一个计谋是刘邦策划的，没有一场战争是刘邦指挥的。刘邦最大的能力只是四个字：“为之奈何？”他不断地问张良、问韩信、问陈平、问萧何：“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相比之下，项羽完全是一个充满了魅力的男性。而刘邦放走逃犯之时，不过是一个被逼得无路可走的地痞而已；在楚汉战争期间，也不过是个仰仗众人抬举的管理者而已。

从阅历看未来——多虑者得天下

但就像我们说的那样，一场战争中，决定胜负的绝非个人魅力，而是整个团队实力的强弱。在这种时候，善听人言者往往会抢占先机。秦二世三年十月，刘邦攻入关中。后来，项羽也进入了咸阳。在这场胜利面前，项羽与刘邦的表现完全不同。

刘邦未杀子婴，与咸阳城百姓约法三章，不受犒赏，秋毫无犯地退出秦王宫，还军灞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要知道，秦王宫中美色如云，酒就更不必说了，但刘邦却未动秦遗产半分。此时，看出刘邦目的的范增警告项羽：此人不可小看，他爱财却不取财，爱享乐却不及时享乐，拥有如此大的克制力的人，其意不在小。可惜，项羽听不进去。他依然有“取而代之”时的自信，但此时的自信渐渐有了自傲的味道——其志不小终又怎样？

接下来，项羽屠城，烧杀抢掠。做完这些以后，有谋士劝项羽：咸阳乃帝王之都，若您想称帝应定都咸阳。但此时咸阳已经被项羽折腾得惨不忍睹，完全没有了都城的模样。此时他又说了一句话：“富贵而不还乡，如衣锦夜行。”“衣锦夜行”即穿着漂亮的衣服在黑夜行走，谁也看不见。项羽的追求，不过是衣锦还乡，不过是做一方霸王罢了。

而刘邦在不断的征战过程中，对始皇的羡慕一直在升级。随着实力的不断壮大，他成了反秦大军中的重要分子。他的思想在不断地变化，他的人生目标开始不断地扩大。当他真正地进入咸阳以后，他的谨慎与心机在身边谋士的刺激之下，完全被激发了出来。他开始真正地拥有帝王之气概——他的目标再也不是美女、美酒与财富，而是整个天下。

导致两人形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实际上是阅历与年龄。阅历与年龄永远成正比，刘邦与项羽相差23岁，从这一点来看，刘邦眼中的项羽不过是个大顽童而已。

项羽24岁起兵反秦，一路且战且行，27岁时，便自称西楚霸王，分封各路诸侯。可以说，他的人生经历过于顺利，缺乏面对挫折时的磨炼，而他本人在阅历上又远不如刘邦。

性格决定命运，锤炼性格的是岁月，决定性格的则是阅历。可以说，一个人的成长经历直接决定了他的命运。在攻无不克的军事生涯中，项羽的独断专行、自大骄傲日渐构成了他的性格主体。相反，刘邦斩白蛇起义以后，其兵败次数远远超过项羽，再加上他非常清楚自己的不足，这就使他养成了广开言路、善用人才的性格。时局使然，否则，他的队伍便活不下去。

不同的阅历决定了不同的用人策略与心胸器量。项羽用人，重武轻文，麾下猛将如云，谋士仅范增一人且不能用。项羽不仅不重视战略上的谋划，更不善于发现与运用人才。我们前文提到，韩信在项羽帐中“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毛遂自荐多次，也不见项羽采纳。满腹韬略的陈平在项羽手下的待遇也与普通属下相差无几。后来，韩信为刘邦立下汗马功劳，陈平效力刘邦后，成功离间项羽与范增。

英雄往往是自持的，这种自持决定了他们有时候只会看到自己；相比之下，平民出身、已过不惑之年的刘邦则非常清楚眼下的形势，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才能的平庸，需要专业人才的辅佐才行。

也恰恰是这种容人之量与用人之能，最终决定了项羽与刘邦的不同结局。仅谈个人，项羽在个人魅力上的确强过刘邦；但若站在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刘邦为王却有其必然性。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可以说，刘邦与项羽的个人成败，其实与其言行举止中透露出来的个人选择有密切关系——刘邦选择了服软，于是他在团队的支持下得了天下；项羽选择了成为英雄——他也的确赢得了英雄之名——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一场个人之争，事实上，这是刘式管理之道的胜利。

《韩非子·扬权》有这样一段表述：“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处其宜，故上下无为。使鸡司夜，令狸捕鼠，皆用其能，上乃无事。上有所长，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辩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国故不治。”公鸡报晓，狸猫捕鼠，此是自然规律。不管是治国还是管理，都必须要因材施用，科学分工，而管理者更要实现无为而治。

“上有所长，事乃不方。”管理者的专业技能过于突出，事情反而有可能办不好。因为有一技之长的管理者多半会有爱显摆的特点，他们总乐于亲赴一线，事必躬亲。但一人优秀并不代表团队优秀，管理者再优秀，也不可能方方面面都顾及得到。将这种用人眼光进一步扩展到楚汉战争中来，我们就会发现，刘邦在整个战争中，更多的是在负责定目标与计划、督促与激励员工。这种管理才能与现代管理学所提倡的“无为”正相符。管理者所需要的才能其实只有一样儿——大胆放手，幕后监管。

第三辑　人才倍涌出

可以说，刘邦与项羽之间的争斗，完全是以两人为中心、以人才为推动力而展开的一系列心计、军事大战。得人才者得天下——项羽之败，刘邦之成，也多因“夺人才、得人心”而导致。在这一时期中，人才辈出，各类杰出说客、武将纷纷演绎出或令人赞叹或令人扼腕的精彩历史过往。

楚汉相争：谁在左右人才走向？

垓下之围以后，天下已属刘氏。楚汉时期，韩信、陈平、英布、彭越本来都是项羽手下的大将，而且，张良与张耳也与项氏集团之间有着极深的关系。但是，那些对整个楚汉战争的走向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人才却纷纷由楚方投奔汉方。

得人才者得天下。刘邦得天下自然是因有人才相助，但若审视全局，楚汉后期，人才不断地由西楚流向汉方，难道真的只能怪项羽无用人之能吗？

“老乡会”打败了“项氏联盟”

在整个楚汉战争中，刘邦最忠诚的扈从就是以他为中心的故人集团。秦末期，刘邦在泗水担任小亭长时，这一集团已初具规模。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对对方的认知，并在频繁而密切的交往中逐渐形成了共同的利益关联。若刘邦不起义，包括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在内的这些人，也会因有各种乡情、友情而形成密切的交往，而在大家共同大举义旗以后，所有人的性命都拴在了一根绳子上——刘邦王，沛县兴；刘邦败，沛县亡。这个亡，不仅仅是自己要亡，就连自己的家族也会因此而亡。

因此，以刘邦为中心、相互之间拥有归同趋向的帮派就因此而出现了。可以说，这一“老乡团”在整个反秦过程中、在后来的楚汉战争中，都对刘邦军事集团起着巨大的凝聚作用——可以说，它是刘邦集团的实力核心。在征战之中，不管刘邦是胜还是败，是荣还是辱，这一老乡团从来没有遗弃过刘邦。忠诚中心团队的存在，使刘邦哪怕是在彭城惨败以后，还可以迅速地东山再起。

丰沛老乡团在整个战争过程中，都体现出了极强的集团观念，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对集团抱有极深的认同感，不但敌方无法分化收买，就算是被刘邦派往远方战线，这些人也依然只对刘邦一人效忠，并担负起监视其他异己势力的重任。在整个楚汉战争中，项羽也曾对丰沛出身的战将与谋臣进行过威逼利诱，但其行动如石沉大海一般，根本没有回响。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集团中，有文有武，有谋臣、有战将，一位领袖想要从幕后走向前台所需要的各类人才在此集团中都能够找到。这使刘邦在起兵之初，便占据了巨大的优势。

相比之下，项羽的集团却显得如此纷繁芜杂。项梁起兵，靠的是家族势力与吴中子弟。在几次的大战争与合并以后，项梁建立起了一个以旧楚为旗号的统一战线，这一战线中有如项羽、项伯在内的项氏子弟；有旧楚故老，如楚怀王、宋义；有农民起义势力，如英布、吕青；更有各类地方势力，如越人集团、陈婴、张耳等。可以说，这完全是一个松散的联盟，而将这一联盟凝聚在一起的，并不是情感，而是利益。

果然，项梁战死以后，旧楚集团便决定夺项氏之权——楚怀王让宋义与刘邦约定“先入关中者王者”即是此行为的典型代表。因此，项羽在灭秦以后，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旧楚集团。而屠杀旧楚不仅分散了项羽的势力，同时还使他背上了不义的名声，再加上项羽身边的人才呈现出单一局势，这就决定了在楚、汉两大集团正式争战以前，便已高下立见了。

项氏集团本身并非铁板

更重要的是，项氏集团中唯一可以依靠的项家子弟竟还出了叛徒——项伯不仅不帮着自己的侄子巩固项家势力，还胳膊肘往外拐，坑了自己的侄子一把。

按理说，项氏一族应远比刘邦的“老乡会”更有凝聚力才对，因为项氏本是一家，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特点应体现得更加明显，所以项羽才会如此重用项家子弟。但事实狠狠地打击了他——项伯在鸿门宴上，与刘邦约为儿女亲家，救刘邦于危险之中。后来，又接受张良的贿赂，为刘邦请汉中地；楚汉时期，他更是屡屡为刘邦谋划——项伯自是项氏家族中的罪人，但这一罪人因为跟对了主子，西汉建立后，被封为射阳侯，并被赐“刘”姓。

其实，项梁战死以后，项氏集团便缺乏一个拥有足够威望与才能的领袖。在以楚怀王、宋义为代表的旧楚集团的压制下，项氏尚可团结在项羽帐下，但在大局初定的情况下，项伯辈分高于项羽，同样战功赫赫，肯定就再难臣服于侄子项羽。显然，项伯勾结外人背叛项氏集团，明显是出于内部争权，欲挟外敌以自重。而项庄听从范增之言，想要在项伯面前刺杀刘邦，丝毫不给叔父项伯面子，也显示出了项氏一族内并非团结如铁板。

在古代，族权与王权其实呈现出来的是对立又统一的局面。仅就王权而言，每一朝每一代的君王在新朝代建立后，总会对族权加以控制、驾驭，一旦族中出现叛逆，王权便会立即出击；而在战乱时期，族权则是王权最坚实的拱卫势力，王者端坐于庙堂之高，族中众人则为众族人之利效死于疆场。可是，一旦族权与王权之间形成对立状态时，它便会成为王权最大的祸害，因为亲近更易造成伤害。

项伯的背叛很容易令其他将领察觉到项氏集团内的矛盾，而项羽连自己的族人都无法约束，其人才外流便会成为必然。

西楚集团内部松散，造成人才外流

项羽自封“西楚霸王”后，西楚内部便纷乱不止。这固然因为西楚内派系繁多导致，更因为各派势力盘根错节引发的矛盾突出爆发。所以，西楚初期看似强大，但实际上都是在靠项羽一人硬撑，最好的证明就是，楚汉时期获得的各种胜利，几乎都是靠项羽亲征得来的，而其他战将只要一上战场，不是惨败就是直接降汉。除了项羽个人能力突出的原因以外，内部结构的松散也是很大的原因。

在西楚中，项羽有关官职的安排是这样的：

令伊（相当于宰相）　右令伊项伯，左令伊吕青，两人后期皆叛楚归汉；

柱国（相当于总理大臣）　陈婴归汉，柱国项他被汉将灌婴所降；

大司马（相当于军事总长）　龙且（龙且死后，由周殷代之）周殷于楚汉战争后期叛楚后，改由曹咎担任。

从这些描述中，后人足可看出项羽在重要职务上的安排有多么混乱，而西楚内部人才的不可靠也可由此窥见一斑。

陈平曾指出：“顾楚有可赖者，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楚方可以依赖的骨鲠之臣只有刚直的亚父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这几个人而已。而陈平提出的以万金离间这些骨鲠之臣与项羽的关系的建议，在后期也被刘邦所接受，项羽就此听信谗言，内部起了内讧，这才导致了范增的出走。

再看这些身居高位的西楚大将，他们大多是各个派系的势力代表而已，八个西楚重臣之中，唯有三个大司马是项羽之心腹。在刚刚列举的英雄人物中，唯一一个自始至终未离弃项羽者只有龙且一人。从结局来看，除了龙且与曹咎战死以外，其他六位后来皆投靠了刘邦。而这种背叛看似无情，但事实上也是西楚王国内四分五裂、无凝聚力与向心力的必然结果。

此外，在西楚阵营中，如英布、龙且、陈婴一类被重用的外姓将领，基本上原来就是有大量军队的英雄人物，这些人的军队最初并不比项氏少，甚至有些是项氏军队的数倍，如陈婴最初时拥有多达20000的军队，而当时项氏起兵不过8000人。这些人严格来说并不算是项羽的部属，而只能算是与项氏结盟的盟友，一旦时局发生变化，他们便会脱离项氏集团，另投其他联盟。

这些都是西楚的上层势力，上层势力尚且如此，在上行下效的影响下，下层势力必然同样如此。西楚内部整个集团的松散，使其缺乏足够的凝聚力，而这种凝聚力的不足，不仅引发对外作战时效率低下的问题，而且其内部成员之间也没有同舟共济的精神，且“有胜则挟兵自重、败则各奔东西”的趋势。

在率领这种未形成向心力的集团作战时，项羽还要接连不断地应对来自外部的威胁，再加上内部人才结构单一，除范增外再无可用谋臣。在这种情况下，项羽独自一人根本无法将一个松散的集团进一步转化为强大而团结的军团。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楚汉时期，人才的走向更多地取决于当时的时局。不管后人如何评价项羽在用人上的不足，我们都必须要注意到这样的事实——项羽集团内部的复杂程度要远远超过刘氏军团。

更重要的是，刘邦原本就是楚人，而且刘氏军团中与项氏集团中有利益瓜葛者众多——项伯是为救张良，才被刘邦收买的，而西楚内部结构的松散又进一步加重了这种利益瓜葛。这种双方的交情在刘邦战败时体现得非常明显：不少刘邦将士曾在刘邦战败后寄居项羽处，在刘邦壮大势力后又重新投奔。

其实，这种“墙头草”的行为非常好理解——就连刘邦自己都有依项氏集团才能生存下去的过往，其部属更是自不待言。在这种情况下，人才流动便会成为一种必然。

所以，天下大势所趋才是楚汉时期人才流动的最重要原因，若将其简单地归于项羽用人不当，其实也是对项羽的一种误解。

屠夫？孩童？英雄？

在论述“项羽是否是英雄”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要正视的事实是：不管是古代还是近代战争史中，只要一个人担得起“英雄”二字，他往往有嗜杀的一面——历史上有太多出了名的英雄都是踩着累累白骨的。在明确这一点以后，我们来看一下项羽是否能够称得上是英雄。

嗜血屠夫——项羽

《史记·项羽本纪》中有记录项羽本人“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这几句话细细分析起来绝对是够有其深意的——项羽一生打了70多场仗，每战都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神挡杀神，佛阻杀佛，从未打过败仗，轻轻松松便称霸天下了。这样来看的话，项羽的确能够算得上是英雄，他英勇善战、厮杀技能高超，能够历经如此多的战役中依然不败，早已能够证实，他的确是不含水分、真真正正的大英雄。

但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又有语曰：“子羽暴虐，汉行功德。”其意指项羽残暴狂虐。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司马迁记录他的每一件大事都与杀人放火有关。可以说，从史书中一出现，项羽便在杀人。

项梁、项羽二人是因为杀了人，才逃离家乡，躲在吴中避难的。秦二世元年，陈胜起事后，会稽郡守殷通找项羽商量起兵之事，可是项家人把殷通杀了。接下来，项羽又冲入县府中，杀了百八十人。于是，便有了下面项梁当了会稽郡守、项羽为裨将的事情。

楚怀王自定陶以后，迁至彭城，并任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副手。此时，项羽自然是不服的。他理直气壮地将宋义杀了，篡取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上将军之位。

公元前206年，项羽杀入咸阳，将已投降的秦三世子婴杀了，还一把火烧了阿房宫。自立为西楚霸王后，项羽立即将当初起事时拥立起来的“义帝”楚怀王也给杀了。

在项羽一连串的赫赫功绩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两个词——“坑之”，“屠之”，而且，不管是降军还是普通百姓，一律以“坑”、“屠”待之。历史上，秦始皇因为“坑术士”而大受谴责，并因此而得名“千古暴君”。但与项羽相比，秦始皇“坑”的400多人实在是小事——项羽最大手笔的“坑之”发生在公元前207年。当时，巨鹿之战中，楚军大败秦军。秦将章邯为帮助数十万士兵求一条生路，率众归降于楚。这本是项羽树立军威、壮大队伍的大好时机，可是，项羽因为担心降兵有可能生变，一夜之间，竟然“击阬”降卒20余万人。西楚霸王之滥杀无辜、草菅人命由此可窥一斑。

彭城一战中，他先是指挥楚军杀了10万汉军。此时，溃不成军的汉军向南撤退，逃入山地之中。项羽一路率队追击到灵璧东面的睢水边上。此时的汉军早已与平民无异，他们求的只是一条生路，但楚军此时又屠戮了差不多10万汉军，以至于尸体将河道都堵塞了，“睢水为之不流”。

公元前204年，楚军攻下荥阳以后，大将纪信为保刘邦逃脱，自己假扮成刘邦出城投降。当项羽发现自己受骗以后，便将纪信点了天灯，活活烧死了。在这场战役中，项羽还俘虏了汉王的御史大夫周苛。项羽先是一番苦劝，劝周苛降己，但周苛却对项羽一顿嘲笑。这次嘲笑的后果是，项羽将周苛扔到大锅里给活活煮了。

为迫使刘邦手下要员王陵投降，项羽竟抓来了王陵的老母亲来要挟他，没想到王陵老母自己一头撞死，并留下遗言，让儿子跟着刘邦好好干。盛怒之下，项羽竟然将王陵老母的尸体扔到了沸腾的油锅中。

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有如下记载：“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项羽所到之处，无一不是烧杀抢掠，百姓怨声载道，根本不敢依附，这导致了项羽虽名谓上是霸王，但民心早已尽失。撕去历史的渲染，后世口中的大英雄，其实是加重黎民百姓苦难的嗜血屠夫。

以项羽为首的项氏集团所进行的大规模施暴，令大屠杀的酷烈恶风于秦末之乱中骤然暴涨。被称为“宽大长者”且相对持重的刘邦集团，也曾经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屠城，一次是屠颍阳，一次是屠武关。向来推行安民方略的刘氏军团尚且如此，其他集团的烧杀劫掠与屠杀，自可想象。

以项、刘为首的集团实施的屠杀风气扩散开来以后，进军中原与河北的各大军团莫不以大劫掠、大杀戮为能事。在这一时期，华夏大地近三千年以来积累的物质文明成果几近毁灭。当时，人口锐减，民生凋敝，普天之下无一地不萧疏。

如果说秦王朝时期黎民百姓还有狭窄的生存空间的话，那么，在楚汉争霸的短短几年间，整个中华文明建设都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可以说，整个楚汉相争的历史，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毁灭时期。其直接后果是，繁荣一时的秦帝国统一文明，在五六年时间里，骤然跌入了“人相食，死者过半”的大赤贫境地，以至刘邦夺胜、西汉建权50多年时间里，全国经济依然处在严重的萧条之中，无法恢复。

心智未成熟的西楚霸王

不管是杀俘虏还是屠杀平民，在现代文明中都是为人所不齿的。在面对已对自己无害的人时，项羽为什么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对这些人痛下杀手呢？原因很简单，项羽的一生其实是活在骄傲里的。项梁死了，这世间再没有人能够让他心甘情愿地听话，他的暴戾、他的英雄气概与他的孩子气在这一时期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甚至可以说，一向被当作大英雄的项羽，其心智上其实像一个孩子。

孩子最大的特点便是任性，这点在项羽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他的任性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不听劝，一旦任性起来，就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杀秦军降士就是最好的证明。

古人早有语称“杀降不祥”，而且，还有古人的前车之鉴——秦名将白起，长平之战，坑杀赵军40万，几年后被宰相范雎逼死。而项羽类似的大规模屠杀，干了5次，还有一次没有成功：

第一次襄城屠城，坑杀全城平民；

第二次城阳大屠杀，杀光了辅助秦军抵抗的全城平民；

第三次新安大屠杀，坑杀秦军降卒20万；

第四次咸阳大屠杀，杀戮关中平民不计其数，大烧，大杀，大劫掠，大掘墓；

第五次破齐大屠杀，坑杀田荣降卒数目不详，大劫掠大烧杀，逼反复辟后的齐国；

第六次，项羽正准备拿外黄开刀，因一少年的利害劝说，好容易放下了一次屠刀。

其实，古代屠城、杀降的原因很简单：震慑人心。白起坑杀赵卒后，有意放生了几百人，让他们回赵国散布恐怖消息——整个赵国城野间哭声震天动地，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亡灵，不管是从军队士气还是从民众心理，抑或是国力上，赵国从此都一蹶不振。

而项羽杀尽20万降卒以后，关中人知道是楚人报复。此后，抵抗意志彻底瓦解。一次次地屠城，也是项羽在一次次地以自己的方式劝降——最好的求生方式是不抵抗，越激烈地抵抗，越会招来更猛烈的屠杀。对项羽的屠城行动，史书中用了四个字描述：城无遗类。意即，项羽将一座城攻下以后，这座城里面就没有活口了。

这就如同一个孩子在打架，只懂得直来直往，而不懂得民意是可以转变的。天下平民追求的，莫不是老老实实地耕种几亩田地，一家老小过日子。让百姓抛弃故土，实在是一件难事，要不中国怎么有“故土难离”之说呢？你一进城便屠杀，还不论军民一律屠杀，既然横竖都是死，那还不如死得英勇一些。

刘邦则不同。刘邦的谋划是“取天下”，项羽的谋划是“争霸主”。取为收，而争为逐，取天下为长治久安之策，但“西梦霸王”却为一地一时之利。如此行动的结果就是，刘邦最终集天下之力，击败了西楚，完成了统一大业。

二者最鲜明的对比在秦之都城咸阳。咸阳原是刘邦打下来的。秦三世子婴主动降了以后，刘邦的政策是“缴枪不杀”。刘邦在城中也是“约法三章”，一来保境，二来安民，治理得非常不错。当时，秦王朝遗老与咸阳的百姓对此都非常满意。

但鸿门宴以后，刘邦便主动将咸阳让了出来。项羽来到以后，看到秦王宫还好好的，就连秦王子婴都还活着，他立即想起自己的国仇家恨——爷爷项燕为国捐躯，而后叔父项梁身死疆场，这都是拜秦国所赐。所以，当项羽看到富丽堂皇的咸阳宫、看到百姓安居的咸阳城时，他并不会高兴，而是会恨。毁灭秦朝的一切，是项羽一直以来的心愿，现在，他终于有机会实现这一目标，自然不会放过。

于是，“约法三章”被践踏，费尽秦代人力财力建成的阿房宫也被一把火烧成了焦土，整个关中，大火三月不灭。他杀了子婴，杀了秦朝遗老，也杀了无数城中的无辜百姓。杀了活人不算，他还要将死人拉出来——为了找出秦始皇到底在哪里，他将整个秦王室的皇陵都掘了个遍。

杀完了人，烧完了城，项羽的愤怒终于得以平息。他带着抢来的无数珠宝美人，得意扬扬地回彭城老家去了，身后留下的咸阳已是一座死城。

项羽心智不成熟的另一个表现是，他无法进行多线思维。他的想法总是直通通的。这与他的形象固然相配，但一个拥有数十万雄兵的将领若仅仅只会直线思维的话，那么，他的行为与管理措施必然会跟不上。陈平的离间计之所以会有效，范增之所以负气出走，就是因为项羽的直线思维。

直线思维其实也是为人单纯的一种表现。单从做人的角度，保有一颗赤子之心，单纯无邪，这是好事；但对于一个领袖人物来说，单纯便是没有斗争经验，便是给对手可乘之机。当一个领袖给对手留下了生存的机会以后，等待他的，必是灭顶之灾。

另一方面，项羽过分推崇武力。这从他身边的谋士中只有一个范增即可看出。男性在少年、青年时期，都会崇尚暴力，这是男孩成长为男人的心理发育的必经阶段。一旦一个男人真正地成熟了，他就会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武力能够解决的问题其实很有限。作为人类，更多的还得靠智力。可惜项羽沉浸在暴力带来的快乐中，没能明白这一道理。

这就注定了项羽性格上的严重缺陷。幼稚的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是不能解决的，就像小孩打架一样，只要一拳挥过去，谁的拳头硬，谁就能赢。他的拳头自然是硬的，这让他陷入了个人英雄主义之中难以自拔。司马迁曾批评他“奋其私智”、“欲以力征”。这样的人，显然不适合做领导。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任性、自恋、迷信武力，有严重性格缺陷的项羽，注定了他悲惨的结局。那么这样一位缺点极为突出的人物，又为什么会成为人们口口相传的大英雄呢？

这点很好理解——人对偶像的崇拜都是盲目的、非理性的。而最热衷于崇拜偶像的人，通常还处于比较天真的年龄段，他们容易被英俊的外表、强壮的体魄和华丽的配置所打动。

项羽如果来到现在，绝对是个偶像派的明星。他拥有让所有人为之倾倒的资本——高贵的身世、英俊的容貌、强壮的体魄，还有宝马和美女……所有的一切都那么让人羡慕。可以说，放在今日，他也是无数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但既然是理想中的人物，就应该停留在理想中；把理想化的事情和现实混为一谈，就会像项羽一样，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最终迎接他的，唯有失败。

“三流军师”范增

刘邦在论及楚霸王的失败时谈及：“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其对范增之推崇由此可知。就连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这个官场失败者，都因此写下《范增论》。别看苏东坡自己大半生在官场混得鼻青脸肿，在谈及比他大1000多岁的范大爷范增时，也是一脸的崇拜之情：“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项羽不亡。”

但是，在某些历史评论家的眼中，范增并没有那么出色。明代评论家张燧在自己的《千百年眼》中就提到这样一个观点——“范增智不如儿女子”。其意指，范增的智慧还不如稚子与妇人。

那么，范增到底有没有大智慧？如果项羽听范增的话，这天下就是项家的吗？

范增走人未必因为陈平离间

可以说，项羽的败局从范增离职那一刻起便已注定。值得回味的是，范增的离职真的是因为陈平的离间计吗？

我们且以苏轼的《范增论》为基本切入点来进行分析。这篇文章翻译成现代文，可以《范增辞职可行性分析报告》命名。在分析范增的辞职动机时，苏轼有一句话问得非常有水平：“岂必待陈平哉？”这句话的意思是：“难道还要等到陈平出反间之计吗？”

苏轼不愧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分析得非常到位——楚军首席智囊、“亚父”范增与楚军领袖项羽早已相互看不顺眼了。项氏集团管理到这个份儿上，正应了那句话——“总有一个人先走”。范增走是迟早的事儿，没必要等到陈平来离间。

陈平所谓的离间计，是不是司马迁文艺加工出来，给刘邦集团增光添彩的？我们且来看《史记》记载的这段“辞职风波”的起因——汉三年，即公元前204年，楚派使者去汉军交流，在汉军营中，服务者端来豪华大餐，但是，一看到楚方来人，却又立即变了嘴脸：“我以为是范老派来的使者，原来你是项羽的人，搞错了！”马上撤掉豪华大餐与精美餐具，另换上一套廉价的便当。想出这招离间计的人叫陈平，是汉方智囊团中的佼佼者。

该使者绝非聪明人，而是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没有经过大脑分析（或他智商不足，根本不知可能是计），便回去向项羽打了小报告。项羽此时开始怀疑起亚父来。于是，他慢慢剥夺了范增手中的权力。范增何曾受如此侮辱？一怒之下便辞职了。

看起来，这仿佛就是一次接待规格不同引发的辞职风波。不过司马迁在此处并未对“用餐风波”与“范增辞职”之间形成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是谨慎地说：“项王乃疑。”顶头上司一怀疑，范增就待不住了。离开以后，汉集团便说，这是己方智囊的功劳。

但辞职事件的背后，却有丰富的细节供后人思量——陈平所谓的反间计，最多也就是压垮范增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陈平就算再聪明，也不能离间根本没有疑心的主公。想一下当时的局势便可知道，范增根本没必要与刘邦交好。当时，刘邦被困于荥阳城，形同瓮中之鳖，就如范增所言：“天下事大定矣。”范增以70岁高龄，辅佐项家叔侄多年，如今终于等到了“天下事大定”，他犯得着再去与已快成阶下囚的人去结交吗？相信这种事儿的人，也只有项羽这种直线思维者。

可以确定的是，在这次的使者风波以前，项羽已经对范增有疑心了。

低情商——项羽为何疑亚父？

一个好的军师，首先是能够处理好和主公之间的关系，能够得到主公的信任。而陈平一次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反间计，项羽就立刻“故意”上当了，就是因为项羽对范增的不满已不是一两天的事了。

这种不满，起源于鸿门宴。鸿门宴上，刘邦逃走，当着刘邦未能带走的随从，范增气得拔出剑来，把刘邦送来的玉斗给劈碎了，接着，就痛骂了项羽一句：“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这句话什么意思？翻译过来就是：“唉！小子，你实在不配图谋天下！夺项王天下的人，一定是沛公！我们这些人日后一定会成为他的俘虏！”

请注意，范增管项羽叫什么？“竖子”！“竖子”二字在古代可是骂人的话，它代表的是说者对听者轻蔑的态度，其意指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儿，相当于现代人说的“兔崽子”、“小屁孩儿”之类的话。想象一下，当范增砸了玉斗，说了“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又骂了“竖子”以后，项羽会怎么想？

当时的项羽正值事业巅峰期，以至于刘邦不得不贡献玉斗、暗中逃走。此时的他已夺取半个天下，左边骏马乌骓、右边美女虞姬，军中将士无一不将他视为盖世英雄。只有范增一人，摆出一副长者的尊容，像训孙子似的训他。对此，项羽心中自然大为不爽。

项羽心里非常不爽，但是还不能拿范增怎么样。项羽自己尊人家做的亚父，现在亚父有理有据地说自己两句，于情于理，他都得忍着。现代心理学中之所以倡导有不快要赶快找办法发泄出来，关键就在于，这种不满是会积累的，就跟借钱似的——而且，你借的还是高利贷，利滚利，最后爆发的时候，极度膨胀的负面情绪便会带来一场大灾难。

其实，范增的不满很好理解——他看项羽真如儿子一般，否则不会如此痛惜良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下，自然会有不当之言。但他忘记了，自己想要坐稳“亚父”之位，就不能忘记自己的“谋士”之本，将自己看得与众不同，甚至凌驾于项羽之上，便一定会出问题。

与范增形成鲜明对比的谋士是萧何。萧何辅助刘邦夺天下之时，虽然刘邦时时处处都要听韩信与萧何的话，但萧何从没忘记过自己的本分，这种本分在刘邦征战途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不仅自己规规矩矩，甚至在张良加入以后，为了不让刘邦为难，自己就退到了后勤位置上。所以，他到最后，既没离开政治中心，也没丢掉性命。

而范增作为军师、谋士，摆不正自己和领导的位置，这属于情商低的表现。现代职场有句话就说，智商决定录用，情商决定升职——范增情商低就决定了他成不了气候，只能做三流的军师。

范增该走吗？

回顾范增的谋士职业生涯，我们会发现，他最有可能辞职的时间点有三个。

第一个时间点是鸿门宴。范增建议项羽除掉刘邦，并在咸阳城外就地将刘邦集团兼并。但这一劳永逸的策划并没有被项羽接受。此时，范增已经说出了“竖子不足与谋”的话，但他没有走，他或许是念及项梁对自己的重托，或是不舍得项羽独自承受日后的失败，反正，在这一次公开的指责发生后，范增并没有走。

第二个时间点是“楚义帝事件”。范增一生中最了不起的策划就是，给全天下林立的分公司树立起了一个真正的大老板——楚义帝。楚义帝是范增的一张王牌。当时，陈胜、吴广失败，天下诸侯就如一群无头苍蝇一般，不知该往哪里去。而范增此时就抬出了“亡秦必楚”的“楚国后代”。他树立了义帝，其实就是在帮助项羽实现“挟天子以令诸侯”。

楚义帝一确立，市场主体立即区分成了楚军与汉军，于是，接下来的方向明确了，天下那些乱七八糟的小起义军也都马上找到了自己的靠山。与刘邦相比，更多的人投靠了项羽，原因就是，楚义帝的存在是一种王权与“替天行道”的象征，可以说，楚义帝就是项羽的一张王牌。

项羽却将这张王牌给沉水了。此时，天下未定，汉军不断壮大，而楚义帝明显还是可利用资源。这等于是在扇范增的耳光——你的计谋已经不适用了！但范增虽然不满，却依然忍了下来。

第三个时间点便是“陈平离间”之计时——此时范增的离职成了他整个谋士生涯中的污点。范增是刘邦最畏惧的对手，而陈平之所以使离间之计，也恰恰是因为他已无计可施。若范增不辞职，楚军吞并汉军乃是一朝一夕之事，而范增偏偏咽不下这口被疑之气——他走了。

低逆商——范增害死了自己

后来有人又从情商里特意分出来一个“逆商”。心理学家认为，逆商即个人摆脱逆境的应变能力、面对挫折的心态和心智。范增其人就败在逆商不足。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逆商对政治人物的作用，比情商和智商更重要，因为政治斗争历来是激烈程度最高的斗争，失败和挫折就像家常便饭一样。就拿三国时期曹操和刘备来说，曹操的逆商就比刘备高，所以，三国里头他的成就最大。就拿赤壁之战来说，曹操的战舰和军营全都着火了，20万大军是死的死伤的伤，败得一塌糊涂，不仅统一江南是不可能了，就连保住性命都难说。这种事儿搁在袁绍身上，早气死多少回了。结果曹操从华容道逃出去之后，竟然哈哈大笑——他在笑因刘备的疏忽，自己侥幸捡到了一条命。他分析了当时的地形，告诉随从：“要是刘备把这儿堵住了放把火，咱们恐怕连骨灰都找不着了。”大难不死的曹操又活了12年，其间风风火火地三征孙权，历经多少失败与挫折，但自己却总是化险为夷。

再反观刘备，其逆商便比曹操低多了——夷陵之战中，刘备被孙权打败，损失了4万兵马，跟曹操的赤壁之战的失败相比，这次失败只是小败，而且蜀国后方还有富饶的益州做后盾，要是休养一段日子，完全可以卷土重来。可是，这位刘皇叔逆商太低了，面对挫折，竟然一病不起，好不容易病恹恹地挺到第二年就死了。

范增与刘备是同一种人，受不了气、经不起打击，被项羽怀疑之后，他选择的既不是辩白，也不是努力消除误会，而是辞官回家。历史上记载，范增是“疽发背而死”，“疽”即皮肤下生了毒疮。有医者考证发现，该病多因气血阻滞导致，也就是说，范增是被活活气死的。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失去信任，却沉默不语，面对指责，忍辱将自己气死——谋士范增在此时表现得真的失了水准。

对谋士来说，智商决定你能否被录用，因此，它是敲门砖；情商决定你能否被提升，因此，它是升降梯；而逆商则是你能否被重用，获得最大的舞台。一个谋士，乃至一个人，要想成大事，就必须要把这“三商”结合在一起。而范增的失败，就是因为他逆商不足。

逆商高者，在面对挫折与苦难时，往往表现出非凡的勇气与毅力，他们会锲而不舍地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立体的、更好的人；而那些逆商低的人则总是畏畏缩缩、半途而废，最终一败涂地。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逆商远比情商、智商更重要。没有谁的生活是一帆顺风的，有时候，你熬过眼下的坎儿，可能就能一马平川。可惜很多人死在了“黎明前的黑暗”。范增没有熬过去，没有了范增的楚军，也就唱响了衰败之歌。

被忽略的败者——“权术大师”熊心

成者为王败者寇。虽然文人热爱悲情英雄，但历史总是更尊重胜者。善用人才的帝王刘邦、百战百胜的战神韩信、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张良……这些都是楚汉时期令人尊重的胜者。而败者项羽也因其勇猛与悲情，在历史上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可世人却忘记了一个曾经在楚汉历史舞台上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的王者——楚怀王熊心。

熊心一生坎坷，若非历史的机遇与他曾经惨死的祖父，很可能一生就以放牧而生。但是，历史风云变幻，将其推向了政治舞台的前沿。在短暂的当权时期，他有勇有谋、心机不浅，若不是当时群雄四起，熊心成为一代贤主也并非不可能。

立傀儡怀王，项梁战死

项羽杀义帝，不仅是后期刘邦以历数他十宗罪的重要一条，而且，也是一直为皇权卫道士们所诟病的一件事。在古代，一个人只要做了帝王，不管他之前是地痞流氓还是公子学士，自然会有后世文人将其供上神坛，镀金粉饰。西楚霸王在楚汉争霸战中失败，再加上义帝也曾是一个“帝”，所以，项羽杀了义帝，便成了后世“臣弑君”的代表。但是，为什么项羽要杀义帝？

义帝是被当成傀儡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秦灭六国以后，熊心便从高贵的王族后代变成了穷困潦倒的牧羊人。若不是项梁、项羽叔侄抬举，恐怕熊心一辈子都会继续放羊。秦末天下大乱以后，秦二世元年时，项梁起义。为了增强号召力，项梁接受了范增的妙计，找到了流落于民间的熊心，并将“楚怀王”这一原本属于熊心爷爷的名号安在了熊心的头上。

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楚怀王”的招牌更加响亮，而念旧的楚国臣子们对于楚国还是很有向心力的；二来也是为了提醒熊心——莫忘你并非“楚怀王”，我们只是借你起义。第二点原因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证明：“项梁自号为武信君。”你虽被我尊为楚怀王，但是我项梁的“武信君”却并不需要你来封。

《史记·项羽本纪》中有文：“陈婴为楚上柱国，封五县，与怀王都盱眙。项梁自号为武信君。”怀王被放在了远离战火的南方，实际掌权的是项梁。陈婴的上柱国也是项梁封的。之所以封陈婴，一是因为陈婴本人没有野心；二是因为陈婴归属以后，他的2万兵马已经被项梁接收了。

如果情况一直是这样的话，熊心很可能一辈子安安稳稳地待在南方，当自己的傀儡就行了。但是，历史给了他一个绝佳的登台机会——项梁带兵亲自向秦军发起攻击，大意之下，军队在定陶被章邯带领的秦军击溃，当场身死。此后，熊心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权谋之路。

夺军权——楚怀王初展谋略

楚军在定陶被打败，楚怀王大惊之下，一路在陈婴的陪伴下，从盱眙来到了彭城，并将吕臣与项羽的军队合并起来，由自己亲自指挥。他任命吕臣担任司图，任命吕臣之父吕青担任令尹；任命沛公刘邦担任砀郡长，并封为武安侯，统领砀郡的军队。此处便可见熊心之胆——项梁大败，整个楚军因此而深受打击，怀王非但没有逃避战败，反而到前线来收拾残局。虽然他的到来并不受欢迎。

下面，是熊心施展自己的权术与手段的时间。他一来到军中，便夺了项羽与吕臣的军权，并以任命的形式，拉拢了吕氏家族与刘邦。熊心举动之深意非常明显，他就是想要限制项家权力。他是项家所立。一个有雄心的君主想要摆脱傀儡的名号，自然要极力摆脱这种阴影。更何况，项梁一死，项羽便成了项家实力派的最突出代表，他自然是怀王首先要打击的对象。至于为何拉拢刘邦与吕氏，当然是为了接下来与项氏家族对抗！

此处，熊心拉拢刘邦的行为更显出了他的计谋。虽然史书并未说明，但按史料推测，此时的刘邦已与项羽结拜。刘邦军队少，不值得一夺，而通过夺权，将刘邦拔高到与项羽同等的高度上，则可以很好地离间两人的关系。

熊心之所以能够夺了吕氏与项氏的军权，也是有条件的。楚军此时正是一个大杂烩，项梁手下的各个势力都有自己的独立军队，项梁在世时，他们因项梁之威而听从于他。此时，项梁身死，项氏集团中缺乏可以继承其地位的实权人物，而项羽虽然是项梁最疼爱的侄子，但是他并没有全军的控制权，此时也没有显赫到足够震慑英布、吕臣一类大将的军功出现。而熊心毕竟是“楚王后代”，至少是精神上的领袖。这一领袖自然能够让众人暂时臣服。

“先入关”宣言，与项羽心生芥蒂

熊心当然不会只夺了兵权便作罢。一方面，秦军仍在虎视眈眈；另一方面，项氏心中愤愤不平，这两方面哪一个问题处理不好，自己就有可能小命玩儿完。此时，恰好出现了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好时机——秦朝名将章邯、王离率领40万秦军主力将赵王围困于巨鹿，赵人多次向各诸侯国求救。怀王把握这一时机，决定就此打破两方威胁。他已与大将宋义商议过未来，并认为宋义非常值得相信。于是，便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封鲁公任次将军、范增为末将军，三者一同领兵，救援赵国。

怀王为了树威，同时也为了激励将士的忠诚度与反秦热情，还发表了著名的政治宣言：“先入关者为王。”这个“为王”的机会，显然是针对宋义与刘邦来说的，项羽很快就发现，自己被排除在了权力圈外部。他当然不愿随宋义出征，与救赵相比，他更愿去攻秦，而且，他愿担任大哥刘邦的副手。

可是，熊心并没有同意项羽的申请。其实，项羽放在哪里都不会直接掌握兵权。但怀王故意将项羽与刘邦分开，并让他担任宋义的助手，明显是有阴谋的。我们完全可以推测，他在使用亲信宋义当统帅确立军权的同时，也极有可能想要借宋义之手，与齐国联盟后共击秦军。

这一点从宋义率军到达安阳以后停留了46天一事中便可以看出来。他将自己的儿子送到了齐国无盐，并在军中饮酒作乐。当时，天寒偏逢连日雨，上将军整日在军中作乐，而军士们每日在雨中冻饿交加，项羽自然不满。

于是，便有了项羽斩宋义之事。随后，项羽于军中发布命令：“宋义与齐国同共谋反楚，我有楚王杀他的密令在手！”此时，诸将皆畏惧于项羽的威猛，言道：“首立楚者，将军家也。今将军诛乱。”这句话非常值得玩味。首先拥立楚王的是将军一家，现在又是将军诛杀了乱臣。其实他们想说的是，这是项家与怀王的权力之争，他们自然不需要参与其中。

在诸将的拥护之下，项羽成了代理上将军。随后，他又派人到齐国杀死了宋义的儿子，同时派人将自己杀掉宋义的事通知了楚怀王。怀王无法，只得任命他为上将军。

项羽王，义帝亡

接着，项羽上演了一出以少胜多、震慑各路诸侯的“巨鹿大捷”，充分地证实了自己的实力。随后，他率40万联军进军关中，早已入关的刘邦只得忍痛拱手让出了胜利的果实。

此时，项羽一来有了显赫军功，二来兵强马壮，自然不甘心再被熊心所摆弄。但他此时还记得有一个“怀王”，于是，便派人告之熊心：我已占据关中。言下之意，自然是希望熊心立他为“关中之王”。

遗憾的是，熊心此时依然怀抱着“不做傀儡”的硬汉气质，他依然嘴硬地要求项羽让出关中，“如约”——按之前的约定，让先入关的刘邦为王。于是，项羽再也不想忍下去，他在咸阳公开发表了那段“分封论”：“怀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专主约！”怀王这个人是我们项家扶立的，并不是因为他建有什么功绩，他怎么能够一个人做主定约？全国起兵反秦，不如暂时拥立过去各诸侯国国君的后裔为王，以集中一切能利用的力量来讨伐秦王。如今，我们身披铠甲、手持兵器，风餐露宿长达3年之久，终于灭了大秦，平定了天下，都是诸位将军与我的功劳！不过，虽然怀王没有什么功劳，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分给他土，尊他为王。于是，项羽便将怀王推为义帝，而自己称“西楚霸王”于彭城。

项羽立都彭城被很多人视作错误，但他们忘了，项羽于关中并没有根基，手下各路势力皆有恋乡、衣锦还乡之愿，定都彭城是最好的选择。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大本营还有一个名义上的主子在那里——避免两个主权出现矛盾是项羽此时的重要议题，否则，楚军便有可能四分五裂。

此时，项羽还是期望用和平的方式来处理此事的，他当然愿意让怀王继续做傀儡，自己也能够落个好名声。但遗憾的是，这一次熊心的强硬使项羽明白，留着他终究是一个祸害。于是，项羽用“帝王必居上游”的借口，令熊心迁都至南方小城郴（今湖南桂阳县）。这么做，不仅是为了让熊心居于荒凉边陲之地，远离政治中心，使其影响力不断削弱，更是害怕熊心被他人利用——这个“活招牌”一旦成为他人的傀儡，对自己是大大的不利。

项羽迁怀王并不如后人想象的那么容易，项羽曾亲自到江都，并亲自动手，才将怀王赶上了去郴县的路。此时的怀王并非没有拥护者，忠于他的人依然不少，他们陪伴着熊心，一起踏上了去南方的路途。

可怜的是，怀王此时在权力、地位尽失的情况下，依然怀有不甘之心，但身边群臣已渐渐因其权势尽失而背叛了他。最终，项羽秘密地令衡山王、临江王把义帝劫杀于大江之中。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楚怀王熊心其实并不能怨项羽无情，他虽空有一腔壮志未酬，但迫切想要摆脱项氏集团控制的欲望使他根本看不清时局走向。当时，项羽带军击巨鹿、救赵王以后，楚军战士杀声震天、无不以一当十，作壁上观的各诸侯人人胆战心惊。大败秦军以后，项羽召见那些“墙头草”，这些人因为害怕被项羽事后算账，一个个都跪着用膝盖向前走路，而且没有人敢抬头仰视。

试想，手中握有重兵的各路诸侯尚且不敢与项羽对抗，熊心何德何能与之叫板？能成大事者，必然忍得了屈辱、识得了时局、熬得过平淡，但熊心显然并不具备这些特点。事实上，若他愿意在项羽手下当个傀儡，并更明智地暗中发展自己的势力，未必会死得这样惨。可惜时光不会重来，历史也不会给那些不识时务者当俊杰的机会。

韩信——从淮阴乞丐到汉初战神

如果你对京剧有一定研究的话，那么你一定看过这出名剧：《萧何月下追韩信》。被称为“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曾经十面埋伏，灭楚兴汉，乃是众人眼中理所当然的英雄豪杰。人人皆知韩信乃是世间少有的军事奇才、一代“战神”。人便是如此，只看到了成名后的辉煌，却未曾想过未成名时的落魄。你也许未曾想到，年少时的韩信受尽了人间屈辱。

在苏北的淮阴，有一个佩剑的小青年——韩信。他家境贫寒，身为平民却从不守安分之道，性格放纵而不拘于礼节，未被推选为官吏，又无力出资经商谋生，时常要依靠着他人的救济糊口度日。身为七尺男儿天天要倚仗他人的施舍，许多人都极为瞧不起他。当时在淮阴城西，有一位亭长好心接待他吃了几顿饭，结果，他却赖上了人家——每天一到饭点儿，韩信一准儿到亭长家里蹭饭填饱肚子，最后把亭长家人都快吃穷了。为了防止韩信蹭饭，人家天不亮就做好饭，然后钻到被窝里吃完。

此时的韩信，什么也没有——没有亲人、没有家族、没有声望、没有家产……他只有一个孤零零的自己，一把父亲留给他的宝剑，以及一肚子的才华和怀才不遇的境遇。

不务实的韩信

韩信父亲早逝，其母操劳过度，自然命也长不了。她临死前最不放心的就是自己的浪荡儿子。韩信虽孝，但穷得无钱来办丧事，然而他却要四处寻找又高、又宽敞的坟地。这个不羁之人说了：要让那块坟地周围可以安顿下一万户人家！并放言：“日后我定能封侯拜相，让万户百姓为母守陵！”

后来这事儿让淮阴的老百姓笑话了很久——一个穷得连饭都吃不上的家伙居然做梦想让万户侯为他的母亲守陵，你以为你是谁？他不是穷傻了，而是穷疯了。也难怪他们笑，在淮阴人看来，韩信什么本事也没有，又不务正业，这样的人简直一无是处。他自矜身份，不屑做个勤劳致富的庄稼汉，也没本事摆摊叫卖争取做个企业家，更没什么人脉关系被推荐做官，他只不过就是个死读书的书呆子罢了！其实书呆子也不是没办法谋生，秦代讲究“文法择吏”，只要能将国家法令背诵九千字以上，品格各方面又没有太大问题，就能像刘季一样做个小干部。偏偏韩信不识时务，非要去学那儒家与兵家的学问，真是莫名其妙！这就是当时淮阴的乡亲们对韩信轻视的看法。

从此，孤傲、呆傻、疯癫、没出息、眼高手低、牛气烘烘等极伤自尊的语用在了韩信的身上。这便是淮阴人对韩信的真实评价。

此时读来可知，韩信未起之时，的确活得不堪。同为布衣出身、未正式上场前也总是被轻视的刘邦至少还是个亭长，但韩信却什么都不是。刘邦当时“仁而爱人，喜施”，他多少还有些余力去帮别人，可韩信却“常从人寄食饮”，时不时得仰仗他人接济。

让人接济并不打紧，历来豪杰英雄不得志之时，往往有受助于人的情况，而韩信最特殊的地方在于，他在“从人寄食饮”之时，还“人多厌之”。

惹祸的姿态与韩信的重生

这“人多厌之”，乍看之下是人的本能，你可以恶意揣测——别人嫌韩信穷，更讨厌他白吃白喝。但除了这层浅显的原因以外，韩信之所以会“人多厌之”，是否还有其他的缘故？于是，《史记》中还接着写了两段故事：一为漂母饭信，一为胯下之辱。这两桩往事，都值得后人一看再看。

先说“漂母饭信”。韩信断了顿、饿得没办法，只好去河边捞鱼吃。一天，正巧河边有个洗衣服的老大妈。这洗衣的大妈是一个慈悲之人，她基于同情，施舍韩信数十日。韩信因此心生感激，遂言道：来日必报您的大恩大德！

这样的话其实合情合理，但是，洗衣大妈非但没有领情，反而带着怒气，教训了韩信一顿：“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哉？”大丈夫连自己都养不活，谈何报答！我是可怜你才给你饭吃的，难道是希望你报答吗？值得回味的是，洗衣大妈为什么要发怒？是不是韩信在言语之间有什么地方惹到了她？

再说“胯下之辱”。在淮阴城里卖肉的屠夫中有一少年，极看不起韩信，便出言不逊：“哼，虽然你长得高高大大的，喜欢带着刀剑到处炫耀，但事实上，你只是一个胆小鬼而已！”

这个少年还当着大家的面羞辱韩信道：“如果你不怕死的话，就来刺我；如果你怕死的话，就从我的裤裆底下钻过去！”

韩信仔细地打量了对方一番，二话不说，从那人的胯下爬了过去。

于是，集市上的人都耻笑他，认为他是一个胆小鬼。

此时的韩信，人生的屈辱到达了顶点。

你能想象吗？日后率领千军万马纵横于杀场、助刘邦兴起汉朝的一代英雄豪杰，竟然有过如此不堪的时期！

你也许会暗自揣摩——为什么韩信会向那少年认输，从他的胯下钻了过去？想必那侮辱他的少年必是一市井无赖，身强力壮，为韩信所不敌；想必那少年周围定有一群狐朋狗友在密切注视，一旦韩信的宝剑出鞘，他们便会蜂拥而至，将孤身一人的韩信痛殴一番，甚至置之死地而后快。反正韩信乃一孤家寡人，且颇不得人心，想必这样一个无用之人死后，定不会有人想着为他呐喊申冤。更何况，他们人多势众，众口可铄金，怕什么？

于是，韩信低头了。他此时唯一能做的，就是从少年的胯下钻过。

值得回味的是，为什么那少年偏偏看不惯韩信？秦时期，佩剑行走，根本不算什么大事儿——大部分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带个剑算什么？

什么样的人，就会遇到什么样的事——若偶然遇到，可能是时运不济，但若一而再，再而三，然而就与此人的人格特质脱不了干系了。人多厌之、感激还遭怒骂、走在路上还无故受胯下之辱。韩信除了倒霉透顶以外，是不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最大的可能是，韩信本人有种特殊的姿态，这姿态源于韩信才高。韩信才高，更素怀大志。《史记》言韩信：“虽为布衣，其志与众异。”而为母选万户侯之地，恰恰是此“志”之真实呈现。

韩信在从那无赖的裤裆下钻过后，必是先整了整衣冠，尽力装出一副很自然的样子，大摇大摆地在众人的耻笑与指点中走了。但是一回到家里，他先前那种强作镇静的态度此时必然全消了。他不必再伪装。这是一个安全的所在，自己可以尽情地快乐与难过。此时的韩信只会感觉到万箭穿心，悲痛异常。他会自责道：“韩信啊韩信，你怎肯钻过他人的裤裆？这个人难道会是你吗？”从此后，在韩信的人生史上，“胯下之辱”便成了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的阴影，影响了他一生一世。

从此他真的就解放了思想，在带兵打仗这方面天下无敌了。

这可不是胡说，这种通过自我伤害重获新生的原理是真实存在的。奥地利精神分析专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这种现象叫“死本能”。简单来说，死本能就是人在遇到过不去的坎儿时，潜意识里都有一种趋向于自我毁灭的本能。这种死本能会派生出一种自我伤害的行为。通过自我伤害，享受接近死亡的愉悦。这种死本能，如果用来自杀，10万个人都拦不住；如果用来自我激励，就会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奇效。

这种现象离我们并不遥远，几乎随处可见，只是程度大小的区别——比如2004年雅典奥运会，姚明说打不进八强就不剃胡子；比如勾践为了复国图强，卧薪尝胆……不论是对自己形象上的损害还是对身体的折磨，每个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有这样通过伤害自己来博得同情或者激发自己潜能的冲动。有句广告说得就挺好：男人，就该对自己狠一点儿——为什么要狠一点儿？就是因为，只有对自己狠过了，才能走向成功——韩信就是故意这么干的，他钻胯的时候，其实就是他重获新生的契机。

英雄遇英雄，但不识英雄

俗话说：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经过了胯下之辱，脱胎换骨，韩信开了窍，开启了他的职业生涯。他来到了项梁的队伍，却未受到重视。项梁死后，韩信又做了项羽的执戟郎。所谓执戟郎，通俗点儿说就是门卫、保安。

韩信投奔项羽，自然是冲着项羽的名声。当时，诸路起义军中，看上去只有项羽那一支有可能获得最后的胜利。良禽择木而栖，韩信自然先选择了最强的起义军。他以为自己在项羽那里总会有熬到头儿的那一天。不过，这时候的项羽还没看出来韩信的厉害。韩信几次三番地主动出谋划策，项羽全没听进去。

而军事上才华横溢的韩信在历史上的首次露面，应该是在鸿门宴前夕。当时项羽40万精兵良将驻于霸上，而与项羽对峙的刘邦仅有10万军队，且其战斗力远低于项羽。刘邦先进咸阳，按约定应称王，而他之所以没这么做，完全是因为眼下他根本就没有实力与项羽对抗。

虽然当时韩信贱为门卫，但对局势了然于心，并向项羽献计：您应偷袭刘邦，以铲除后患！而此时，刚愎自用的项羽不仅没有接受韩信的建议，反而呵斥韩信。多亏了有范增解劝，盛怒的项羽才没有降罪于韩信。遗憾的是，虽然范增有经世治国之雄才伟略，却无伯乐知人善任的识人眼光，这才导致了韩信含恨离去。

韩信怀着耗用了自己整个青春年华学习到的卓越军事才能投奔项羽，本想辅助西楚霸王成就一番大业，没想到不但事业没做成，反而差点儿连命都搭上了。韩信之失望可想而知。不过他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封侯”之愿，而是转投项羽的最大劲敌——刘邦。

其实，回味项羽的轻视不是没有理由。当时，韩信的无能早已传遍了整个军营，而他提出的谋略与其说是建议，毋宁说是一个笑话。项羽是一个极自重之人，由他最终不忍失败自刎一事来看，就知道他绝非能与“忍胯下之辱”者交往的人。他是那种宁死也不受辱的男人。在项羽看来，韩信实在是一个窝囊废！这样的人将他留在军营已经很不错了，即使提出建议，也绝不会采用。

应该说，项羽与韩信都是英雄。只不过，他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中的英雄——前者是那种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的英雄；后者更像是越王勾践那样的英雄，忍辱一时求荣华一世。“英雄惜英雄”是建立于“道同”的情况下的，而在人生价值观不同的前提下，两人根本不可能成为合作伙伴。

还有一点，韩信在项羽的队伍中时，项羽基本上没有打过败仗。一个统帅的本领太大时，就会很难再听进去他人的意见，更何况是一个自己根本看不起的人的意见。

所以，韩信在项羽那里根本不可能得到重用，主要是项羽的原因。从心理学角度来说，一个极度自负者，眼中只能看到得到自己。这就使得韩信的离开成为一种必然。他也是英雄，一个英雄不可能一辈子都甘愿当另一个英雄的保安。他要拥有自己的一片天空去施展才华，他要自己的才能为人所知。这种“要”其实与人的心理相呼应——当一个真正有才华的人不再迫于生计时，他就会追求更高层次的东西，他会开始渴望进一步实现自我，而在战乱时代，这个实现自我的方式就是被他人利用。

寻找归宿，寻找被认同感

说到这儿可能你会纳闷儿——韩信为什么盼着被人利用？处世哲学不一直在说吗？要擦亮自己的眼睛，不要被别人所利用。韩信如此睿智，竟然还追求被人利用？事实上，如果回忆韩信的往昔我们就会发现，他以往受过太多的屈辱，而他的绝世战术也更需要施展之地——他渴望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自己是能够封王拜侯的。

英雄无用武之地，这是一种彻骨的悲哀，历史这种悲剧并不少见。比如汉朝冯唐，一身才华，身历三朝，年轻时遇到文帝喜欢老成持重的，不赏识他；年稍长而景帝又喜欢年轻的；到武帝时，举为贤良，但年事已高不能为官。空有一身才华，没处施展，留下了“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典故。

等韩信见到刘邦时，刘邦早已从鸿门宴上脱险，被封为了汉王，他心理状态、精神状态都非常好。在面试韩信时，刘邦也没看上他，他以堂堂汉王的高姿态居高临下，故意为难这个在自己眼中“不忠贞于主公（项羽）”的持戟士。这是必然的——刘邦也有戒备之心，弃主者会不会二次弃主，谁也拿不准。

此时，刘邦告诉韩信，只要他在一方手帕上，能画上多少个兵，就让他带多少兵。韩信真不愧是整个楚汉战争时期最出色的战神——只见他执笔，在那方手帕上书写：“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这就是韩信的姿态：他在初见刘邦时，也不懂得暂掩锋芒，而是直接挑明——我的才华从来不是只带几个兵那么浅薄，我更不是只有在战场上厮杀的匹夫之勇，而是拥有可带领千军万马的擎天将帅之才！

刘邦其实起初与项羽一样，并没有相信韩信。他对韩信做过背景调查，发现韩信弃项羽投奔自己以前，还有那么多丢脸的过往，便一笑了之，丢给韩信一个小官当。可刘邦应该庆幸的是，他有萧何，萧何能识人——有了“萧何月下追韩信”，这天下才成了他刘邦的。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大丈夫能屈能伸，做人要拿得起、放得下。韩信前半生充满了屈辱，他的后半世却充满了荣耀——他为汉王朝的建起立下了赫赫战功。可以说，刘邦的天下有一半都是韩信打下来的，没有了韩信，刘邦能不能做成皇帝都是个问题。

司马迁如是评价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韩信拥有大志，于是抛下了面子，厚着脸皮到处讨饭吃；韩信拥有大志，所以甘于忍受胯下之辱，以求生存。后来他终于成功了，他跳出了屈辱的牢笼，最终衣锦还乡。此时的淮阴乡亲，看着荣光而归、已然封王的韩信，谁敢说“竖子不足以成器”？

“汉初三杰”的小算盘

刘邦建汉以后与群臣闲谈，说起功臣时认为：“我之所以有今天，得益于三人。”刘邦口中的三人即张良、萧何与韩信，三人并称“汉初三杰”。

对汉初三杰，虽然刘邦后来的大清洗颇对不住其中二人，但他自始至终对三人都非常佩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不断供给军粮，我不如萧何；率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三位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

的确，一个好汉三个帮，多亏了张良、萧何、韩信三人，才有了西汉的建国。但值得一提的是，他三人之所以在乱世时期愿辅佐刘邦，并非怀了“济世”之心，而是各有其目的。

萧何：只求安身立命

如果从史书查找细节的话，我们会发现刘邦与萧何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刘邦谋略深远，生活上好酒及色；萧何是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见识深远、规矩为人，生活上克勤克俭。

仅以萧何的水平来看，他一定很早便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规划。早年，萧何当小官吏时，便以“文无害”闻名遐迩，秦时有人推荐萧何到咸阳做官，而这对萧何这样的布衣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但他却拒绝了。而对这一拒绝，最合理的解释是，萧何不喜欢秦朝的暴政，不愿让自己的智慧为秦服务。此时，萧何已经做出了自己的人生规划——做个为民造福者。

萧何为人规矩，并不意味着他是书呆子，他早就看出了刘邦肯定会成就一番大业。所以，在自己当官时，他曾多次护佑刘邦。刘邦去咸阳服徭役时，他人都赠刘邦三百钱，唯萧何赠他五百钱。多年后，刘邦已是汉高祖，却依然铭记此事，这也是萧何愿随他起军的重要原因。

但有一件事，很可能是萧何一生与刘邦时刻保持距离的重要原因——当时吕后的父亲吕公于沛县请客，萧何做主吏，负责登记贺礼的账目。刘邦来了说：“我出一万钱贺礼。”但实际上他是空手而来。在这个场合中，吕公第一次见到刘邦，并请其入上座。此时，萧何说了一句可能让他后悔终生的话，他说：“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对刘邦而言，这句话在当时肯定格外刺耳，而他肯定不会忘记，这句话是萧何说的。

刘邦沛县起兵后，给萧何的官并不大，基本上相当于打杂的。萧何命运的转折点是在刘邦占领咸阳以后。当时诸将争抢秦朝金银，而萧何独取律令图书——以萧何之智，他肯定细细研读，并对普天之下的人口、赋税、关隘、强弱搞得一清二楚。此时，萧何为刘邦争夺天下做了一个战略决策，正是依据于此决策，刘邦才有了后来的层层上进。刘邦称帝后，曾把众将比喻为“功狗”，将萧何比喻成“功人”，说的便是此事。

《史记·高祖本纪》中有记载说，沛县的民众杀了父母官造反以后，想挑一位领头者来主事。当时，群众呼声最高的人选有萧何、曹参、夏侯婴、刘邦和樊哙等人。当时，几人之中，刘邦完全是个陪衬——萧何任沛县主吏，相当于现在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曹参为沛狱掾，相当于看守所所长；夏侯婴为沛县厩司御，相当于现在的县交通局局长；刘邦却是一个小小的村委会主任，除了屠夫樊哙以外，地位在几人之中最低。

但刘邦成为主角，有其必然性，史书上说：“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也就说，萧何等文吏害怕事败不成，反害了身家性命，于是“尽让刘季”——这才是刘邦成为沛公的原因，而这也是萧何愿辅佐刘邦之原因——他没有勇气做“出头鸟”。

可以说，这种保身立命的意志在萧何的整个人生中都得到了彻底的贯彻。汉三年间，刘邦与项羽对峙于京县、索城之间，怀疑萧何有反心，萧何便让自己的家人到军中效力；汉十一年，刘邦拜丞相萧何为相国，加封五千户，并派五百士卒、一名都尉做相府卫队，萧何立即辞让封赏不受，并将自己的家产全部捐助了军队；汉十二年，英布反叛，高祖亲征，却多次派人询问萧相国的举动，萧何再一次将家财全部捐给了军队。但这一次，有门客劝他应破坏自己的名誉以使高祖放心，于是，萧何多买田地，并采取低价、赊借等手段不断地破坏自己的声誉，如此一来，刘邦才放过了他。

萧何生活非常简朴。他贵为相国，但不管是购置田地还是住宅，都是在贫苦偏僻的地方：在建造家园时，也从不修筑墙壁，而其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自己可以不成为当权者的眼中钉。

可以说，萧何一生都是在为保全自己与家人而努力，而且他做得非常成功。孝惠二年，萧何去世，谥号为文终侯。

张良：报世仇，显能力

在一般人心目中，张良是东方智慧的典型代表。但事实上，这只是张良的一面而已。真实的张良不仅是一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慧大师，同时还是一位敢于行刺秦始皇于千军万马之中的勇士。可以说，他是一位忠于故土、无所畏惧的血性男儿。

一边是摇鹅毛扇的智者，一边是血气方刚的勇士，看似很难将二者联系在一起，但是这种看似矛盾的两种秉性在张良身上的确并存。

张良与秦国也有着血海深仇，他的祖父、父亲等先辈曾于韩国首都阳翟任过五代韩王之相。在秦国灭亡韩国以后，张氏一族只剩张良一孤家寡人。为报国恨家仇，张良图谋恢复韩国，并四处结交刺客。

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出巡至博浪沙，张良策划行刺，结果刺客之椎误中始皇副车，功亏一篑。此事即可见张良之英雄本色。当时，秦朝统一，始皇之威如日中天，而张良竟敢在众人之中行刺于他，其勇气世间罕见。

对博浪沙一事，后人给予了热情的赞颂。诗仙李白便在《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诗中感慨万千：

子房未虎啸，破产不为家。

沧海得壮士，椎秦博浪沙。

报韩虽不成，天地皆振动。

对于博浪沙事件，使用“天地皆振动”来评价并不过分，张良的一击震惊了天下。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张良于博浪沙行刺秦始皇后，“（秦始皇）乃令天下大索十日”。可想而知，从秦帝国中央政府至地方各级官吏，在接到圣旨以后，有谁敢不尽心尽力、全力以赴抓捕这位天下第一刺客？

不过，当张良发现以一己之力并不能击溃秦国以后，他隐匿到了下邳。按理来说，被秦帝国视为头号恐怖分子，就宛如昔日美国政府眼中的本·拉登。可张良本人根本不将追缉他的人放在眼里，而且经常在城中漫游，足可见其智慧与胆略的确与常人相异，深不可测。

据《史记·留侯世家》与《汉书·张良传》记载，张良于下邳隐匿期间，又获中国古代传奇政治家黄石公赠送的《太公兵法》，这本《太公兵法》乃是一部糅合了诸子各家的部分思想、专论战略的兵书。这一老人、一古书的出现给张良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一生又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公元前209年，陈胜首举义旗，此时，张良已苦修兵法十年。他于下邳聚集了百余年轻人，一起前去投靠楚王景驹。行至留地（今江苏沛县东南），与刘邦相遇。两人一见如故，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于是，张良打消了投奔景驹之念头，甘愿跟随刘邦。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刘邦先是“拜良为厩将”，厩将即军马科科长，就如同“弼马温”一般，是一个管理军马的小官。从此以后，二人开始了密切的合作。也正是因为这种合作，张良得以报家仇、雪国耻，恢复了张氏家族的荣誉。

可以说，张良的目的就是为了复仇。后来，项羽、刘邦等起义军合作之下，灭了秦王朝。而刘邦入主咸阳，张良对他自然是感激异常。但此时自己的满腹经纶尚未施展，再加上刘邦待己不薄，于是，他便留在了刘邦的军营中，为刘邦出谋划策，完成统一大业。

刘邦出身草莽，言谈间自然有粗鄙之处，身边人多有受其责骂的经历，但他对张良却是另一番模样——他唤张良，只称“子房”。这种尊重一来是因为张良本是贵族，二来也是因他钦佩张良之智勇双全。在刘邦看来，自己能得张良，已是人生之大幸。

刘邦建立西汉后，开始不断地打击功臣。张良自然懂得“卸磨杀驴”的道理，于是，便经常称病、借口要练习气功等，不管政事，渐渐淡出了西汉初期的中心权力圈。在这期间，张良依旧帮助刘邦平定了武将的不安，帮助太子孝惠立足。

虽然此时张良对刘邦、吕后以及即将接管大位的孝惠都有大恩，但他依然懂得进退，特别是当他看到韩信等人接连被杀以后，其行事更是小心。后来，他直接告老还乡，潜心黄老之学。

可以说，张良是汉初三杰中对西汉贡献最大的功臣，但他对权势的爱恋并没有萧何与韩信那么重。此时，他大仇已报，并已报了刘邦的知遇之恩，于是便功成身退。

值得注意的是，为何刘邦与张良之间能够形成默契的君臣关系？细细查看，我们便可发现，原因有三。

首先，刘邦的领悟能力非凡。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在辅佐刘邦之前，曾辅佐过其他人。可是，当时无论谁都不能领会张良出的主意。张良一到刘邦身旁，就发现刘邦聪明无比——张良的计谋刚说个开头，刘邦就知道计谋的用意了。所以张良感叹：“沛公迨天授！”他居然怀疑刘邦有神助。

其次，刘邦有过能改，不断进步，知道忍一时而得一世，会克制自己。据史书记载，刘邦喜欢金银珠宝和美女，可取咸阳之后，张良劝他约法三章，刘邦便下令全军整肃，“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这说明刘邦有天下之志，不被眼前虚荣迷惑。

最后，刘邦有自知之明。他知道以人之长，补己之短，并将张良、萧何、韩信、曹参、樊哙等人作为自己能力的延长，消灭三秦，破掉赵国。这本身就是统御的高级智慧。

韩信——不舍功名，将自己送上了不归路

张良功成身退，韩信的下场却很悲惨。可以说，他是三杰里面下场最惨的——他被吕后派一群宫女拿竹签子捅死了。但细数韩信的过往，我们又很容易发现，其实韩信的死亡有其必然性。

少年时代，韩信是个饱受欺辱与饥饿的底层人，但他曾经受过传统的士族教育，所以，他的追求就是以自己不世出的才华、让世人看清他本性高贵的本质——他也是可以拥有属地的王族。他对名利的追求是汉初三杰中最突出的，而他所追求的也恰恰是西方个人价值中“自我价值的实现与升华”，可以说，他处于马斯洛需求金字塔的最顶层。

韩信悲剧下场的必然性不仅在于他对功名与富贵的强烈追求，更因为他获得后无法割舍的深恋之心。原本贫贱受辱的韩信依靠自己的卓越功勋被封为齐王，韩信自然以此为傲。但是，此时的韩信却表现出了政治头脑上的简单，他只想到自己封王的天经地义，却看不到封王以后的潜在危险——刘邦岂肯让他这样“国士无双”的军事天才长久为王？

于是，刘邦先夺了韩信的兵权，又改封他为楚王。韩信察觉到自己有危险，但此时他所做的也不过是逼死了在他那里避难的楚将钟离昧，并带着钟离昧的首级去见了汉王，以证实自己毫无反心，而这一切当然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但刘邦却依然将他绑了。到了洛阳以后，才赦免了他，找了一个“人告公反”的借口，将韩信降为淮阴侯。

刘邦的做法非常高明——他很清楚，此时杀韩信，时机并不成熟。天下初定，又没有确凿的证据证实韩信谋反，杀韩信天下必然非议，对自己十分不利，故而先放他一马。这样一来，不仅造了韩信有反心的社会舆论，同时也可表现出了自己的宽容与大度。他深知韩信之高傲——由王降为侯，必然会引发对方不满，“人告公反”的事实未必不会成真。刘邦果然等到了这一天。

此时，韩信从楚王高位掉落至淮阴侯后，便开始“日夜怨望，居常鞅鞅（怏怏不乐）”，不时还以与周勃、灌婴等人同列为耻。当他既“怨望”又“鞅鞅”，却依然保持着的恃功而傲的姿态时，那么，最终被诛杀的结局也就板上钉钉了。

韩信的悲剧就在于，其长处为刘邦所用，其短处也被刘邦所察。刘邦利用他的长处，得了天下，而这天下为韩信带来的只是短暂的荣华；刘邦又利用了他对功名不舍的短处，使他丢了性命。纵观韩信的经历，刘邦的阴谋得逞，完全在情理之中。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汉初三杰跟随刘邦打天下，萧何图的是安全感，张良图的是尊严，韩信图的是自我实现。他们都是带着各自的小算盘来投奔刘邦的；而刘邦所做的，也不过是在奋斗时期满足了他们各自的需求。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对人的需求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在不同的状况下，人会有不同的需要，从低至高，可以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及自我实现需求等。可以说，韩信的追求即最高层的自我实现。可以说，从汉初三杰的人生来看，他们的追求其实各有其归属面。对此，刘邦也非常清楚——作为领导人来说，用人很重要，你不光要看他们能给你什么，你还得看他们想从你这儿得到什么，这样才能做到物尽其用，永远掌握主动权。

只是，在刘邦大位坐稳以后，那个谋求自我实现的韩信成了威胁。随着韩信自我实现需求的不断膨胀，再加上不懂得宫廷政治之险恶，而刘邦后期又无法再驾驭他，这才导致了韩信的死亡。

盖世奇才张子房

有学者曾对汉初三杰进行过能力推定，并认为，萧何决定了刘邦的下限，张良决定了刘邦的上限，韩信决定了刘邦从下限到上限的进程——相比之下，张良的存在最重要，因为没有张良，刘邦便不可能完成统一大业。

张良谋划战略于军帐之中，手不执刃却可于无形之中战胜敌人。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张良靠的不是一腔剩勇，靠的是他在处理军政时，事无巨细，一概认真对待，追求最完美的细节。

因此，刘邦评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子房功也。”司马迁评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

不过，后人看张良几乎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化身，但如果我们翻开史书细细查看的话便会发现，事实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回事。

刺秦王，被评血气方刚“愣头青”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张良先世为韩国贵族，秦灭韩后，张良一家300余口被秦王屠戮。报仇心切的张良怀着反秦复韩的雄心，悉散家财、四处访求刺客，但当时秦始皇如日中天，这刺客岂是那么好寻的？

于是便有了博浪沙刺杀事件。值得一提的是，张良之所以能够在下邳躲避风声、从容逃脱，得益于他的相貌——秦始皇与他的士兵们怎么也没想到的是，一个胆敢行刺的勇士竟然“状貌如妇人好女”——张良的身材矮小到了与女子差不多，而且如同漂亮女子一样眉清目秀。

对于这段史实，大文豪苏东坡先生曾经在《留侯论》中对张良大肆批评了一番，并提出了“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的生存理念。苏东坡先生之所以如此评价，是因为在他看来，秦始皇时期，其政权正处于强盛顶峰，君王严厉，又有良相名将相助，其刀锋自然霍霍锋利。张良因为抑制不住自己对秦王的愤怒，而想仅凭一人之力，便在伏击之中杀死始皇来达到目的，求得人生一时痛快，但其实是在刀尖上行走了一次。他没有被捕，实在是上天眷顾他。

苏翁直言：这种行为只有血气方刚的“愣头青”才会做！太危险了！那些拥有万贯家财的富家子弟，是不肯死在盗贼手上的，因为他们的生命宝贵，死在盗贼手中太不值，而未成长为良相的张良被热血冲昏了头，忘记了这一点。

遇名师，“愣头青”变身千古良相

行刺不中，张良自然不得志，其家财也已因寻找刺客而散尽了。此时，人生又突然眷顾了他。一天，张良正在桥上散步，迎面遇上一老者。老者走到张良跟前，故意将鞋子脱落于桥下，然后颐指气使地对张良说：“小子，下去给我捡鞋！”

张良愕然，但尊他是位老者，便强忍心中不满，下桥将老翁的鞋子捡了上来。谁知，老翁又跷起脚说：“给我穿上！”张良心内惊奇——这不是在羞辱自己吗？他恨不得上前暴打这糟老头子一顿！可此时的张良已经懂得了忍耐——算了，还是好事做到底吧！于是，他跪在老翁面前，小心翼翼地为老人穿上了鞋子。

谁知，这老翁非但不谢，反而仰面长笑而去。张良此时完全惊呆了，他站在桥头半天没有回过神儿来。随后，老翁又返回了桥上，对张良赞道：“孺子可教矣，看你还有些前途。五天以后拂晓时分，可来这里见我。”说完，老翁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五天后，张良黎明时跑到桥上，看到老者早在那里等着了。这老者一看张良便不断抱怨：“和老人约会你居然好意思迟到！五天以后再来吧！”说完就走了。张良此时觉得，这老头儿可能不是一般人——传说高人都有脾气。

五天之后，老头儿又说他迟到了——再过五天再来吧！第三次，张良下了狠心，半夜就来到了桥头。这次他总算是来早了一回，老头儿比较满意，从袖子里拿出一本《太公兵法》，对张良说：“这是一本天书，天文地理、奇术八卦、行军打仗、治理天下，无所不包、无奇不有。只要你掌握其中要领，完全可以当帝王的老师，而且我料定你10年后会有大的发展。小伙子，好自为之吧！”

说完此话以后，老者便走了，从此再未出现过。可以说，这一老者实乃良师。此时老者肯定已知张良是谁，因他行刺始皇所表现出来的血气方刚明显隐忍不够，老翁深为张良担忧——性不忍，便如同暴虎冯河，终不可成大器。所以，老者让张良做仆人所做之事，以傲慢行为重重刺激他，挫一挫张良的锐气，以磨炼其心志，使其可忍小怒而成大事。

这一老者是谁？据后人考证发现，老者人称“黄石公”，是秦始皇父亲庄襄王的重臣魏辙。魏辙因不满始皇独断专行、推行暴政，于是便挂冠归隐。他四处寻找合适人物，目的便是委托重任，以实现自己为国效力之愿。而黄石公赠给张良的《太公兵法》，乃前周姜子牙所著之兵书，在古代兵法界素有“得此书者得天下”之美誉。张良得此书后日夜研习，终成深明韬略、文武兼备的智囊，为开创大汉基业立下大功。

在提及该段历史时，苏东坡的态度由抑转褒：“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天下真正能够称得上勇敢者，可遇到突发事情毫不惊慌，面对无故施加的侮辱也不动怒，因为他胸怀大志、目标高远，所以不会为这些琐碎之事而动摇心志。

辅汉王，千秋功业成一身

楚汉战争期间，张良为刘邦献出了一连串锦囊妙计，辅助刘邦击溃了各路豪杰，并最终助刘邦一统天下，建立起属于大汉的时代：

入咸阳先求民心，这是张良之首功；

鸿门宴谏主斗智，助刘邦脱险；

火烧栈道，麻痹项羽，扩充实力，为日后暗度陈仓打下伏笔；

重用英布、彭越、韩信，获得一连串关键战役的胜利；

封韩信，以名换实，集结四方诸侯兵围垓下，逼死项羽，并奠定大汉基业；

劝刘邦封赏雍齿，将汉初动乱消弭于无形之中；

献计请商山四皓保太子，稳固朝野，令汉室稳定传承。

可以说，刘邦的江山坐得稳，张良功不可没。更重要的是，刘邦在张良的劝解之下，也变得善于忍耐。因此，后世也称张良为“帝王之师”。

功名成，全身而退显睿智

刘邦成为汉高祖后，张良最聪明的选择在于，他坚决不受刘邦“自择齐三万户”的封赏，只取了留城万户，功成身退。这也是张良“留侯”之来历。

可以说，张良不仅善于为帝王师，更善于为自己进行人生规划。他为何只选择在小小的留县当县令？这是因为张良非常清楚：一来，功高盖主素来不祥；二来，他本为韩国贵族，而非刘邦帐下谋士，他在刘邦处是客，刘邦虽对自己恩宠有加，却始终拿自己当外人，总是客套话一堆，并唤自己总是子房或先生，主与仆之间不亲密，自然易生嫌隙，若对方怀疑自己复兴韩国，处境则更危矣；三来，张良素来秉承“将在前，相在后，士在侧”，他一直将自己放于“在侧”之位，始终未给刘邦留下“篡逆”之嫌。更重要的是，留县不仅地方小，还是张良与刘邦初识之地——他在借故地提醒高祖：苟富贵，莫忘旧情！

可以说，“谋进万难之前，身退功成之后”，是张良的最佳写照。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张良与大汉王朝的其他人有所不同的是，刘邦身边的亲信多为平民出身，唯张良出身贵族，又是当时名学者黄石公的关门弟子，可谓身出名门、师承名门。这种“名门荣耀”不仅是张良骄傲的资本，同时也是刘邦的最大忌讳。幸而张良始终抱有从容之心，从未对功名利禄过度贪求。

随着刘邦皇位的渐次稳固，张良逐渐由“帝者师”退居于“帝者宾”的地位，并时时遵循时进时止、可有可无的处世原则。汉初，刘邦翦灭异姓王侯的残酷斗争中，张良极少参与谋划。而且，在西汉皇室的明争暗斗中，张良也素来恪守“疏不间亲”的遗训。

可以说，张良的一生是骄傲辉煌的一生，同时也是值得所有人去学习的人生——他追求自我精神上的独立，而不受富贵与名利的牵制。这也恰恰是“敌国破，谋臣亡”的悲剧未发生在他身上的重要原因。

吕雉——被视为“无冕之王”的女人

在中国历史上，热爱权力、投身政治的女人并不少见，特别是在皇家宫廷中，那些热衷于干预朝政的女人更是层出不穷。但是，真正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女性只有三位：一为吕雉，二为武则天，三为慈禧。而吕雉在三人之中又是最特殊的一个。她在儿子惠帝在位时，整整7年时间里，都与慈禧太后一样，实施“垂帘听政”。待惠帝死后，她正式“临朝称制”。虽然她不曾当上皇帝，但实际上她与女皇无异，而司马迁将其记入专门记录帝王的《本纪》之中，也证实了她其实已是中国第一位未加冕的女皇。细数吕雉过往，我们会发现，其政治才能与过人魄力，比男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白马誓盟——明抑臣，暗抑妻

刘邦意识到吕雉的政治才能，应该是借她之手屠戮韩信之时。当时，他外出征战叛臣，贵为皇后的吕雉施巧计将“功高无二，略不世出”的韩信干净利落地杀了。随后，吕后在杀彭越中更有出色表现。此时的吕雉为巩固刘氏江山立下了大功，也恰恰是在诱杀异姓王侯的过程中，吕雉才得以真正地从管理后宫的皇后，参与到了朝廷之事中。这让她逐渐地成长为一个擅长权谋、坚毅果敢的女政治家。

韩信、彭越之死令刘邦发现，吕雉远比他更有力量。而“改立太子”的失败，让刘邦真正将吕雉上升到“威胁者”的位置上。当刘邦发现自己苦求已久的“商山四皓”竟然站在了儿子刘盈身边时，他意识到，吕后一派羽翼已成，此时的她已不再是自己所能控制的。

公元前195年，刘邦外出讨伐英布。迎战过程中，刘邦中了毒箭，且病情日益恶化。刘邦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于是便命人宰了一匹白马，同时与身边的刘氏诸王立誓盟约，以策万全，史上称之为“白马之盟”。

“白马之盟”主要有两条内容：

第一，国以永存，施及苗裔（只要大汉帝国存在，大臣及其子孙便永远不愁富贵）。

第二，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非刘姓之人不得立王，没有功劳者也不得封为诸侯，若有人不遵守这一盟约，天下可共同征伐他）。

“白马之盟”表面看是在预防异姓称王，其实重在预防吕后篡权。刘邦期望以此激发大臣誓死捍卫刘氏正统江山的意识。可惜的是，此时的吕雉已非与他成婚时的吕雉，她早已在他的疏忽中，成长为一个出色的权谋家。

同年五月，年仅17岁的刘盈登基即位，号汉惠帝。因其年少无知，再加上生性柔弱，登基以后，所有军政大权便由其母吕雉掌控，而吕后在对戚夫人与赵王刘如意痛下杀手后，令满朝文武都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残酷未来。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再无人敢与吕后作对。而吕后在这期间也真正成长为一个有权无名的女皇。

震老臣，初试弄权

惠帝继位后，因受戚夫人之惨状、弟弟刘如意之死的打击，对母亲的巨大变化无法承受。在受了极大的刺激以后，整日痛哭不止。此后，他生了长达一年之久的病。病好以后，惠帝再也没有上朝处理过政务，每日都用饮酒作乐来驱散内心的恐惧。长期抑郁最终导致他于惠帝七年（公元前188年）驾崩于未央宫，年仅24岁。

惠帝发丧时，张良之子张辟疆发现，吕雉此时只是干哭，而没有一滴眼泪。他立即找到丞相陈平商量此异事：“太后仅有惠帝一个儿子，如今惠帝去世，太后却只是干哭没有眼泪，这表明她心内丝毫不悲痛，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陈平自然不知，张辟疆解释道：“惠帝没有成年的儿子，太后现在顾忌的是你们这帮老臣夺了她的权。现在，你们最好的自救方法是请求太后将她的侄子吕台、吕产、吕禄立为将军，并让他们统领宫中南北二卫队，再请吕家人进入朝廷掌握重权，这样一来，不仅太后会安心，你们也可以免于灾难。”

张辟疆深得其父张良真传，因此，陈平立即照做了。当听到陈平的请求以后，吕雉马上大哭了起来。陈平此时才庆幸自己早做了这一步。张辟疆说得非常清楚：唯有太后安心，老臣们方可免祸。可见，吕后在后期并非没有杀老臣之心，而是在矛盾未公开以前，陈平等老臣已经在主动采取自保措施了。而为陈平献出此计的张辟疆，则为避祸更名易姓，从此不知所踪。

陈平等人对吕后的畏惧其实可以理解——在一个手握大权，且能做出杀韩信、屠彭越、炮制人彘等一系列惨绝人寰的事情的女人面前，只有退让才可保自己平安。这种自保在日后的岁月里不断地表现为某种程度上的献媚——陈平拥有张良的智谋、萧何的理政能力，但其人品之所以会被后人诟病，对吕后的献媚是其中原因之一。

在吕雉正式行使皇帝职权后，她曾召集大臣商议，透露出自己立吕姓子弟为王的打算。她先是询问了当时的右丞相王陵。王陵明确反对：当日高祖曾与臣子们杀白马、起盟誓，非刘氏子弟称王者，天下皆可诛讨！面对这样的表态，吕后当然不够满意。随后，她又向左丞相陈平与绛侯周勃发问。此二人道：高祖皇帝平定天下，封刘氏子弟为王；如今，太后代行皇帝之职，封吕氏子弟为王，当然也可以！二人不仅同意分封吕氏，同时还替吕雉找好了理由，吕后当然非常高兴。

退朝后，王陵责备陈平、周勃二人未守誓约，二人却为自己找好了理由——如今在朝廷上据理力争，我们自然比不上你；但谈及将来保大汉天下、安刘氏后代，你们却比不上我们。随后，王陵被免职，陈平取而代之成为右丞相，而吕后还专门为周勃设了一个军事最高官职——“太尉”。

其实，虽然陈、周二人理由是“保大汉、安刘氏”，但这一理由完全是强词夺理，他们忌惮于吕后之权势，当时所做只为自保。

杀刘氏后代，让刘邦断子绝孙

《史记·吕太后本纪》开头处，便有一段文字专门记载了汉高祖刘邦诸子情况：“高祖八子，长男肥，孝惠兄也；异母，肥为齐王；余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为赵王；薄夫人子恒为代王；诸姬子，子恢为梁王，子友为淮阳王，子长为淮南王，子建为燕王。”司马迁之所以会写这样一段话，是因为吕后亲政以后，做的最令人惊讶的一件事是，她几乎杀光了刘邦其他妃嫔所生的子孙，就连那些封于京城较远地区的刘氏子孙也未放过。

如果说她杀戚夫人与赵王如意是因为他们与她有夺夫、争皇位的深仇大恨的话，她为何又会对其他刘氏子孙痛下杀手？我们且来看一下，她是如何收拾这些刘姓王的，再来看她为何如此心狠手辣。

赵王刘友是汉高祖的第六子，在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被立为淮阳王。赵王如意被吕后毒死后，汉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淮阳王刘友被改封为赵王，并娶吕后的侄女为王妃。但赵王刘友对这位吕姓王妃丝毫不爱，且毫无忌惮地宠爱其他王姬。吕王妃大怒之下回京，并向吕后诬陷赵王有反心，吕后大怒，并于吕太后七年（公元前181年），召赵王刘友来京。

刘友来京后，吕后不仅未接见他，还以军队将他幽闭在了他于京城中的府邸赵邸之中，并下令不供给食物。赵国各臣若有向赵王偷偷供食者，一律被治罪。可怜的赵王饿极而歌：“诸吕用事兮，刘氏微；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悟。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自决中野兮，苍天与直！于嗟不可悔兮，宁早自贼！为王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

刘友终于被饿死了。饿死后，吕后让人以民礼将其葬于长安乱葬岗子中。

赵王死后，吕太后改封梁王刘恢为赵王，并将自己的侄子吕王吕产改封梁王。如此一来，吕氏封王便从仅有名号进展到了有国土的真王。随后，吕太后将吕立之女许配给新赵王刘恢做王妃，但当时刘恢已有一深爱的妃子董氏。吕妃来到赵国以后，不仅带了大批吕姓随从官，控制了赵国之权力，而且还在一年以后将董氏毒死。

刘恢对这种明目张胆的政治暗杀自然悲恸异常，却又无计可施——弟弟刘友、刘如意的惨死已经让他隐隐知晓了自己的下场。一日，他饮酒解闷时，作歌四曲悼念惨死的爱妃。爱妃死后4个月，吕后七年（公元前181年）六月，刘恢殉情自杀。得知这一消息以后，吕后竟然说：“赵王为一妇人弃宗庙而死，其子不可继承王位！”于是，赵国又空了出来。

为了填补这一空缺，吕后派人去请刘邦的第四子代王刘恒回京，并要求他改任赵王。此时刘恒正在戍守汉、胡边境，他在接到消息以后，立即与心腹商议，并最终拒绝了这一要求。此时已有三个赵王被吕后直接或间接地害死了，他怎么能做下一个？赵国相对而言处于内地，太后易控制，而代国处于与匈奴接壤的边境，天高皇帝远，而且戍边的理由也很充分。当时，刘恒肩负的抗击匈奴、戍守边疆之重责，手中握有相当兵权。兵权在手且太后鞭长莫及，轻易动不了他，由此代王刘恒方逃过一劫。

赵国空了出来以后，太傅、梁王吕产与丞相陈平等人进言：武信侯吕禄爵居上侯，位次在侯爵中第一，请立吕禄为赵王。吕禄是吕后哥哥吕释之的儿子，吕后自然愿意，并追赠已逝去的康侯吕释之为赵昭王。

同年九月，刘邦第八子燕王刘建死。刘建无嫡子，但后宫有妃子生有庶子，按照汉时王位继承制度，分封王无嫡子时，应由庶子继承王位。吕太后竟然令人将其庶子暗杀。如此一来，燕王之位便空了出来。十月，吕太后立另一侄子吕通为燕王。

细细数来，刘邦八子中，除去已死去的汉惠帝，还剩余七人。七人中，淮南王刘长自幼丧母，由吕后抚养成人，吕后对他疼爱有加，并未加害于他。而剩余六人，其中有四人，或是本人或是其后代，皆灭于吕后之手。而剩余二王之所以能够存活，是因代王刘恒远处边境，又有兵权；而齐王刘肥差点被鸩酒毒死，后主动献出一郡给吕太后之女鲁元公主，并违背伦理尊鲁元公主为王太后，即将自己的亲妹妹当母亲对待，始得吕后善待。

吕后为何会致力于消灭高祖诸子？其中固然有对刘邦的报复——刘邦起兵后，她便长期处于守活寡境遇。后期，吕后势成，其狠毒也令刘邦既敬且畏，再加上有后宫如戚夫人一类的爱姬，自然不会再理吕后。因此，吕后心理出现变态，这本可以理解。不过，除去这一点，更多的原因是，她从后期开始更注重眼前的实际利益。自大权在握开始，她便发现，操纵政权远比孤守皇宫带来的刺激与快感更多。

事实：吕后并无称帝之愿

若抛开吕雉种种狠毒的话，我们会发现，她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她非常清楚自己的对手是刘氏子孙，而非陈平等大臣。只要老臣们不公开与她作对，她便不会杀这些前朝功臣，反而会善待这些人——这样既可稳定天下，又可震慑刘氏子弟，同时还可为自己支撑门面。而陈平等人也非常清楚，吕雉不仅有能力杀他们，而且想杀时简直易如反掌，所以他们才会对吕雉如此畏惧。

值得一提的是，吕雉在后期已经完全成长为一个远比刘邦更出色的政治家。匈奴首领冒顿弑父当上单于后，消灭东胡、赶走西边月氏、吞并楼烦，其势大增，开始不断侵扰汉朝边境。刘邦在位时，便有将吕后独女鲁元公主外嫁匈奴的想法，后因吕后不同意，便嫁了一位假公主，完成了与匈奴的和亲计划。

执政期间，吕后沿袭了刘邦的和亲政策，并未对匈奴兴兵。但在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时，刚死了正室妻子的冒顿单于遣使者阔给吕后送来一封极不敬的信，信中写道：“孤偾之君……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意思是：你死了丈夫，我没有妻子，你嫁给我，两国交好。

对吕后来说，这种侮辱她何曾受过？她立即大怒，并准备出击匈奴。但此时中郎将季布却指出：高祖当年与匈奴多年征战却未占据上风，不得已才采纳了和亲建议，以此才换来汉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如今，大汉军事实力依然不及匈奴，应继续以和亲为上。

最终，吕后听从了季布的意见，并主动赠单于车马作为礼物，“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单于”，单于笑纳并致歉。就这样，匈奴与汉朝之间的兵燹之灾得以避免。

一个政治家的成熟往往表现在，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面对这种侮辱吕后都能容忍，并以主动和亲解决问题，足以证明吕雉完全具备了一个优秀政治家的基本素质。

但需要指出的是，吕后并无当皇帝之愿，也没有让吕氏家族接管刘氏江山的打算。这也是她成熟的证明。她非常清楚自己的政治底线在哪里，若在江山易主大事上有一丝丝的表现，天下马上就会大乱——毕竟西汉的各个分封王国，各有其地域、行政机构与独立的军队，若她或吕氏中的任何一员当上了皇帝，不管她有多大权威，都无法掌控局势。她的真实目的在于使吕氏集团控制皇帝，以保吕氏荣华。

事实上，吕后也的确帮助吕氏集团获得了荣华。但在她去世以后，齐王刘襄先发难于外，陈平、周勃响应于内，刘氏诸王遂群起而杀诸吕，刘氏皇族集团与吕氏外戚集团的一场流血斗争，最终以皇族集团的胜利而告终。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吕雉虽然在对待刘氏子孙问题上表现得心狠手辣，但她在维护西汉王朝的统一上，却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汉高祖去世后，吕后掌握大权，将刘邦休养生息的政策不断推进。同时，吕后并未改动刘邦临终前所做的重要人事安排，先后重用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功臣，而这些大臣虽然在吕后对刘氏子弟痛下杀手时并未出手，但却从民之欲、从不劳民，为大汉太平贡献了力量。在经济上，吕后更是实行轻赋税，并对工商实行自由政策，为日后的“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吕后屠杀刘氏王孙的作为，使许多分封国未能充分发展壮大起来，算是无意中严重地削弱了分封制度，为日后汉景帝削藩与汉武帝实施“推恩令”并剥夺王侯军政大权等一系列政治改革奠定了基础。

从汉武帝开始，分封制度出现了本质的变化，被封王侯只可享受分封地域上的税赋，而无对其封地的行政管理权。若无吕后之前的一番作为，纵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怕也难以完成中央集权制大帝国的构建工程。所以，吕雉对中华历史产生的最重要作用可归纳为一句话——她是中国分封制的掘墓人。

黥面英布——“小阴沟”里翻大船

后人往往将萧何、张良、韩信称作“汉初三杰”，将英布、韩信、彭越称为“汉初三大名将”。英布原为项羽手下大将，被封“九江王”，后归附刘邦。刘邦建汉，大封功臣，英布就此被封“淮南王”。

可以说，英布是后期刘邦借吕后之手除掉韩信以后最大的忌讳，从用兵与谋略来看，英布不如韩信。韩信为帅才，英布可算是楚汉时期最出色的将才之一。但是，若仅从造反精神来看，英布远比韩信更有作为，这种作为也导致了他最终死于非命。

黥刑加身，人封“九江王”

英布是六县（今安徽六安）人，出身平民。据说，儿时曾有一算命先生看到他，说他日后注定荣华，但这荣华必须要在受刑以后才能得。壮年以后，他果然身犯秦法，被处黥刑。黥刑即墨刑，就是在犯人的脸上刺字，然后涂以墨炭，形如现代的文身。但在当时，脸上刺字以后，便表示终生是罪犯，因为这字是擦洗不掉的。

随后，天下烽烟四起，英布在湖南一带投靠了番邑令吴芮，并娶了对方的女儿。有了当地豪杰的支持，他顺利地召集到了数千人马，加入了反秦的行列。要说英布的领军才能的确出众，他在清波（今河南新蔡西南部）主动迎击秦军，并大获全胜。胜利以后，他引兵东进，带着人马投靠了人多势众的项梁，成了项氏集团最出色的将军之一。

由于战功赫赫，项梁重重封赏了他——在拥立楚王室后代熊心为怀王后，项梁封英布为当阳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英布在项氏集团中的资格要比项羽还老。

这一时期，《史记》对他的评价是：“诸侯兵皆以服属楚者，以布数以少败觽也。”英布打仗常常以少胜多，为楚军赢得了广泛的信服与敬重。这与史实相符——巨鹿之战中，项羽杀宋义以后率军渡黄河，是英布打的头阵；在新安，项羽不放心20万秦降卒，又是他做了急先锋；刘邦派兵将函谷关彻底封锁，项羽无法进入，最后是英布抄小路为他杀出了一条血路。而项羽也非常器重英布——在分封王侯的时候，英布不仅被封为九江王，就连杀熊心这样棘手的政治任务，项羽都是交给他来做的。

西楚霸王帐下的五虎将中，他是唯一一位被封王的。考虑到项羽在分封时面对无疆土可封、只得先分给各路诸侯的情况，可以看得出，他是非常期望英布留在自己身边的。

背弃恩主，图名利被汉王利用

项羽之所以将英布封为九江王，当然是期望以此来笼络人才之心。遗憾的是，英布封王以后，对项羽的态度急转直下。项羽出兵攻打齐国田荣时，曾向英布征兵。当时，英布手下有十几万大军，但他却只派了4000人给项羽；后来，项羽征齐，彭城被刘邦围困，项羽让英布去救，英布也托病不去。

一位猛将竟然变得如此乐于推托，自然是令人疑惑的。而后人推断起来，也莫不猜测英布是为了保存实力，想要占地为王。因为英布不再忠心，项羽自然对他非常不满。他多次派人召见英布，英布都不敢去——他心知自己有负项羽，自然不愿主动送死。

事实上，项羽并不会拿他怎么样。当时，项羽的敌人太多了——北边是齐国与赵国，西边是刘邦，这两边哪一个都不是容易解决的麻烦。再者，英布毕竟是一个难得的将才，而项羽最爱的就是此类骁勇之士，自然舍不得杀他。

彭城之战以后，刘邦惨败，退到下邑。张良提出了著名的“下邑之谋”——“下邑之谋”即让刘邦以王位为诱饵，调动韩信、彭越与英布的积极性，联合他们的力量，一起从战略上包围项羽。随后，刘邦派出著名说客随何说动九江王英布正式起兵抗楚。

自己最心爱的将领竟然归了汉，项羽大怒。他派手下另两员大将项声与龙且攻打九江。因为楚军实力数倍于英布，且龙且本人又有极高领军才能，几个月的苦战以后，龙且大破九江。英布自知若到项羽处断无生机，于是便抄小路逃走，直接投了刘邦大营。

像英布这类资历太老、名声太大的将领来归，刘邦自然大喜。但是，他非常清楚，人才的能力越大，威胁就越大，等到无法驾驭时，对汉军将会是巨大的打击。于是，他决定先用杀威棒杀杀英布的威风。听到部下说英布求见以后，刘邦先脱下鞋袜，拉开架势，命人为他端来洗脚水，并同时召见英布。英布一进军帐，刘邦便开口问道：“英布是谁？”

英布自从率兵以来，素来都是别人捧着他，就连项梁、项羽也要给他三分面子。他进来一见刘邦的举动，自然大怒，但此时木已成舟，再后悔已没有回头路了。这次见面，刘邦并没有给他什么好脸，英布心中也一直惴惴不安。直到走进刘邦为他准备的官舍以后他才发现，自己住处的陈设、饮食甚至是随从规格都与刘邦相同——这让英布由大怒转为大喜。

但从这件事上也可看出，英布也不过就这点儿出息。

从此以后，英布便跟了刘邦。龙且退兵以后，他派人又去九江收拾自己的旧部，得了几千人。随后他被刘邦调至成皋与项羽周旋。再之后，刘邦封他为淮南王。淮南王与九江王不同，项羽给了英布九江郡一带作为领地，但刘邦给英布的只有一枚精致的官印。

刘邦用英布，令人想到的是农民使驴拉磨。民间用驴，往往会先蒙上驴眼，再在驴头上悬上美食；驴慢慢前行，美食一抖一动，时不时会挨到驴嘴上，但始终入不到嘴里；可驴子看不到，它还以为自己再努力一点，就能吃上一口。英布就是刘邦征天下的“驴子”，那“淮南王”的称号便是英布时能触碰但就是吃不着的美食。事实上，岂止英布，天下为名利所累者皆是此类蠢物。

英布可意识不到这一点。他接过淮南王大印，信心十足地下了九江。此时楚军已渐显颓势，而英布毕竟是一员出色将领，他一出击便攻下数城，丝毫不念旧主待他之厚情。因为英布参战，项羽的战略后方顿时出现了大问题，待到刘邦毁鸿沟之约、东出荥阳时，英布与刘邦的堂兄刘贾一道，攻入九江，并策动项羽的大司马周殷反楚。

之后，三者合兵北上，狠狠地在项羽的背后捅了一刀。至此，张良的“下邑之谋”完全成功，项羽亡于乌江，刘邦正式称帝。

疑心过重，葬送身家性命

西汉建立以后，刘邦大肆封赏，英布还以为自己安稳享乐的好日子终于到了。但他没想到的是，他的安稳完全得益于淮阴侯韩信——战神韩信未死，英布与彭越当然不会死。之后，吕后整死了韩信，英布由此开始对大汉生疑。

那年夏天，他正在外面打猎，长安来了使者，送来了肉酱。英布初以为是高祖恩赏，直到来人告之，这是梁王彭越之肉，他才大吃一惊。按规定，这肉酱他必须要尝尝。老战友惨死，他惊怒之下，只吃了一口，便恶心吐出。此时，他已下定反心。

回到国都以后，英布暗中集结兵力，部署防御，准备应对突如其来的杀戮。但他没想到的是，他的“小心眼”最终害了他。

英布原配为后来被刘邦封为长沙王的吴芮的女儿，英布反楚以后，楚军攻破九江，便将英布的妻子儿女全部杀光了。如今，英布贵为淮南王，自然要多纳一些女人。其中有一美人最受英布宠爱。

这美人一日生了病，便到医家求治。巧的是，那医生与英布手下的中大夫贲赫正好是邻居。为了巴结上司，贲赫便向美人大献殷勤，不仅赠她珠宝，而且还与她在医生家中一起饮酒。这美人得了别人的礼，自然要帮助对方在英布面前美言。

没想到，英布听到美人夸贲赫，竟醋意顿生。美人感觉不妙，只能实话实说，但英布却总感觉自己头顶多了一顶绿意盎然的帽子。弄巧成拙的贲赫只得称病。他这一“病”反而加重了英布的疑心——你若未占我爱姬的便宜，怎么不敢面对我？

既然英布钻了牛角尖，贲赫也不能坐着等死，他只得连夜坐上向长安递送邮件的专车，赶到长安向刘邦告密。得知贲赫外逃，英布知道他要去哪里，便急忙派人去追，可惜晚了半步。以英布的性格，他绝不会坐以待毙，等待朝廷派调查专员过来。他立即杀掉了贲赫全家，举兵造反。

讽刺的是，此时丞相萧何并不相信他会造反，并怀疑是有人陷害了他，那专员正是萧何派去的救兵。但英布此时已坐实了造反之罪。刘邦大怒，特赦贲赫，将其升为将军，征讨英布。

随后，刘邦又率军亲征。当时，天下初定，万民厌战，英布之举无疑是逆民意而行，因此阵前倒戈者不少。最终，英布节节败退，南渡长江逃命。他误以为曾与自己为亲家的长沙王吴芮之子会救自己，没想到对方派人诱骗他逃至番阳，并最终在番阳害死了他。

此事发生在公元前196年。那一年，刘邦帝王基业永固——三大异姓王全部被杀，江山后顾无忧。当然这无忧也有其眼前代价——刘邦在尝了项羽的箭以后，又尝了英布的箭，而这一箭最终将他送进了阎王殿。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英布之反有其必然性：他与韩信、彭越同为异姓王，其他二人相继被杀，英布又不似他二人一般，不敢反、不想反。最终他在反了楚王以后，又反出了大汉，而这种双重背叛也使他的品格备受后人质疑。

在得知英布造反后，大将夏侯婴曾主动问过前楚国令尹薛公，对方认为英布之反必取最不利于自己的策略，理由非常简单——他出身骊山刑徒，没有太大的政治抱负，经过奋斗以后，已有王位，只图自保，而不会为百姓与子孙考虑。可以说，英布之败恰恰是因为他的这种短见。

退一万步来说，若英布早年不因富贵而充当了刘邦的“征战之驴”，不因小事而猜忌下臣；若他能够考虑到连年征战以后，百姓图的就是一个安稳，那么，英布未必会落得惨死结局。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不拘小节固然重要，但不小心眼更重要。度量大、眼界宽，才能够保持自己对事物的准确判断，才不会在经历了大风大浪以后在“小阴沟”里翻了船。

最后的说客

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游说便成了一门能带来荣华富贵的好职业。当时，诸侯争斗，形势纷纭，各国国君与权臣们在不断的争霸战争中，逐步地认识到这样的事实：国家、领地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固然重要，但出色的政治斗争能力与外交攻势也是争霸、结盟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外交——只要说客能力出众，仅凭其“三寸不烂之舌”便可排忧解难、免除战祸。即使战争无法避免，也可通过说客联系到更多的帮手，增加实力，最终赢得胜算。由此，各类说客应运而生，并在实际的权力战争中大显身手。

在楚汉相争时期，这些说客同样发挥着令人惊讶的巨大作用。事实上，我们越是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便越会发现，说客这一职业在这一时期被赋予了太大的意义。

随何：一张嘴说动英布反

九江王英布降汉对于西楚霸王的打击是巨大的，但是后人可能不知道，英布是被一名说客逼到了不得不反的地步，而这名说客最大的本领就是看人下菜碟、直击要害。

刘邦采纳张良的“下邑之谋”后，首先要谋求的就是英布的支持。但是，英布又不是小猫咪，他是项羽帐下的一只猛虎，而敢于去猛虎耳边吹风的人自然不多。正当刘邦为找不到合适的人游说英布时，随何站了出来——他只带了二十名随从，便南下九江了。

随何胆识过人。在到了九江以后，他先是递上了门帖，但此时英布虽然已与项羽之间有间隙，却并不想反楚——反楚对他保存王位、享受荣华并没有好处。于是，整整三天，随何都没有见着他。

干等下去毕竟不是办法，于是随何便找到了当时任淮南国太宰者：“九江王不愿见我，是因为眼下楚强汉弱，但这也正是我出使九江的原因。请您帮我见大王一面，若大王听了我说的话，认为我说得对，自然无祸；若我说得不对，我情愿以自己的死，来向汉王证实九江王对楚王的忠心！”

太宰将随何的原话转告给英布以后，英布大为好奇。他很想知道这一说客会对自己说什么。但此时的随何早已摸清了英布的弱点，更了解他与项羽之间的矛盾。只听他口若悬河：“您与项王同为诸侯，但眼下您却甘心臣服于他，一定是您感觉楚国强盛，是可以依靠的对象。但是您想一下，项王伐齐时，您仅仅发兵四千，可您当时拥有十几万雄兵，这在项王看来，他会怎么想？”

英布脸色一变。随何看有门道，随之又说下去：“汉王率兵攻打彭城，您理应救援，却袖手旁观，项王得知此事，又会怎么想？

“表面上看，您的确臣服于项王，但其实通过这两件事情，项王已完全明白您想自立。这样继续不表态地待下去，对您没有丝毫好处。楚军眼下虽然强，但是项王违背关中王约，并杀死义帝，早已天怒人怨。如今，楚汉两军于荥阳成皋对峙，楚国后方与前线之间隔了梁国，项羽不管是进兵还是运粮，都要侧敌行军，此乃兵家大忌。您是领军大将，自然比我懂这个。等部队到前线以后，早就疲惫不堪了，哪里还有力气打仗？

“更何况我们汉王始终坚守不战，楚军总有一天会攻不下去。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楚军赢了，各路诸侯见汉王兵败，必然人人自危，前来救我汉军——楚不如汉显而易见。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如今，您不归附汉王，却对岌岌可危的楚王忠心，就连小人我也无法理解。我不认为您的军队能够灭楚，但是如果您肯发兵攻楚的话，必然可以牵制项羽几个月的时间。这样，汉王便有时间攻下其他地区——待汉王大胜，定会对您加封，到时，您的属地何止区区九江一地！”

随何之游说能力当然出色。此时英布也听得心动。他口头许诺归汉，但畏惧项羽的威严，迟迟不敢拿出实际行动。

巧的是，项羽此时也派了使者来到九江，催促英布出兵荥阳相助于他。随何听说此事以后，立即甩开两腿跑到驿馆。进入驿馆后，他整理衣冠，大摇大摆地走入，看到英布正在与来使交谈，他踱步走过去，坐到项羽使者的上座上，并骄傲地对他说：“如今，九江王已归于汉王，项羽有什么资格调他出兵？”

英布一听此言愕然失色，来者也大惊，站起身来就要走。随何立即大吼：“大王！您归汉已是事实！绝不可让他逃掉！”英布立即派人斩杀使者。项羽的五虎将之一最终变成了刘邦的助手。

郦食其：谁是刘邦眼中最有价值的说客？

郦食其投奔刘邦时，已经是年过六十的糟老头了，堪称“书生老去，机会方来”的典型代表。

当年，郦食其自视为奇才，托老乡见到了刘邦。刘邦见他第一面时吓了一跳——他根本没想到对方年龄比自己的爹还大。但二人交谈之后，刘邦对他大加赞赏——郦食其并不以儒生自居，而是自称“高阳酒徒”，恰好战时的刘邦是非常讨厌儒生的。随后，郦食其施展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与刘邦一通儿神侃，刘邦直听得如痴如醉。

随后，郦食其献计，让刘邦以陈留为根据地西征灭秦。在郦食其的帮助下，刘邦得陈留，西征的后顾之忧得以解除，同时还获得了大量的兵员补给与军资粮秣，实力大增。为了感谢郦食其，刘邦封其为广野君。自此，郦食其变成兴汉集团中的重要谋士。

有事时，郦食其经常会主动充当说客出使各方，发挥着自己身为汉王“外交官”的作用，时出奇计；没事时，他便陪刘邦侃大山。可以说，刘邦的见识在他的启蒙下与日俱增。

证实刘邦是个值得信赖的君主以后，郦食其又将自己的兄弟郦商推荐给刘邦。郦商带领着自己的四千人马加入了沛公的革命队伍，整日南征北战、攻城略地。郦商与哥哥不同，他是一名非常有修养有心计的武将，智能、武艺、指挥力样样不缺，成了汉军中著名的将领。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年底，刘邦攻南阳、抢武关，正式打开了由东南进关中的门户，大将周勃与郦商充当前锋直抵峣关。峣关驻有重兵，且易守难攻，是秦王朝由东南至关中的最后一道防线。刘邦原本准备强攻，但张良认为，派说客郦食其与陆贾一起去游说秦将更好，可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张良说一刘邦从不会说二。而陆贾也是楚汉时期的著名说客。两大说客联手，自然不辱使命。秦将被说动以后，准备与刘军联合西征。但此时张良建议，应趁对方麻痹大意时进行突袭。此时，郦食其与陆贾皆认可张良的意见。于是刘邦率兵对秦军发动突然袭击，大获全胜——郦食其又立大功一件。

郦食其跟随刘邦多年，也有面子掉到了地上的时候。汉二年（公元前205年）秋八月，刘邦兵败彭城后，众诸侯又做了墙头草，倒向了楚王。此时，刘邦向郦食其提出要求：“您老人家一向能说，这一次，能不能去游说魏豹一番？若对方举国归顺，我封您为万户侯。您本是魏国人，我也让您衣锦还乡一回。”

郦食其老当益壮、跃跃欲试，二话没说便接下了任务。没想到，到魏国以后，魏王豹果断地拒绝了他，理由是汉王无礼，太有底层人民的本色，骂起人来总是荤素一起上，就算骂王爷也与骂奴仆一样，自己不愿受他侮辱。事实上，魏王豹只是在找借口——他是正宗王室，根本不屑于与底层出身的刘邦为伍。

可郦食其面对魏王的拒绝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刘邦还真是有爱侮辱人的习惯，军中除了张良以外，人人都被他骂得狗血淋头过，那滋味的确不好受。

郦食其游说失败回来，刘邦并未怪他，而是立即派战神韩信出兵攻打魏国。在韩信的指挥调度下，战事果然顺利。

这郦食其偶尔也会向刘邦出一些馊点子。最有名的一次，莫过于他劝说刘邦立六国后代。该主意当即遭到“谋圣”张良的批驳否定。

郦食其对刘邦最大的作用，并不在于他的游说能力有多强。事实上，他在跟随刘邦的这些年里，游说成功的次数并不多。他对刘邦最大的意义在于，他是刘邦唯一没有防备、可以说心里话的人。这种信任一来是因为郦食其年事已高，又没什么野心；二来是因为两人都有贪杯的毛病，而军中其他人都太过正经，只有郦食其还可以与自己对饮几杯、胡侃几句；三来则是因为郦食其总是能够说到他心里去。

汉三年，刘邦战事不利，苦等韩信支援，但韩信却迟迟不发兵。长期处于被动状态，再加上看不到胜利的曙光，刘邦一时间难免心灰，便打算与楚国讲和。他与郦食其饮酒相谈，郦食其劝他：“知道天道的人，帝业可成；不知道天道的人，想当皇帝则是痴心妄想。王者，以民众为天；民者，则以食为天。敖仓这地方，早就是天下粮谷的集散地，我听说那儿储藏的粮草简直吃、用不完。”

郦食其喝了一口酒，继续侃侃而谈：“楚军攻下荥阳以后，竟然不知坚守敖仓，却引兵东进，只留部分士卒分守成皋，坐失地利，这是老天爷在帮助大汉啊！现在，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楚军已形同强弩之末，攻破它不是难事，大王却要自行撤退放弃这样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我真是搞不懂！再说，两雄不并立，一个鸡笼关不住两只叫鸡公，楚汉相争迟迟难决胜负，百姓因此长期骚动不安，海内为之动荡不已，农夫不能下地耕耘，女工不能上机织布，普天之下，人心惶惶，无从安定，没有归属。”

刘邦直接骂道：“老子不听废话！您老人家倒是给我想个办法呀！”

郦食其接着说：“我建议立马进兵，再占荥阳，牢牢占据敖仓的粮库，扼守成皋的险要之地，塞断太行山的道路，控制蜚狐口要道，掌握白马津渡口，向诸侯们显示汉军已占据有利地形并形成克敌制胜的态势，让那帮随风倒的家伙见识厉害。如此一来，天下人都会弃楚投汉，江山就是大王的了。现在燕、赵已经平定，东方的敌对势力除楚国外，就剩下齐国了。目前齐王田广拥有沃野千里的齐鲁大地，田间又率兵20万驻守在历城，秣马厉兵。诸田根深蒂固势力强大多诈善变，齐地背海面河地势险要，济南又靠近楚都彭城，你即使派几十万军队去攻打，也很难计算什么时候才能攻克下来。我倒是愿意试一试，看能不能凭三寸不烂之舌，劝说齐王归顺，争取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把那个失之交臂的万户侯弄到手。”

汉王大喜，当即吩咐下属为郦食其打点行装。

当日残阳似血，刘邦、郦食其这对异常投契的君臣当晚痛饮狂歌。不过，二人都没想到的是，这竟然是他们最后一次在一起喝酒。

这次游说的结果大家从韩信的故事中已经知道了：郦食其游说成功，但因为韩信抢功，加上刘邦安排不周密，导致齐王大怒，准备烹饪郦食其。此时，郦食其真正地表现出了一个高阳酒徒的英雄本色，他自知难逃一死，主动跳入了沸腾的油锅里。

大汉开国谋士中，郦食其稳健不如萧何，战略不如张良，机智不如陈平。但是，他性格疏阔狂放，与刘邦私情极佳。他死了以后，刘邦再无坦荡对饮之人。大汉立国后，刘邦成汉高祖，始终不忘郦食其，并封其子为“高梁侯”。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说客是诸侯战乱时期一道特别的风景线。可以说，中华民族这个自古推崇“讷言沉默”的民族，正是因为说客才开始重视口才的。不过，读《史记》“世家”与“列传”时会发现，说客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因为从秦朝开始，天下帝王只剩一个了，说客的存在空间也被不断地压缩了。

可以说，随何、郦食其大概可以算得上是中华民族最后的说客。说客的辉煌时代已经过去，在大一统的专制时代来临以后，说客已经没有了买家，时代越来越倾向于统一、武力与强权。特别是在汉朝建立以后，严密的户籍什伍制度得以建立，再加上严密的法律要求，人员不得脱籍流动。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的人格被禁锢，说客的舌头被彻底锁住。由此，中华民族走向了大统一，战国诸侯纷争时代彻底告别。

第四辑　解密史间谜

长达4年的楚汉战争最终以刘邦夺取天下、建立汉王朝告终。虽然历史已有定局，但从秦灭亡至汉建立，在历史的罅隙中，我们总能发现关于一些事实，前人未给出明确的解答。比如，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问题：为何败者项羽“死亦为鬼雄”？为何胜者刘邦反落得不仁之名？

秦始皇死因之谜

公元前210年，嬴政同志在外出考察期间，牺牲在了自己的“豪华专列”上，享年50岁。在他人生中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巡时，伴随身边的人主要有李斯、胡亥、赵高、蒙毅等。

秦始皇注定是历史上争议最多的帝王，他的死就如同他的身世、他的雄才大略一般，引发了后人的争议。目前，史学界有关他死亡原因的观点有两种：一说死于疾病，一说死于非命。但据考证发现，秦始皇非正常死亡的可能性要远远超过了前者。

“运动健将”秦始皇

认为秦始皇死于疾病的人，主要是根据《史记》中的记载——秦始皇自幼有疾病，所以体质较弱，而他为人又刚愎自用，事无巨细皆要亲自裁决，每日批阅公文120斤。后人设想，如此繁重的工作自然使他极度劳累。出巡期间，正值炎暑七月，往年旧疾加上近年保养不善，诸多因素并发，皆有可能促使嬴政在途中病发身亡。

有人认为，始皇死于癫痫。癫痫发作时，一般分为四个阶段：起初头晕，胃部不适；接着突然意识全失、膈肌痉挛，面色由红润转青紫，且瞳孔不断放大，更有呼吸症状暂停；然后口吐白沫，并伴随出现全身肌肉不断抽动；最终数十分钟后才可清醒。随着病情的不断发展，从意识全失到清醒所用的时间越来越长，待到机能全失，病人便再也醒不过来。

郭沫若曾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关“秦王为人蜂准，长目，鸷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推测：秦始皇幼时可能患有软骨症，并经常犯支气管炎，所以长大以后，其胸部就如同鸷鸟，声音也如豺狼一般。后来登上大位，又因政务繁重、不懂分权，引发了脑膜炎与癫痫等病症。后人就此推测：秦始皇后来渡黄河时，癫痫症发作，后脑壳撞至青铜冰鉴上，加重了脑膜炎，人始终处于昏迷状态。当车队赶至沙丘后第二天，赵高、李斯方发觉秦始皇已死去多时。

但这种说法之所以不可信，完全是因为与史实不符——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对秦始皇死因只用了“六月生病，七月亡”几个字而已。更重要的是，癫痫症的发作是毫无征兆的——它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而且具有反复发作的特点，根据秦代的医疗条件，癫痫的发作肯定是一次重于一次，而始皇很有可能在上朝、出巡期间不断发作。但史书中并无此类记载。

再者，若秦始皇罹患支气管炎的话，那么，他的身体一定是羸弱不堪的。该病同样有持续发作之症状，而且，病患根本不可进行奔跑、运动等行为，否则，便会因气管受刺激而发病。

事实上，身为一代枭雄霸主，嬴政的身体基本上可以用三个字形容——杠杠的。最能证明的例子就是“荆轲刺秦王”。

《史记》中有关于“荆轲刺秦”的详细描述，但是，常人阅之，可能会忘记以下几点能够证实秦王彪悍的字句。荆轲是何人？燕太子丹万里挑一选出来的刺客。在当时，荆轲必是百分百的武林高手。身为一个千挑万选出来的刺客，荆轲的功夫毋庸置疑——最起码，他定有超乎常人的武功和敏捷，而且，当时他手持淬剧毒的匕首。这意味着，只要始皇被刺个小口子，就会死亡。

见面时，嬴政身着帝王全套礼服端坐于王位之上。图穷匕见之时，荆轲距其已是近身距离。如此近的距离，普通人很难逃脱，可秦王在贴身近刺的情况下，居然可以躲过必杀一击，可见始皇眼神之锐利、反应之敏捷。

细读下去，秦王“绝袖而走”。要知道，那可是帝王大礼服的袖子，既宽又大，质量奇佳，始皇竟然说扯断就扯断了。现在，让我们来随便找块破布挂在自己的袖子上扯扯看，恐怕费尽全力也不一定能撕开，而秦王竟能瞬间“绝袖”，可见其力气之大。

随后，始皇“绕柱而走”——在身着沉重礼服的情况下被荆轲追杀，荆轲竟然追不上，可见始皇速度之快。而且，始皇绝对在剑术上是高手，左右乃曰：“王负剑！”秦时的剑都是一米多长的青铜剑，而始皇边与荆轲周旋，一边将剑鞘推到背后，手伸到肩膀后面拔出了剑——长剑出鞘，顷刻之间便刺伤了荆轲的左腿。

荆轲被刺伤后躺在地上，无法追逐的情况下以匕首飞射秦王，始皇一闪便躲了过去。匕首插在了铜柱上，可见当时荆轲力道之大。但这场追逐战以嬴政获胜为终——万里挑一的勇士都不是对手，嬴政的身体素质恐怕以“彪悍”来形容已不足以表述。

“长生不老”导致的早亡

从之前的描述可以看出，秦始皇死前非但没有任何迹象，反而身体强健、精力充沛。那么，他的死因到底是什么？

据后世推测，最有可能的原因，除了病死以外，便是“过劳死”。秦始皇每天批阅公文要满120斤。但细看之下，会发现这一说法根本不可能。秦制一斤相当于现在的半斤，那么，120斤也就相当于今天的60斤。听着挺吓人，可秦时纸还没有被发明，那时的记录工具是竹简，60斤竹简上，能写的字数实在少之又少，而这种工作量对帝王而言只能算是基本量。

最应该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始皇对方术的着迷。始皇一生的终极理想就是保得万世江山，做个千古之君。如何实现？在那个科学不发达的年代，“长生不老药”看似是最快捷的方法。

《史记》里记载，秦始皇20多岁时便迷上了长生药与“真人术”。为了达到修仙之目的，秦始皇甚至将皇宫搬入咸阳地宫，足不出户地待在里面，一面批阅奏章，一面期望能够“接引”神仙。在获得了帝王的支持以后，真正的“炼丹术”就此诞生。

当时炼丹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求不死之药，二是求炼金之方。基于五行生克学说中“土生金”的说法，先秦人有一种理论：丹砂200年后变成青，再300年变成铅，再200年成为银，再200年化成金。当时“夺天地造化之功”的思想随之产生——在高温的鼎中可以达到“千年之气，一日而足；山泽之宝，七日而成”。于是，有人在鼎内放入以丹砂为主的各种药物，封闭后加以烧炼，企图炼出贵重的金银来——炼丹术或炼金术就在战国末期萌芽了。

丹砂是何物？丹砂在中医理论中又被称为朱砂，为硫化物类矿物，主要成分是硫化汞。众所周知，汞有毒，不合理的用药方法导致的汞急性中毒或者汞在肾脏内蓄积中毒，是古代食用丹药以后常见的后遗症。秦始皇所谓的长生不老丹药，基本上都含有有毒物质，有些甚至含有剧毒，而其一生都追逐长生，哪怕“坑术士”以后，也未放弃此愿。

我们是否可以猜想：始皇多年食丹，体内已积蓄大量毒素。毒素恰好在始皇第五次出巡时，受外界高温刺激开始正式侵害机体正常能力，并最终导致了始皇毫无征兆的暴毙。

儿子篡位引发暴毙

说始皇毒发身亡，也仅仅是一种推测，而且除了毒发身亡以外，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他是被谋杀的。

说秦始皇被谋杀有两个理由：一是赵高的操纵，二是蒙毅的突然离开。

秦始皇外出巡视时乘坐的是“辒辌车”，该车长度大约3米、左右宽约15米，坐于车中，人可站立，车内冬暖夏凉。在车内，人可以自由窥测外面的人与物，并无障碍地收听各类信息，但外面的人却丝毫不能看到内里，只能聆听发自里面的传话或命令。

出巡期间，始皇车队是数十辆辒辌车同行的，几十辆外观完全一致，一同前进，而始皇乘坐的车子每日皆有变换，谁也不知道皇帝坐在哪一辆中——这也是当年张良于博浪沙未能击中始皇的最重要原因。始皇到底坐在哪一辆车上，只有赵高一人知道，因为他是始皇之心腹，更是中车府令，车队完全是由他掌握调换的。未经他许可，任何人——包括李斯、蒙毅在内——都是不能直接谒见始皇的。所以，若谋杀始皇，只有赵高能做到。

赵高为何要谋杀始皇？这与始皇所患疾病有关。始皇巡视的最后一站是环游山东半岛。自琅琊至芝罘皆为海路，始皇车队食物必然多水产品。时值盛暑，当时又无出色的冷藏技术，发臭的鱼类很容易造成细菌快速繁殖或者腐败，所以，有后人推测，秦始皇最初可能是沙门氏菌中毒。

但沙门氏菌中毒并不会致命，病情起初看似凶险，但健康人一般四五天即可逐渐缓解，十几日后即可复原。而始皇自平原津处发病，到沙丘平台逝世，两地相距不过三四百公里，当时车队行速每日三十公里左右，前后也就是十几天的时候——也就是说，始皇在该痊愈时，却意外死掉了。

史书上说，负责护理始皇者，只有赵高及其所派宦官一二人而已。发病突然且凶险，很可能连始皇自己都认为这次在劫难逃，于是便写下了让长子扶苏继承皇位的遗诏。也恰恰是这一遗诏，使赵高动了矫诏之心。随后，他与李斯、胡亥一起，假造诏书，并令扶苏自杀。

很可能当赵高将一切完成以后，秦始皇的病情竟然出现好转。此时的赵高心知，若始皇复原，等待自己的一样是死亡。事已至此，赵高很可能会为了保护自己而痛下杀手，而供他选择的办法多之又多——他可以在献给始皇三餐中下毒，也可以直接动手将病后体虚的帝王扼死，反正辒辌车中的一切都不会有人察觉。

这种说法可以成立的第二个原因是，蒙毅被临时调走了。蒙毅是始皇最信赖的大臣，不管是在朝还是出巡，蒙毅都常侍奉左右。但始皇生病后，蒙毅被遣“还祷山川”。帝王病重，怎么可能将信赖的臣子调至远处执行任务？最恰当的解释就是调虎离山，为赵高害死始皇创造时机。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关于秦始皇的死因，不管是主流的“病死说”，还是推测的“谋杀论”，都没有切实的证据来支撑。时光已逝，滚滚历史长河中，秦始皇到底是怎么死的，已成为无数不解之谜之一。

所有后世的猜想都是假设，事实究竟如何，恐怕只有当事人才能说得清。但确定的事实是，秦始皇之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自己太贪婪，非要永世为王，又不立太子，把自己的死变成了秦二世胡亥夺权的必要条件。结果这个仓促即位的胡亥比自己的父亲更为残暴，杀死亲哥哥扶苏，灭蒙氏两兄弟，大秦帝国，万世基业，灰飞烟灭。

高处不胜寒，极端权力的背后，必定暗潮汹涌，险象丛生，没有一万年的皇帝，只有永远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

你真的了解赵高吗？

再谈赵高，我们已不必说他是大秦帝国的掘墓人，不必说他在沙丘之变中的精彩表现，我们只需关注赵高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可以说，赵高是大秦帝国最积极的掘墓人，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邪恶臣子中的典型形象。长达数千年的历史，各类文艺作品中，都将他视为十恶不赦、断子绝孙的阉竖，同时，他还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宦官擅权乱国的始祖。

然而，赵高真的是宦官吗？赵高的邪恶，是否真的出于阉人的变态？而一向推崇严峻刑法的秦始皇，怎么会允许宦阉出任丞相而无任何非议？秦始皇可不是耳根子软的人，他怎么会对赵高偏爱有加？

谁说赵高是阉人？

翻遍《史记》，我们会发现，司马迁并没有为赵高列传——身为颠覆秦王朝的重要分子，司马迁却不愿为其记上一笔，而是在书中零星提及，明显是因为司马迁鄙薄此类人物。但在《史记》中，却散见赵高生平行事。

有关赵高可能是“阉人”的记录有两点：一是赵高兄弟皆生于“隐宫”；二是赵高属于“宦人”，隶属于“宦籍”。

《史记·蒙恬列传》中记载：“赵高兄弟皆生隐宫。”“隐宫”一词，现已无法考证其主义。在东汉时期，有为《史记》作注解者将“隐宫”之“宫”理解为去势之宫刑，并因此而衍生出赵高兄弟都受过宫刑。因为古代受宫刑以后，都要先在密闭的房间中待上一段时间，避免细菌感染引发的破伤风等并发症。于是，这些学者便认为，“隐宫”即受“宫刑”。

但事实上，“隐宫”指的是一种特殊的地方，它类似我国曾经存在的劳改农场，同时，该词也代指劳改人员——这些人是贱民，他们的身份略高于奴隶、略低于一般平民。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记述，在修建阿房宫时，役使“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其意即为，使用劳改就业人员与服刑囚犯70多万人。若说“隐宫”即宫刑的话，那岂不是说，这70万人全是太监？但事实上，服刑人员中，有男有女，“隐宫”即宫刑一说根本不成立。

在《史记·蒙恬列传》中也有记载：“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赵高兄弟生于劳改场中，是因为他的母亲犯了罪，因此世世卑贱。《张家山汉墓竹简》出土以后，“隐宫”即劳改场或劳改人员的意思更明确了。它与宫刑没有任何关系。

而另一引发后代误解的“宦籍”与太监更是毫无关联。古代“宦”字的意思是指在宫中内廷任职。宦人即在宫内任职之中，相当于皇帝与皇族的亲近之臣，而宦籍则是用来登记经常出入宫门的臣子的登记册——它相当于现代管理制度中的“打卡”与“签到本”。

这一点之所以可以确定，是因为在《后汉书·宦者列传》中有明确记载：“汉兴，仍袭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参其选，皆银珰左貂，给事殿省。及高后称制，乃以张卿为大谒者，出入卧内，受宣诏命。文帝时，有赵谈、北宫伯子，颇见亲幸。至于孝武，亦爱李延年。帝数宴后庭，或潜游离馆，故请奏机事，多以宦人主之。”这里说的“宦人”指的是张卿、赵谈、北宫伯子、李延年等人。他们非但不是太监，反而是皇帝宠爱的内侍臣子。

在秦汉时期，受过宫刑的男人另有其称，被去势以后的男性被称为“奄（阉）人”，在宫中任职的阉人被称为“宦奄（阉）”。直到后汉时期，宦人、宦者、宦官才被专门定义为“阉人”，而后汉时期，已是汉光武帝建立东汉以后的事情。

可以看得出，赵高隶属宦籍，只能证明他是正经八百、拥有名册记录且受秦始皇宠爱的正式官员而已。

更重要的是，赵高是有女儿的人，他的女婿是阎乐，阎乐直接参与了望夷宫政变。若赵高是太监，他怎么可能有女儿？

复原传世典籍中的赵高

赵高的荣华并非空穴来风。在秦王朝刚建立时，一个投机取巧的人是不可能仅靠讨皇帝欢心便受到重用的，更不可能使他在后来颠覆秦王朝的过程中发挥如此大的副作用。要知道，能颠覆王朝的，大部分都有大才能。

在我们还原赵高的人生时，值得一提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姓氏并非普通人所能拥有的。只有那些拥有爵位、封地或官职的人，或者死后按功绩追加称号者，才能够拥有。“赵氏”便是赵国王族的姓氏。

有关赵高家世，史书上只提到说，赵高的父亲是赵国王室的疏族，但他为何会到秦国，则没有任何直接的文献可考。我们可以推测——战国时代天下合纵连横，各国之间结盟定约，相互之间交换王室公子作为人质。

在这些被当成人质的公子之中，多有当时国君众多子女之中不受宠爱、被渐渐疏远者，他们被打发到他国担任人质后，往往长期滞留异乡，不少人贫穷潦倒终生，至死不得归还故土。赵高其祖，或许便是由赵国到秦国做人质的此类公子。

赵高约于秦昭王末年（公元前256年）前后出生于秦国首都咸阳，其人生是秦国文法官吏子弟最典型的道路，即入学室学习为吏知识，并通过选考，出任官吏。当时，学室是专门为培养文法官吏所设置的学校，分别在咸阳与秦王朝各郡设馆，入学室的学生也多是当时文法官吏之子弟——由此可知，赵高之父很可能是秦时隐宫中的小吏。

学室要求学生17岁入学，在学校学习识字、书学与法律3年后，便可参与为吏资格考试——想要了解赵高的才能到底有多高，我们需要了解学室之制度。

当时，资格考试中，可背写5000字以上者，可授为“史”，即可担任文法事务的小办事员。

授为“史”者，可进而参与中央政府主持的初等选拔考试，经过初等选拔以后，成绩最优秀者将被任命为“令史”，“令史”即县令的秘书。

“令史”任期为3年，3年期满后，可参与更高等的选拔考试，在经过严格考试后，最优秀的一个人，可以进入宫中，担任“尚书卒史”，以内廷秘书的职务，直接服务于秦王。

赵高是一步步从学室学生到“史”到“令史”再到“尚书卒史”的。可以说，他是当时出类拔萃的佼佼者。这样的才华，再加上刻意的法令学习，当然会受到重视人才的秦王嬴政的注意。

需要说明的是，在秦朝时，是无“卖官鬻爵”之事发生的。秦朝的官僚制度是史上最严密、完整的，再加上刑法严峻，赵高根本不可能投机取巧。他进入宫廷时，大约23岁，此时的秦王嬴政正开始在政治上大展宏图——他需要大量的人才来辅助自己，而赵高恰恰是在这一时期从“尚书卒史”中脱颖而出，被任命为“中车府令”的。

赵高秦王出行的车马管理和驾驭警备的中车府令，是秦王亲自做出的选拔。在入宫担任秦王内廷秘书以后，赵高展示出的个人才能深受嬴政赏识。赵高的书法堪称一流，在偌大的秦国中，除丞相李斯外，大概无人可出其右。在文字方面，赵高造诣同样极高。后来大秦帝国的文字改革中，他有相当的贡献。除此以后，赵高还著有《爰历篇》六章，该文章是大秦官定识字课本中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历史中有名的文学著作。

秦始皇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而他所建立的大秦帝国更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法治国家，书法识字，只是用来修习刑法、行政文书的工具而已，在复杂而严格的秦法制体系中，赵高堪称精通法律之奇才。也恰恰是因为他在文学、书法与法学方面的杰出，秦始皇才会将幼子胡亥的教育工作托付给他。

解密“中车府令”

不懂历史、轻视赵高者往往还会有第二个理由：赵高不过是管皇帝车马出行的小吏而已，事实上，这些人小看了“中车府令”——这是赵高一生中任期最长的职务，同时也是秦王朝最重要的职务之一。“中车府令”乃是宫中禁内之车府令，其职务相当于皇帝的侍从车马队长，他直接负责皇帝的出行随驾与车马管理，有时甚至会为皇帝亲自驾车。乍听之下，职务看似不重要，但事实上，非皇帝绝对信任之心腹不可担当。

“中车府令”负责管理中车府，中车府中算上“中车府令”共有26人——这26人可以说是整个大秦帝国车御中的精英。据秦代法律规定：一般车马驾驭人员，至少要经过4年的训练；4年以后，若无法良好地驾驭车马，教官便要惩罚，而本人更要服劳役4年。合格的车士必须年龄在40岁以下，身高在七尺五寸以上（约为现代身高1.75米）；步履要矫健，必须可追逐奔马；身手要灵活，要能上下飞驰的车辆；车技要娴熟，需驾车前后左右进行周旋；要强壮而有力，可在车上掌控左右车队的旌旗；武艺更要高强，可引八石强弩，在车队驰骋的过程中，前后左右开弓——而这只是合格车士而已。

中车府中的每一个车士，都是从合格车士之中选拔出来的精英——他们不仅要对秦王保持绝对的忠诚，同时其应变能力、驾车能力、武斗能力，都远远高于一般车士。可以说，中车府中的车士，每一个都是车马高手加武术高手，中车府令是中车府的统领，在那个“能力胜过一切”的实用时代里，更是精英中的顶尖。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身为“中车府令”的赵高，除了出类拔萃的文学才能以外，还是武艺超群的勇士——他是秦帝国中不可多得的文武双全者，这也就解释了为何秦始皇会在他犯罪以后、大臣蒙毅要斩杀他时，出“杀赵高除非我死”之言解救的原因。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赵高是秦二世政权的制造者与毁灭者，更是秦二世政权的真正运营者。对于一位在历史上发挥过如此重大破坏作用的人物来说，过分地强调其狡猾无益。从他能够成为秦王心腹、主持沙丘之变、扳倒李斯来看，便可知他政治才能不浅。

赵高最终死于秦三世子婴的算计之中，他的死是背信失德者的必然。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无德无信”的特点并非赵高本人的恶德，而是当时整个时代的风气——李斯的仓鼠哲学、刘邦的背信弃义，其实都是源于对个人利益的捍卫，而赵高只是太过极端以至走向了毁灭而已。

这与当时大秦帝国奉行法家思想也有关系。法家思想固然对法学的发展有极大的贡献，但它过分夸大法律的作用，主张用刑、德（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来导制百官；更强调“以刑去刑”（用刑罚遏止刑罚、从重量刑），而不重视道德的作用。而法家认为“人性趋利”而无德可言，所以要用利益与荣誉诱导人民。在这种价值观的作用之下，赵高自然会选择最有利于个人利益发展的道路：为避免公子扶苏上位后自己被废，选择沙丘之变。

可以说，忽视道德伦理的规范与人文教育体系的建设，也是使秦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赵高其人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下，由唯利至上到无所顾忌，最终打破一切底线，弑君乱国，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其间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到底是谁烧了阿房宫？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正式任用商鞅在全国推行变法。在商鞅的帮助下，秦国实力大增，并自栎阳迁都至咸阳。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原六国内12万户富豪家族迁徙此地，设为帝都，并对都城规模一扩再扩，同时于公元前212年决定建造可容万人、东西五里、南北千丈的阿房宫。

随后，始皇于沙丘去世，二世登基后不久，便将祖宗积下的江山造得天下皆反。随后，刘邦与项羽率军入咸阳，唐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对阿房宫大加赞美后，一顶黑帽子扣在了项羽头上：“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此后，项羽火烧阿房宫似成历史定案——但阿房宫真的存在吗？它真是项羽烧的吗？

阿房宫——史上最大烂尾工程

阿房宫是烂尾工程，这不是瞎猜的，有两方面的证据，能证明这个所谓的“天下第一宫”，其实只是个传说。

阿房宫始建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212年），其位置在秦代皇家园林上林苑中，按今日的地理位置来看，它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以西13公里处，与秦都咸阳隔渭河相望。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阿房宫的工程量极为浩大，仅其前殿规模就大得惊人：“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因此，始皇时期只完成了前殿而已。

始皇去世以后，秦二世胡亥继续修建，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道：“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按今日之度量来计算的话可知，阿房宫占地可达8万平方米，容纳万人绰绰有余。秦时有传说，阿房宫共大小殿堂700余所，一天之中，各个殿内的气候不尽相同，宫中珍宝无数。如今的西安三桥镇以南，还保留了约60万平方米的阿房宫遗址。

可以说，如果阿房宫真的建成的话，将会是整个世界建筑史上无与伦比的宫殿建筑。但遗憾的是，这一宫殿根本没有建成——完成一个如此庞大的工程可不是一两年的事。对比素有“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便可知这一点。

从规模上讲，圆明园还不如阿房宫庞大，但清代用来建筑圆明园的时间共计150年。据清代有关工程史料记载，圆明园从康熙四十八年开始修建，历经五代帝王才全部建成。当然，也有人会认为，圆明园因其庭院之精巧，所以是特例。再对比承德避暑山庄——避暑山庄也是大型皇家园林，修建它，大清国一共花了87年时间。

由此可见，若阿房宫修建完成——哪怕只完成一半，也一定会耗用很长时间，但事实上秦代真正用于修阿房的时间就两年。公元前212年，秦始皇正式下令修建阿房宫；两年之后，秦始皇驾崩，修建阿房宫的劳力被紧急调到骊山给秦始皇修墓地，之后是陈胜、吴广起义，天下战火不断，修建阿房宫这事儿也就无限搁置了。

所以满打满算，阿房宫的施工期也就两年。两年时间要建成这么大规模的建筑群，基本上没戏。

除了工期不足，另一个能够证实阿房宫未建成的理由就是原材料短缺。

过去盖房子，不像现在是钢筋水泥混凝土浇筑，那时候没有这些现代材料，支撑房屋结构的柱子、房梁，全都是整根儿的木材。所以每逢有大工程，必然需要天文数字的木材供应。有史料记载，修阿房宫时，咸阳附近的大树早已被砍了个精光，要找成了材的木料，就需要到川、贵两地的深山老林里去。再加上当时运输条件差，要准备下700多座宫殿需要的木料，恐怕没个几十上百年根本不现实，但从秦朝建立到灭亡，也不过是二十几年的事情。

所以，从以上两点看，阿房宫除了烂尾，别无选择。

阿房宫真的被焚过吗？

作为当时的中央直属地产，阿房宫的烂尾与现代楼盘烂尾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依秦始皇时期的国力来看，阿房宫的建设绝对“不差钱儿”，差的是一点点时间和民心——过重、过多的徭役使得工人们早已厌倦，在人心不齐的情况下，工期被无限延长。但阿房宫到底盖到了什么程度，烂尾烂在哪里，是不是真的被烧过？

2002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专门派专家到传说中的阿房宫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测。考古学家通过研究发现，阿房宫保存下来了前殿的一座夯土台。这座夯土台东西长1270米、南北宽426米、高12米——您注意了，这只是一座前殿的地基。单从这个夯土台的规模就可想而知，这样一个烂尾工程坐上“天下第一宫”的宝座，也是合情合理。

那么，这座前殿是不是已经完成，阿房宫到底是否被烧过？一般来说，被大火烧过的地方，地面上的土都会变成红色。

专家们在夯土台和它的四周进行了细致的检查，一点儿红色的土痕都没有发现。倒是在不远处的咸阳宫遗址有很明显的烧过的痕迹。也许会有人产生疑问：会不是会是因为2000多年的时光过去，历经无数风霜雨雪的侵袭，已将大火的痕迹完全抹去了呢？

不是，有例子可做参考：汉代长乐宫曾是西汉首都长安中最华美的宫殿之一，同时也是汉武帝母亲的宫殿。相传2000多年前，年幼的武帝皇后阿娇便在此处遇到了同样年幼的汉武帝刘彻，成就了“金屋藏娇”这段千古佳话。但东汉末年，董卓逼迫汉献帝迁都，为避免各路诸侯享用豪华宫殿，便一把火烧了长乐宫。时至今日，长乐宫旧址上火烧过的痕迹依然历历在目。

阿房宫与汉代长乐宫的建筑年代相差并不远，若同样被焚毁，应有相同至少也是相似的痕迹，但两者看上去完全不同，而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性——阿房宫其实并没有被烧过。

而且，从种种迹象来看，阿房宫的前殿很可能根本就没有盖起来，当时只是打好了地基而已。恐怕当年项羽杀到咸阳，来到阿房宫地基跟前的时候，也只能望土兴叹：谁说阿房惊世？根本是一堆未完成的烂房子！所以，所谓的项羽火烧毁阿房宫、大火三个月不灭的传说，其实根本就难以成立，当时的实际情况应该是——项羽的确放了火，只不过是在咸阳城内放的火，而非在阿房宫址上。

一座没有建成的宫殿是如何被焚毁的？

没盖起来的阿房宫，自然也就谈不上焚毁，那火烧阿房宫的冤假错案，为什么会栽赃到项羽头上？凭空被诬蔑的项羽就真的清白吗？说起来，项羽还的确在这上面犯了浑。

项羽的个性嗜血而暴躁，常常由着性子屠城、杀俘虏。他能背上火烧阿房宫的黑锅，跟他的为人密不可分。仅拿“先入关中者”这件事来说，同样是入咸阳，刘邦比项羽早到一步。

刘邦的做法是，接受了张良的建议，眼看着美女与财宝，虽然眼馋，但丝毫不取。他先是接受了秦王子婴的投降，还让随行吏员好好对待子婴；然后召集诸县父老豪杰，向他们发布安民告示，并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及盗抵罪。”严令部下对老百姓秋毫无犯。这就帮助刘氏大军在民间树立起了一种“文明之师”的形象。

项羽就不一样了——他在进入咸阳之前，已经活埋了20万投降的秦朝士兵，这种屠夫行为就已经先入为主地给秦人留下了一个“活阎王”的印象。项羽进城后，一点儿不知悔改，连做三件错事。

头一件事，他把秦王子婴杀了。这一下犯了众怒——子婴好歹也是秦王，一国之君，而且人家已经投降了；再说这子婴老实巴交，从没作过恶，在秦人当中口碑相当不错，这样的人都杀，百姓自然恨透了项羽。而项羽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为了痛快，杀了子婴之后，开始大规模地屠杀秦朝的皇室贵族、大小官员。一时间，咸阳城处于血雨腥风之中。

第二件事，项羽在咸阳还放了一把火，将咸阳城内秦王的宫殿完全焚毁，《史记》所记载的“烧秦宫室，大火三月不灭”即指此事。后来此事以讹传讹，变成了火烧阿房宫。

第三件事，杀光、烧光之后，项羽还来了个抢光——他将咸阳宫殿里边所有的珍宝和妇女全部掳走，带回了老家，并声称“衣锦夜行”不如“衣锦归乡”。

这三件事，再加上之前活埋20万投降秦军，项羽自然在秦人心中留下了极差的印象，火烧阿房宫这么大、这么惹后人怨的事情自然也会安在他的头上。

所以说，人生在世，千万不能干傻事，将自己的名声搞臭了。项羽就是最好的前车之鉴，本来不是他干的事儿，硬安到他头上，结果背上一个千古骂名。同样背了黑锅的还有秦始皇嬴政。

民间素来流传“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这故事讲的是民间女子孟姜女，她丈夫范喜良被抓去修长城，死在了工地上。孟姜女给丈夫送饭时，得知消息后痛哭失声，结果长城倒塌，露出范喜良的尸体——因为这个故事，秦始皇在民间可以说臭名昭著。但实际上，孟姜女跟秦始皇压根儿就不是一个朝代的人。

孟姜女的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她丈夫也不叫范喜良，而是叫杞梁。这个故事原本叫“杞梁妻哭夫”，说的是齐国的杞梁战死沙场，齐庄公对烈士不够尊重，在郊外草草吊唁。孟姜女当场就翻了脸——我老公为国丧命，你竟然如此轻视他！她大放悲声，城墙因感其伤而崩塌。

这个故事其实跟秦始皇压根儿没有任何关系，杞梁妻哭夫不是因为修长城的苦役，而且她哭倒的是山东临淄的城墙，不是长城。但就因为名声不好，秦始皇这黑锅背得都穿越了。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从嬴政到项羽，两个以残暴著称的人都背了黑锅。当然，这两人的黑锅之所以背得够久，故事之所以能够玩得穿越、传得够久远，中间断然少不了一些或怀有目的或稀里糊涂的文人助阵。比如说，项羽的黑锅能背上千年，就离不开杜牧的《阿房宫赋》，而秦始皇嬴政能跟孟姜女扯上关系，也和唐五代贯休和尚的一首名叫《杞梁妻》的诗有关系。

说来说去，其实还是《无间道》里那句话说得好——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所以不管是为官还是为人，还是谨慎些好，留个好名声，也好避免为他人背黑锅。

疯狂的石头——玉玺与帝王权力

“玺”本为“印”的统称，从秦代开始专指皇帝的印。汉断著作《独断》对“玺”的来历进行了阐述——

秦之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唯其所好。然则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也。”在我国古代帝王的玉玺中，又独以秦代所制作的“传国玉玺”为天下共传的“至宝”。

“传国玉玺”是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以后，命宰相李斯磨“和氏璧”而制成的，正如嬴政称自己为“始皇帝”一样，他期望这块玉玺可以代代相传，因此，将其名为“传国玺”。

从“传国玺”的源起、制作与争夺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悲壮的故事。令人惊讶的是，每一个接触到它的人都遭遇了不幸。

一双脚换来的一块玉

这玉玺的原材料一出世，便伴随着血光之灾。在它曾经还是块玉的时候，一直低调地隐藏在荆山的一块石头里。

春秋时期，一位楚国的樵夫，以失去双脚的代价，使这块玉扬名于世——这个樵夫名为卞和。

卞和上山砍柴时，无意间看到了一只凤凰落在一块青色石头上。民间素有“凤凰不落无宝之地”之说，卞和当下便认为，这石头肯定是个宝贝！惊喜的他自知人贱福薄，于是便去献给楚厉王。楚厉王自然重视此事，于是，他郑重其事地让人叫来宫内最著名的玉匠。结果，这玉匠到来以后，粗粗一看便说：什么玉？这明明就是一块石头！楚厉王面子尽失，恼羞成怒，立即命人砍掉了卞和的一只脚。

只剩了一只脚的卞和回到家中，众人对他有怜有辱，家人也是哀叹不已。卞和内心之痛苦无人可知，家人劝他将那惹祸的石头丢了。但这卞和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死死地抱住它。后来，家人再也没有看到过它。眼不见心自净，家人以为，卞和早已对它死心了。事实上，卞和只是将它藏了起来。

几年以后，楚厉王被弟弟熊通杀死，熊通上位，号武王。这一次，卞和拖着一条腿又去了皇宫。可惜的是，虽然大王换了，但这玉匠没有换。这玉匠一看到卞和，自然记得他——大王面前，怎可自打自脸？若承认这是一块玉，自己便犯了欺君之罪！于是，他这一次更是粗看一遍后，称这是一块石头。结果，卞和又被砍掉一只脚。此后，卞和成了全国最出名的骗子——他竟敢两次拿一块石头去宫中骗大王，这事放在当时想不火也难。

楚武王在一次出行中病逝，其子楚文王继位。这一次，卞和再也不敢去皇宫了——为这玉他已成无脚之人。但他心有不甘——这明明是凤凰栖息之石，为何无人承认它是宝贝？绝望的卞和抱着玉在荆山下日夜痛哭。此事越传越远，最终传到了皇宫之中。

文王心内蹊跷，于是便派人去问他，是否因为失去双腿而难过。卞和对来人痛哭道：“我并不因失去双腿而伤心，我伤心的是，明明是块宝玉，却被说成是石头！明明是忠诚的臣民，却被说成是骗子！”

来人将卞和的话传给了文王。文王细思以后，令人传了卞和进宫。当着卞和的面，命人将石头剖开——里面光华璀璨，出现了一块宝玉。文王大喜，卞和心中更是悲喜交加，而那玉匠自然人头落地。

随后，文王命人重赏卞和。为奖卞和之忠，宝玉被良工雕琢成璧以后，便取卞和之名，名为“和氏璧”。

一块玉促成了六国统一

卞和失去双脚后，宝玉终于现出本相。而它刚刚出场，就又酿造了一场血案。不祥的气息，环绕着和氏璧。而此后的历史上，它又不断地引起了层层波澜。

多年以后，楚威王将这块和氏璧赐给了功臣昭阳，这昭阳是楚国令尹（楚国最高官职），一生战功赫赫，并在威王六年（公元前334年）率兵攻打越国，在杀死越国国君无疆以后，将兴化一带并入了楚国。

昭阳是个武将，得了宝玉以后难免想要炫耀一番，于是便在某日宴请大臣们时将和氏璧拿了出来。但此玉不可轻易示人，它已是楚王宫中世代传承的宝物。宝物一出，祸事便起。

宴散后，昭阳命人妥善保管和氏璧，谁知下人惊惶来报：玉已不见！昭阳大惊，依人盘查，发现一名为张仪的门客嫌疑颇大。这张仪是谁？他乃魏国人，师从鬼谷子，师兄是苏秦。二人从鬼谷子门下学成后，苏秦自认才学比不上张仪，张仪之才能可想而知。

张仪完成学业后便来游说诸侯，而当时他之所以能入昭阳之宴席，自然也是因为他才华出众。出众的人总是会被嫉妒，那些无能门客看张仪一来便抢了自己的风头，于是便趁着和氏璧被窃，暗中向昭阳耳边吹风：“张仪素来贫穷，品行鄙劣，一定是他偷去了您的玉璧！”

于是，大家如狼似虎一般，唤人将张仪拘捕起来，拷打了几百下。可张仪虽然家贫，骨气还是有二两的。他咬紧牙关，始终没有承认，而搜身也没有搜到实物，没办法，昭阳只得放了张仪。

张仪带着一身伤回到家中，其妻见了以后又悲又恨又羞：“唉！您要是不读书游说，怎么会受到这样的屈辱？”张仪问妻子：“你给我看看，我的舌头还在吗？”妻子以为他玩笑，便回答道：“都这时候了，你还开玩笑，舌头不在了，你怎么和我说话？”张仪笑了：“这就够了。”

张仪养好伤以后直奔秦国，并在师兄苏秦的暗中帮助下见到了秦惠文王。秦惠文王十年（公元前328年），秦王终于发现了张仪的才能，并正式聘他为客卿（仅次于相国），与他共商攻打各国诸侯之大计。此时，张仪正式以秦国客卿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昭阳：当年我陪你喝酒，宴席上我并不曾偷你那和氏璧，你却命人鞭打羞辱我。现在你听好了，你要好好守护你的国家，这一次我要偷你的城池了！

后来张仪出使游说各诸侯国，以“横”破“纵”，使各国纷纷由“合纵抗秦”转变为“连横亲秦”。张仪就此被封为武信君。

因失了和氏璧，楚亡了国，这之间的联系令人感慨。回过头来想：到底是谁偷了和氏璧呢？当时昭阳根本没有查出来。50多年以后，和氏璧再次出现——这一次，它的拥有者是赵国太监缨贤，而赵惠文王贪玉，便据为己有。

中国和氏璧与西方蓝钻“希望”非常相似，谁拿了它谁便会厄运缠身——路易十四得了这蓝钻以后，最宠爱的孙子突然死去；钻石后来传给了路易十六，得钻不久，他与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在法国大革命的风暴中上了断头台；多年后，英国珠宝收藏家亨利·菲利普·侯普高价购买了该钻，并取名“希望”，可希望并未带来好运，1839年，老侯普暴死。随后，一连串的悲剧不断伴随着钻石发生，直到它被捐献给美国史密森研究所，厄运才得以中止。

按中国玄学的说法，像和氏璧、“希望”一类的绝世珍宝，总是伴随着凶杀与抢夺，是沾满了鲜血的不祥之物。在中国，因和氏璧引发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

从玉璧到玉玺

和氏璧被赵惠文王据为己有以后，当时在位的秦昭襄王得知和氏璧在赵国，便说要用15座城来换璧。此时，秦国实力已是六国之最，无力反抗的赵王只得想办法周旋此事。

此时，门客蔺相如临危受命，他带着玉去秦国。试探秦王后，发现秦王根本没有换的意思，便派手下悄悄地把玉璧送回国——此乃“完璧归赵”的来历。

随后，蔺相如归国，赵王因此重用蔺相如，并封他为“上大夫”，这让赵国武将廉颇非常不满。廉颇的不满其实跟韩信看不上郦食其是一个道理——我真刀真枪地干，才收复了50多座城池；你动动嘴皮子，就收了70多座！韩信不服气，把郦食其给弄死了。廉颇也是同样的心理。他虽然没有害死蔺相如之心，却处处想要给蔺相如难堪。

蔺相如处处躲着他，并最终说了一番话：“秦国之所以不敢攻赵，是因为文有蔺相如、武有廉颇，若两虎相斗，势必不能共存，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国家便会陷入危险之中。”廉颇听了这话非常羞愧，便背着荆条去找蔺相如赔罪——这便是“负荆请罪”的来历。

遗憾的是，廉颇与蔺相如死后，赵国实力减弱，而秦国却不断壮大。待61年以后，秦灭赵国，和氏璧自然归秦所有。

后来，秦统一六国，秦始皇嬴政就命咸阳玉工孙寿将玉璧改成了玉玺，并让李斯在上面篆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

需要注意的是，从“玉璧”到“玉玺”，其形态是有变化的。在普通人眼中，玉璧是圆环的形状；玉玺则是四寸见方，豆腐块的形状。两个完全不同的形态是如何实现转变的？

环形的璧是西周时候出现的。最初的玉璧是什么样，史书上并无明确记载。但中国有个成语叫“珠联璧合”，从该词中，我们可猜想璧之雏形——珠联即“五星连珠”，水、金、火、木、土五颗行星排成一条直线，像连成串儿的珠子似的；璧合即日月影像纵向重合，也就是日全食或月全食。

这一成语表明了这一事实：璧和珠一样其实都是最初用来形容星星的，无非就是玉璧大、珠子小，形状应该是差不多的。所以，和氏璧在最初时，应该是巨型的珠子，而巨型的圆珠改成玉玺自然没有难度。

玉玺的苦难历程

玉玺到了秦始皇手中后，灾难并没有因此而止。传说，在秦时，这一传国玺也有一次失而复得的经历。

据说在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乘龙舟过洞庭湖，风平浪静转眼却风浪骤起，眼看龙舟将倾，始皇慌忙将传国玺抛入湖中，祈求神灵镇浪，玉玺就此失落。8年后，华阴平舒道上，又有人将此传国玺奉还给始皇。始皇去世后，赵高利用传国玺篡权。其事真真假假，成了千古疑团。

可以肯定的是，楚汉相争时，刘邦先入咸阳，秦王子婴“上始皇玺”，子婴将传国玺献给了刘邦。后来，项羽进入咸阳，刘邦又只得乖乖将传国玺奉给了对方。后来，项羽落败，这传国玺又落到了刘邦手中。建汉以后，刘邦便将传国玺作为汉朝之国印，号曰“汉传国宝”，于是代代相传。刘邦之后，传了九代皇帝。

西汉末年，玉莽夺权，当时皇帝仅两岁，传国玺由王莽的姑母汉孝太后代管。王莽令其堂弟王舜入宫索玺，太后大怒之下，将玉玺“投之地”——传国玺就此被摔碎一角。后来，能工巧匠使用黄金将它镶补了一块儿。光武中兴后，传国玺又归了刘秀。

传国玺再次失而复得是在东汉末年。当时宫内大乱，汉少帝夜出北宫避难，仓促间未能带上玉玺。内乱平息后已发现此玉不知去向。不久，董卓犯上，之后各路诸侯纷纷起兵，长沙太守孙坚攻入洛阳，并在城南甄官井中捞出一具宫女尸体，该尸体颈下拴着一个朱红色小匣，匣内所藏正是传国玉玺，且上有篆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此后，传国玉玺成为三国时期各路诸侯争夺的对象，“得玉玺者得天下”的传言也就此大肆流传——玉玺此时彻底变成了皇权的象征，从孙坚到袁术、从刘备到曹操，无一不为玉玺疯狂。

随后，三国归晋，传国玉玺归晋。五胡十六国时代，血腥厮杀不断，传国玉玺也在血腥中不断易主。十六国大规模战乱以后，终于传国玺由隋落入唐高祖李渊手中，玺也由此改名为“宝”，以期世代相传。谁知，传了五代后，传国玺竟然莫名失踪！

此后，各代不断出现传国玺再现人世之传闻。明清时期均有过玉玺重见天日的传闻，但经鉴定皆为赝品。直到1924年11月，清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皇宫时，警察总监张璧和鹿钟麟等人依然在追索这块金镶玉玺到底身在何处。

如今，谁也不知道这块携带不祥之气的玉玺到底在何处。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玉玺本身是没什么诅咒的——是玉玺与权力的密切相关，才使得世人将其与血腥紧密相连。

不管“得玉玺者得天下”的流言是真是假，有一件事情是毋庸置疑的——每一件文物都是凝聚了古代能工巧匠心血的精巧之物，每一件文物都有其价值。自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中国连年战乱以来，到底有多少文物流失海外，确切的数字恐怕永远是个谜。

据我国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在全球47个国家200多座博物馆中储存的中国文物不少于百万件，而且都是文物中的精品——这些文物大多是在旧中国的时候流失出去的。而了解这些文物，不仅可以让我们回味过往，更可以让我们记住一段段历史，以免重蹈覆辙。

输了天下，却赢了诗与美

可以说，刘邦与项羽是《史记》中个性迥异的两个人物，司马迁在描述二人的人生时，使用了截然不同的笔墨——刘邦的部分真的就是帝王本纪，普通而又无聊；而项羽却是一个个性鲜明的盖世英雄。这里面没有什么客观的对与错，而是人的主观选择——司马迁将项羽当成了美学上的偶像。

从《史记》开始，到现代的影视、戏曲等，都为西楚霸王提供了丰富的舞台。可以说，他的人生从开始到与虞姬告别，再到乌江自刎，根本就是一首动人的诗歌。我们无法确定历史上的西楚霸王是否真的在粗犷的外表之下有一颗细腻的心，但值得肯定的是，他在大部分人的心目中，都留下了一种特别的美、一种失败者的浪漫与悲怆之美；相比之下，胜者刘邦在赢了政权以后，用剩余的人生书写的是部残酷的杀戮之书——他赢了政权，却输了诗与美。

虽败犹荣——历史眼中的楚霸王

不管哪一朝哪一代，文学家们总是更崇拜失败者——他们特别的敏感神经，促使他们能够以局外人的角度去看历史。这些内心丰富的文学家不断地在历史人物身上渲染出类似“悲情英雄”的意味。

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司马迁已将项羽的美无限地放大了——他将项羽放在了记载帝王故事的《本纪》中，并在最后“太史公曰”中暗示“舜目盖重瞳子，项羽亦重瞳子”，将项羽与古代最受后人推崇、拥有诸多美德的君主舜相比，这本身就是一种抬高。最精彩的还是司马迁在描写项羽生命的最后告别仪式中，使用“力拔山兮气盖世”来描述：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一首《垓下歌》不仅将项羽的性情写了出来，同时更赋予了项羽一种悲情、一种离痛的色彩——英雄生不逢时，走投无路之下，对着自己深爱的女人吟了一首人生绝唱。且不说项羽是否真的可以吟出这样美的诗，仅看场景描述，我们便可看出，这完全是一种美学描述。

且看司马迁笔下的垓下之围、乌江自刎显示出的末路英雄的悲凉——四面楚歌声，人如丧家犬，一代英雄竟如日落西山般惨淡。你听他吟悲歌、别爱姬，更凸显了内心的痛苦与矛盾。但英雄即英雄，在“自度且不可脱”时，依然愿为诸君快战：“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项王瞋目而比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项羽的英雄气概并未因战败而损一丝一毫。

因霸业未成，无颜见江东父老，因而拒绝了乌江亭长救己之美意，但为感其恩，依然将乌骓马赠予他。在求生无路时，见如今的汉骑司马、往日的部下吕马童时依然说：“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于是自刎而死。见故人依然念旧情，知将死不忘助人一臂，豪迈之本色此时表现得淋漓尽致。

字字品之，司马迁写的真的是那个“城无遗类”的屠城者吗？他到底是在写自己想象中的英雄，还是在写自己心目中的悲情？在结尾处，司马迁才显出自己未忘记“描述史实”的任务——在总结项羽一生时，司马迁试图找出造成项羽命运悲剧的根源所在。他批判项羽“天亡我，非用兵之罪”的借口，并指出“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才是真正的原因。

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之所以会同情、怜惜项羽，完全是因为他将项羽的悲剧人生与自己的身世联系在了一起，融入了悲怨的成分。描述项羽的一生，司马迁内心的感伤与痛惜也被唤醒——项羽的形象多慷慨与磊落，这种磊落恰恰是司马迁最钟爱的人生本色。他忠于史实，却落得受腐刑之下场；他想免除那污及先人的可怕刑罚，却无50万钱用来赎罪——自身的忍辱负重与悲惨遭遇，势必会影响到他对悲情英雄的描述。

可以说，《史记》开了项羽“悲情英雄”的头儿。从政治与军事方面来说，项羽虽是败军之将，刘邦是胜军之王，但从人格力量与美学角度来看，项羽才是王者。在最后一搏的生死关头，项羽竟然对虞姬“泣数行下”。英雄泪总是更惹人怜，文学所需要的，不是一个冷酷的君王，而是一个儿女情长、珍重知己的大英雄。与前者相比，落魄的君王在此时变得更具人情味，更闪耀个性的光芒。特别是当人们将他与缺乏诚信、本身爱女色的刘邦相比时，他就更显得美、真、善。

后世宋、明伊始，项羽的美学地位不断地得以提升——对其吟咏之发端，是一位名叫“李清照”的女子。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这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唯一流传下来的诗。它是一首无题绝句，而这首没有名字的绝句之所以能够流传，也恰恰是因为它与人们印象中的项羽形象是极为契合的。李清照本人极具才情，她伤感于北宋放弃抗金而渡江偏安，更伤感于自己从汴京一路南逃的惊险艰辛，因此心生感慨——长枪骏马、力可拔山却最终不肯过江的那个男子，生是人杰，死为鬼雄。

李清照开了头，后世便有人不断地接尾：

帐中草草军情变，月下旌旗乱，揽衣推枕怆离情，远风吹下楚歌声。正三更。

乌骓欲上重相顾，艳态花无主，手中莲锷凛秋霜，九重归去是仙乡。恨茫茫。

不肯过江东。玉帐匆匆。至今草木忆英雄。唱著虞兮当日曲，便舞春风。

儿女此情同。往事朦胧。湘娥竹上泪痕浓。舜盖重瞳堪痛恨，羽又重瞳。

而吟诵刘邦者？抱歉，翻遍中华诗词簿，除了为他歌功颂德的人以外，歌唱他英雄气概的，还真是没有项羽的多。

刘邦——会吟诗的平民帝王

后世未频繁提及刘邦在美学上的价值，并不意味着刘邦本人毫无美学观念。刘邦家中世代务农。青少年时期，他是与《诗》、《书》无缘的。在戎马生涯中，读书识礼也仅限于身边人的渲染。他本人也曾有过羞辱读书人的过往。但正是这样一位帝王，却写出了千古名作《大风歌》和《鸿鹄歌》两首诗。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认为这两首诗的文学价值极高：“《大风歌》、《鸿鹄》之歌，亦天纵之英作也。”

公元前196年，刘邦已年过花甲，国内却突发事变——淮南王英布起兵反汉。因反军英勇善战、军势甚盛，刘邦不得不率军亲征。汉军很快便击败了反军，并处死了英布。归途中，刘邦令大军于故乡沛县停留，并在沛宫大摆筵席，招待故乡父老。在筵席上，刘邦击筑起舞、慷慨悲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在《汉书·高帝纪》中还有刘邦“慷慨起舞，伤怀泣下”的描述。刘邦君临天下以后，并没有特意学习文学，这首《大风歌》实在是他征败英布以后的即兴之作。

从这首诗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一个地痞在成长为一位帝王以后所拥有的豪迈气派。当时，很难说刘邦到底是在伤感还是在感慨，唯一可以知道的是，英布的造反对他形成巨大的打击——同生死却不能共荣辱。

历代诗文品评家无不对这首临时创作的《大风歌》推崇备至。宋代陈岩肖便认为：“汉高帝《大风歌》不事华藻，而气概远大，真英主也。”朱熹则认为，汉高祖的《大风歌》是“自千载以来，人主之词，亦未有若是其壮丽而奇伟者也。呜呼，雄哉！”明代的胡应麟更赞誉《大风歌》是“千秋气概之祖”。

《大风歌》对后世君王的影响非常大。此后，历代封建帝王在荣归故里以后，多会效法汉高祖，大摆筵席，宴请故旧亲友，也有君主吟诗作赋，以《大风歌》来比附自我豪迈情怀。比如，周明帝宇文毓有《过故宫》、唐太宗李世民有《幸武功庆善宫》、唐玄宗李隆基有《巡省途次旧宫赋》……但后世帝王咏志之作无一能超越刘邦的《大风歌》。

开创大汉基业以后，刘邦在与群臣纵论天下时言称：“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馕，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取，攻必胜，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这是对《大风歌》最好的诠释，也是天下之所以属汉家的最重要原因。

可以说，刘邦的《大风歌》是一首千古绝唱。时至今日，他已由沛县一普通小吏升至君临天下。天下初定，百废待兴，帝王求贤若渴。此时，他已不再纠缠此战是胜是败，而是为“安得猛士守四方”而伤怀泣下，恨不得将世上的英才良将尽收帐下，为国所用。

为英才而伤怀之时，他又难免回顾往昔。遥想当年，起兵于沛县的小亭长，曾被人打得落花流水、抱头鼠窜——困荥阳，逃鸿门，追成皋……好不狼狈！但英雄大业终成！站在故乡，他怎能不感慨，怎能不因英布之反而伤怀？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项羽在美学中被重视，并不意味着刘邦在美学中的落败。事实上，重视悲情英雄的现象在各国文学史中都是存在的——被刺杀的恺撒，浴血奋战、全军覆没的列奥尼达，一腔热血、壮志未酬的拿破仑……都是历代文人们歌咏的对象。

为什么胜利者得不到文学家的普遍性颂扬？因为自有史学家为他们歌功颂德、粉饰生平。胜利者固然让人崇敬，但悲情英雄却更令人痛惜。这是一种美学的选择——失败者永远有一种孤独的美，有一种不得志的愁，有一种无法言喻的痛苦在其中。凡此种种，正是文学所追求的。文学家重视的是美、是浪漫、是英雄的沦落、梦想的颠覆，这些内容运用在文学中，才会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

胜利者走向了现世与权力，而在现世与权力之中，人们多半无法保有梦想。项羽生前所追求的，是英雄气概，他死后，这种气概依然为世人所传诵；刘邦追求的是坐江山，他赢了政权，却丧失了诗与美。

韩信不得善终的必然性

古往今来，很多后人都相信韩信是个屈死鬼，有功而死，难免令人唏嘘感慨。因此，有不少臣子文人为他诗赋咏叹。但事实上，韩信之死有其必然性。

逼死钟离昧

韩信与钟离昧在未参与反秦大业前算是好友。

当年，韩信父母早死，不事营业的韩信主业乞讨，副业钓鱼。也就是在这时，他认识了自己的老乡钟离昧。两人都有雄心壮志，又都懂兵法，自然相谈甚欢。

陈胜起义后，韩信与钟离昧一起加入了起义军中。他们先是投身于陈胜军中，陈胜死后，二人又转投项羽部下。到了项羽军队中，他们的待遇却完全不同，在战乱时代，勇猛者自然受重视，而钟离昧凭着自己在战场上的凶悍表现脱颖而出，很快便得到了项羽的重用。相比之下，韩信满腹经纶却得不到项羽的重视。时间一长，韩信再也不愿等下去，于是便主动炒了项羽的鱿鱼，转而投靠了刘邦。于是，两个原本相约共进退的好兄弟此时便各事其主了。

楚汉相争的结果是项羽战败身亡，曾经显赫一时的钟离昧成了败军之将，此时，他已变成刘邦眼中的“甲级战犯”。相比之下，往日毫不起眼的韩信却一路飞黄腾达，变成了世人眼中的大英雄。

项羽死后，钟离昧东躲西藏、四处流浪。后来，被汉军所逼、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决定投靠韩信。韩信念及当日兄弟之情，毫不犹豫地收留了他。然而，全天下都贴满了追缉钟离昧、有知其下落者重重有赏的通告。他人与钟离昧又无交情。在重金的诱惑下，便有知情人士偷偷将韩信藏匿钟离昧之事告诉了刘邦。

刘邦得知此事以后，当然不会放过钟离昧，“闻其在楚，诏楚捕昧”。此时的韩信若出于对朋友的情义而坚决不肯交出的话，其品格闪光的一面也会凸显出来。但我们之前早已提到，韩信一生追逐的是功名利禄，他肯定不会为朋友而失去自己苦苦奋斗得来的一切。在接到诏书以后，已经料到刘邦是准备对自己有所行动的。此时，部将开始为他出主意了——若想保安危，就必须要交出钟离昧——交出钟离昧自然可免灾祸。

韩信并未直接交出钟离昧。他选择的是劝钟离昧自杀。此时钟离昧心内之痛可想而知——你当他是可托付的兄弟，谁知他竟然为保功名逼死自己。钟离昧死前所言其实已经暗示了韩信未来的结局：“汉帝猜忌你，并不仅仅因为我在你这里，你功高震主，若你逮捕我以取悦汉王，我今日死去，你也会随之而亡！”

他破口大骂：“公非长者！”直指韩信不是一个忠厚重义之人。而此时，借即将离世的钟离昧之口，我们已经明白了韩信品格上的最大缺点——他不忠厚、不重仁义，这使他根本不会有真诚而可靠的朋友。

逼死钟离昧后，韩信便带了钟离昧的人头献给了刘邦。然而，刘邦并没有因此而放过他。等到他被拘之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下场并未因钟离昧的死而变好。他此时所言的，只有18个字：“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

其后所发生的一切便是韩信之贪心所致——他被降为淮阴侯，心有不甘的他最终反叛。可惜，因为身边缺乏可靠的心腹，他的反叛并未成功。相反，倒是有告密的内奸。一位舍人得罪了韩信以后，韩信将其关押并准备杀掉，这位舍人的弟弟向吕后告发了韩信谋反的秘密。

表面上来看，韩信之死是因这位历史上不出名的小人物坏了大事，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实际上，所有的偶然都有其必然性——韩信无情义，待下人自然也不会宽厚大度。得不到必要的支持与拥戴，即使无告密之事，他也绝不可能谋反成功。

更何况，他为人心胸狭隘又自私，又缺乏成功政治家的头脑，再加上天下大乱初定，人心思安，引发新的战乱只会人人共诛之，而韩信如此不识时务，仅因个人名利地位上的得失便谋反，如何不败亡？

争功害死郦食其

韩信对名利的欲望，还表现在他不分时段地争名夺利上。郦食其之死便证实了这一点。楚汉斗争正激烈期间，刘邦在荥阳承受了项氏军团巨大的压力而无法抽身。此时，说客郦食其与大将军韩信同时盯上了齐国，早些拿下齐国领地对减轻刘邦压力极有帮助。

此时，齐国正在齐王田横之率领下准备抗汉。田横本与项羽不和，只是在刘邦彭城兵败以后，田横不得不迫于项羽之威而与项羽结成了同盟。但事实上，在整个楚汉战争中，他率领的齐国从来没有帮上项羽什么忙。但是，虽然不与项羽为盟，田横也不准备投降项羽——在当时，只有自己的势力完整与独立，才能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与性命。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对韩信一直有所防备，在韩信大破赵王属地以后，田横更是加强了多方作战准备。这一次，韩信进军，田横已调集了20万大军屯驻历下（今山东济南），他决心与韩信来个鱼死网破！

田横没想到的是，此时顶级说客郦食其来到了齐国。这郦食其最厉害的就是这张嘴。他到了齐国以后，不仅向齐王分析了刘邦与项羽各自的为人，然后，又将最近的攻守形势进行了描述。同时，他向田横点明了项羽的两大毛病：一是背主，二是悭吝于赏赐。相比之下，刘邦却举义旗、分田地，而且势力不断扩张……最终，郦食其来了个总结：您可知道天下将会归谁吗？齐王曰：“不知也，天下何所归？”郦食其回答得斩钉截铁：“归汉！”其意自明——您别犹豫了，这天下肯定是汉王的！

此时，齐王田横已经被完全说服了，他下一步就是准备降汉了。此时，韩信已带兵来到了平原县境黄河口，正准备渡河的韩信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准备罢兵。此时，一个名叫蒯彻的辩士却要了郦食其的性命：“将军您奉汉王之诏攻打齐国，如今竟然要中止进军，但您并没有收到汉王之命令。他郦食其不过是一介书生，竟然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了齐国，这下子，70多处城池皆要降汉，而这功劳是郦食其的——您的功劳，反而赶不上他小小书生吗？”

韩信本就对争功极为在意，再回头一想：郦食其做说客，汉王并没有通知我，我继续进军，并无不妥之处。于是，公元前203年10月，韩信挥师北下，直逼临淄。此时，齐兵恰好因郦食其的缘故早已放松了警惕，而韩信的部队轻轻松松地打到了齐国的首都。齐王田横当时正同郦食其纵酒作乐，听到韩军打至城下，立即认定郦食其言而无信，气急败坏之下，他竟然将郦食其烹煮了。

可怜一代顶级说客就这样被韩信给害死了。刘邦此后知晓郦食其的死讯后并未声张，但此事令齐国与刘邦彻底成了死对手。后来，田横直接联合楚军，与汉军开战，令刘邦建国晚了几年。

其实，韩信既知郦食其已说服齐王臣服，最恰当的做法是询问刘邦、请其示下，但他却偏偏害怕被郦食其抢了功劳，贸然进军，不仅使汉军背上了“出尔反尔”之名，还牺牲了郦食其。虽然刘邦事后并未因此而指责韩信，但此时的刘邦已经意识到，韩信的贪心对他而言已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了。而刘邦对郦食其的惋惜，也可从建汉以后的分封情况看出来——分封王侯时，刘邦极为思念郦食其，但其人已逝，只剩其子郦疥在军中效力。虽然郦疥多次领兵，但其军功远不足封侯，可刘邦仍破例封郦疥为“高梁侯”——这“高梁侯”的封号明明是给其父郦食其的。

贪功封齐王

攻陷齐地以后，韩信立即向刘邦上书，请立自己为齐国假王。假者，代理也，“假王”即“代理齐王”。虽然名为“假王”，但“王”就是“王”，它与侯、将、相之身份、地位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而刘邦此时也不过是个“王”而非“皇”，所以，韩信此举颇有些想与刘邦并驾齐驱之嫌。

虽然以韩信的功绩而言，封王是小事，但是“主动邀功”与“主动封赏”两者性质完全不同，刘邦势必已经起了疑心。当时，韩信手握雄兵，占据北方，而刘邦此时正在成皋前线吃紧。此时，韩信应率领大军前去支援，但他却要刘邦封他为齐王，明显是在要挟刘邦，这使刘邦对他的信任又减了几分——如果说，他害死郦食其是偶然，那他要挟封王之行为，明显是在彰显自己的野心。

其实，韩信并无反心，他有的只是对功利的贪婪，因为若他真的想反，此时就是最好的时候——楚汉对峙时日已久有，双方都已耗得精疲力竭，韩信已经带领大军统一了赵、代、燕、魏、齐等多个诸侯国，其名声实力早已超过楚汉任何一方，实是脱离刘邦、自成一军的最好时机。

此时，项羽一看韩信已成时局英雄，立即派手下武涉去游说韩信，期望他反了汉王，与自己联合，三分天下称王齐地。此时，韩信的确是对刘邦怀有知遇之恩的。他对武涉说：“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此类话语他的门客蒯通再一次指出，他就算为汉王效力，最终“不过封侯，又危不安”时，他依然说：“汉王遇我甚厚……吾岂可以向利傍义乎？”

从这些话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韩信对刘邦是充满了知遇之感激的，这种感激，归根结底是因为刘邦给了他所渴望的一切：高位、财富与才能的发挥。可也恰恰是这种未反贪功，使他最终踏上了不归路。

齐假王的任命终于下来了——半仙张良亲自带来了封赏，又带走了他的大部分兵马：当时，刘邦急需这些人来救急。

此时的刘邦肯定已认定韩信留不得了。他肯定也回忆起韩信初投自己时说过的话：“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刘邦再一次决定，利用韩信贪图富贵之心为自己称帝铺路！

祸起萧墙，身死未央宫

刘邦称帝后，有一次与韩信在宫中闲聊朝中诸将之优劣，韩信认为，这些将军之水平都不算一流，于是便有了下面一段对话：

“你认为我可带多少兵？”

“陛下只可带10万兵。”

“那你能带多少？”

“多多益善！”

“你这么厉害，为何为我所用？”

“陛下不能将兵，但能将将，所以我为您所用。”

此次谈话后，刘邦的心病更重了——韩信狂傲，此时未反，未必日后不反。一旦自己西归，心慈手软的儿子刘盈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很可能从此时开始，刘邦才起了对韩信的杀心。

顺便提一句，樊哙是韩信的老部下，每次上朝时，樊哙遇到韩信，总会说：“臣拜见大王。”跪拜接送不止，其实韩信此时与他一样，只是侯爷，但韩信丝毫不懂收敛，反而到处与人说：“大丈夫怎可与樊哙这种屠户为伍！”可他忘记了樊哙是谁——樊哙是刘邦的连襟儿，吕后的亲妹夫。此等身份与他韩信相比，已是高了不少。

汉高祖十一年，在代地的陈豨谋反，刘邦亲率大军平叛。临行前，吕后问起：“陛下，您远离京城，一旦祸起萧墙可怎么办？”刘邦想了想，说：“若反也只有韩信一人。”他交代吕后，有事一定要找萧何——韩信是萧何请回来的，两人关系较好。

吕后的政治手段远比刘邦更高。当时，韩信根本未反，刘邦率军离京不久后，她便以“汉军平叛大胜”为借口，请群臣入宫庆贺，请韩信的自然是萧何——萧何自知韩信此去再无归路，但他已无力回天。

刚走入未央宫，韩信便被抓了起来，并被押入未央宫的长乐钟室。在一个四周布满帷幔的暗室之中，吕后令侍女剥掉韩信的衣服，用锋利的竹签刺死了他——当时有迷信说法，杀开国大功臣，上不可见天、下不可见地，不可用刀，不可用男人，否则会遭天谴。

韩信死后，其三族被诛。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身为军事家，韩信是继孙武、白起以后最卓越的将领，他是中国战争史上最擅于灵活用兵的将领；作为战略家，他在拜将时的言论，成为楚汉战争胜利的根本方略；从军事理论家的角度来看，他与“半仙”张良一起整理兵书，并著有兵法三篇。

志高才高的千古奇才韩信，睥天睨地，始终未改政治上的幼稚，不懂藏锋隐锐，也不知如何持盈保泰，到了关键时刻，更无能力幡然转身。

可以说，韩信之功无须质疑，司马迁评其“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但他在天下太平时却“乃谋叛逆”，实在是不识时务，故有“夷灭宗族”的下场。假如韩信懂得谦让之道，明白自己既然没有做帝王的雄才大略，倒不如谦虚退让，与萧何、张良一般终老，亦不失为圆满结局。

古人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又云：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韩信的可悲结局对后人有宝贵的警示。

英雄为何怕老乡

俗话说“英雄就怕见老乡”。英雄不管怎么包装，都躲不过老乡的眼睛，因为老乡最了解他的底细。刘邦后来做了汉高祖，衣锦还乡，到老乡嘴里依然是“你身须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杯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所以这刘邦，到头来也脱不了自己这身市井无赖的皮。

对刘邦来说，他从沛县起兵，沛县可以说就是他的大本营。在这个大本营中，随他一同南征北战的老乡肯定不少，但最让刘邦头痛的，是一个名叫“雍齿”的男人。

雍齿是刘邦早年举事时，曾带着刘邦的一队人马“背刘降魏”者，是刘邦政治生涯中遭遇的第一个背叛者。第一次的恋爱最甜美，第一次的背叛也最难忘。因此，刘邦非常讨厌他，而且多次在公开场合中对他点名批评。奇怪的是，雍齿竟然是刘邦坐稳大位，封完20多位大功臣后，被张良讨封的第一人。但司马迁明显瞧他不起，因此在“王侯将相谱”中根本没有留他的名。也恰恰是因为这些谜一样的历史，引发后人不得不去探索雍齿到底是谁。

起义之初，雍齿背后捅了刘邦一刀

雍齿是刘邦的老乡，《史记》言他“出身豪强”。在刘邦举兵以后，雍齿随同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等人一起组成了刘邦身边的首个人才团。刘邦率军打下第一座城池丰邑后，便将此地当成了根据地，并让雍齿留守。这就等于刘邦将自己的一半家底儿交给了雍齿。可见，当时的刘邦对雍齿非常倚重。

本来，这个工作非常舒服——樊哙、夏侯婴他们还要去前线拼命，而自己却在城中当了“百里之君”，这不挺好吗？但此时雍齿的贪心却作了怪。

当时，秦王朝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随着陈胜、吴广第一次对国家动了菜刀以后，各路英雄纷纷举旗造反。这些人大部分出身草莽，其野心绝不下于秦始皇与刘邦——大家都感觉自己地盘小、势力弱，整天都在挖空心思地想着如何才能多占点儿地方、多挖点儿人才。

雍齿镇守的丰邑恰好临近魏国。当时，魏王姬咎手下相国周巿刚刚上任，也极想开疆拓土、建功立业，于是，便派了说客带了重金前来拉拢雍齿，并留下了一句话：“丰邑是过去魏国国都迁来的地方，如今，魏国已经平定了数十座城池。如果你肯归降于魏国，那么，魏王便封你为侯驻守丰邑；若你决意不归降的话，我就要血洗丰邑！”

司马迁在《史记》中列举了降魏的两大理由：“雍齿与高祖有隙”、“本不愿归属刘邦”，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的是，雍齿的确对刘邦不够意思。很难判断到底雍齿是害怕打仗，还是贪图魏国许诺的那顶官帽；是本身就看不起家庭出身不如自己的刘邦，还是衡量了一下自己的军事实力的确不如魏国，反正雍齿没有做任何的抵抗，就直接降了魏国。

雍齿的这一举动，给刘邦终生留下了难以消弭的伤害，以至于这种伤害在后期不断扩大，并对汉初的政治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由于雍齿是刘邦征战最艰难时第一个背叛他的人，刘邦对此一生无法释怀。在《史记》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其一，“赤帜纵横游四方”的刘邦听说雍齿背叛了自己，连眼前马上就要获得的城池也不要了，立即带着大军回头杀向丰邑，由此可见，他是怒火中烧；其二，在两次攻打丰邑不下的情况下，刘邦竟跑到了薛城去哀求项梁出手相助。他直言自己要攻打丰邑、捉拿雍齿。项梁显得很义气，派出了5000人马、10员大将去助战。

可笑的是，当时魏国相国周巿也在丰邑，他听到这一消息后，马上动身，想偷偷溜回魏国，打算留雍齿一个人顶缸。但逃到半路的时候，竟然遇到了先行一步的雍齿。两个逃亡之人必然是尴尬地打了一个招呼以后，一起跑回了魏国。

后来天下干戈不宁、征战不断，刘邦、项羽等各路人马，不仅扛着起义大旗向秦王朝动武，相互之间也开始攻击。魏王此时自顾不暇、时胜时败，他对本来就是个叛徒的雍齿自然看不上，更不会将大军交他带领。因此，雍齿也只得过着流浪狗一般的逃亡生活，还不断地更换老板，看谁强，他便凑上前去，与之亲近一番。

最后，项羽的队伍不断扩大，势利的雍齿便来到了咸阳，向项氏集团摇尾乞怜。性情豪爽的项羽并未计较他的过去，封他做了一个小队长。这一次，雍齿终于表现出了自己忠心的一面——他狠狠地、格外卖力地又往刘邦的心上捅了几刀。

在睢水战败以后，刘邦被雍齿打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而在荥阳会战楚汉僵持不下时，这个无耻小人又向项羽出了一个损招——他派人将刘邦家小抓来，用他们来要挟刘邦投降。

当时，刘邦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父、幼子都快被项羽推到沸腾的油锅里去了，他能不心急吗？最后听说这招是雍齿所出，刘邦更是恨得咬牙切齿——也就是在那时，才留下了“分一杯羹”的臭名昭著的典故。

但是，雍齿再一次发现自己选错了主子——项羽用人不善，开始出现了倒台的征兆。除刘邦外，彭越、英布与其他六国诸侯都不服他。项氏集团一连吃了几个败仗。说来也怪，雍齿此人就如同风向标一样，可以清晰地判断下一步自己该投靠谁。

在航海界有这样一句话：若在远航以前，船上的耗子纷纷逃离的话，那么，这艘船此去肯定凶多吉少，因为老鼠最了解自己栖息地的安全程度。此次，狡猾如船鼠的雍齿再次易主。刘邦当然不可能原谅他，但他一脸苦大仇深，又是摆之前与刘邦在沛县的交情，又是摆自己一时走错了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攻势之后，再加上沛县旧相识中自然有与雍齿交好者为他求情，刘邦还真拿他没辙了，只得再次收留了他。

在这之后，雍齿一直表现得非常老实。他为汉家天下四处奔波、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之间，立下了不少战功。但这种忠心很有可能是因为他未能发现比刘邦更稳固的政权而已，而刘邦也再未给过他背叛自己的机会，每次出征，雍齿都仅是随将，而非主将。

因雍齿而引发的性格突变

中国有句古语：“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但对刘邦来说，雍齿的背叛就如同在他心口插过刀子一般，刀子虽然拔出来了，但那疼痛自然是一辈子不能忘的。可以说，这次背叛直接导致了刘邦性格的变异，同时更导致了整个西汉的政治走向。

在西汉建立以后，刘邦贵为一国之君，大赦天下，免除了许多地方的赋税，却唯独不免丰邑的赋税，并说明了理由：“丰邑是我出生的地方，更是我的家乡父老背叛我的地方！”可见其爱之深、恨之切。在张良为群臣讨封时，刘邦直接表达了对小人的厌恶：“雍齿与我素有旧怨，他曾多次令我困窘羞辱！我想杀了他！”可见他对雍齿已恨之入骨。

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雍齿在刘邦起兵之初的背叛，始终是刘邦一块医不好的心病，以至于在以后几年的征战时间里，每一次需要外出作战，都担心根据地有变，并要处处防备自己的手下。

我们可以从史书中发现这种明显的变化。《史记·汉高祖本纪》中，司马迁描述刘邦时使用了“常有大度”、“意豁如也”一类的词语，来表明他宽厚豁达、不为小事烦恼的个性。但是，雍齿之叛逃后，刘邦开始对手下将领“且信且疑之”，防手下就如同防贼一般——如此相差过大的描述，究其原因，皆由雍齿背叛造成。

这种变化在现代性格学中也得到了证实。有时候，一些重要的东西往往会对我们影响力巨大。若这些东西出现了意外的巨大变化，那么，我们素来秉承的观点与做法也多半会受到影响，并渐渐地影响到日后的为人处世，使原来的性格发生一定程度上的偏转。这种偏转并非刻意的，而是受经历影响逐渐引发的。刘邦的性格突变，也恰恰是雍齿的背叛导致的。

萧何可以说是刘邦的起家班底成员之一，在刘邦决定起事以后，萧何便铁了心地跟着刘邦，时时处处为刘邦筹划，不管是提供后方支援还是募兵筹粮，萧何可谓尽心尽力、忠贞不贰。他一不争功，二不贪财，应该是刘邦最值得信赖的人了，而且刘邦也的确无法离开萧何，有了事情总是第一个找他商量。二人一同奋斗在反秦大业前线上，可谓“君臣一心，无话不谈”。但刘邦对这位亲密的战友依然时刻提防、留了一手。

汉三年（公元前204年），刘邦与项羽对峙于京县、索城之间，刘邦多次派使者带着食品、赏物前去慰问丞相萧何。当时，萧何还以为是刘邦爱心大发，并未多想，但他手下有一位名叫鲍生的人，很有见识。鲍生看到此情此景后，暗中警告萧何：“丞相，汉王于前线每日风餐露宿，他自己却多次派使者前来慰劳您，这是在怀疑您啊！”

萧何一寻思，的确有些不对劲儿——前线军粮吃紧，刘邦都在忍饥挨饿，怎么还会有心情来关心自己？他赶紧向鲍生请教如何应对。鲍生思考良久后说：“您莫怪我直言——依现在这个情形，不如主动让自己的兄弟侄儿到汉王处当差。如此一来，汉王才会更信任您。”萧何是一个智者，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家人到了前线，刘邦肯定不会让他们真的去与楚军厮杀——汉王要的，不过是自己忠诚的证明而已。于是，下一次使者前来的时候，他修书一封，让自己的兄弟侄儿跟着使者到了汉王处，刘邦这才彻底放心下来。

刘邦为何会怀疑萧何？说到底还是因为雍齿的第一次背叛。刘邦对忠心耿耿的萧何都防备至此，对其他大将更是可想而知了。

刘邦对韩信的防备可谓登峰造极——成阳兵败以后，刘邦让自己的另一亲信车夫夏侯婴驾着马车，两人来到带兵的张耳和韩信那里，趁着他们还在睡觉时，使用霹雳手段夺下了韩信手中的兵符。当时，韩信惊得以为自己身处梦中。项羽兵败垓下以后，全国基本已是汉王天下，刘邦再一次以风驰电掣的速度冲入韩信帐中，将他的兵权夺走了。

为什么一个“意豁如也”的大男人会变得如此疑神疑鬼？这完全是因为雍齿的背叛给刘邦造成的伤害太大了——雍齿并无大才能，自己只是让他镇守后方而已，他都能背叛自己，何况是萧何、韩信这些英雄中的英雄、智者中的智者，他们真的会一直忠诚于自己吗？若他们如雍齿一般背叛自己，那对自己的统一大业的伤害可不是雍齿背叛所能比的。

赏一安百——汉高祖封侯雍齿

多年奋战以后，刘邦终于从“汉王”熬成了“汉高祖”。天下初定，下一步自然是要论功行赏。但刘邦此时在分封功臣时，还是按自己的小农意识来办——他只是将曹参、萧何等20多位亲信厚封重赏，其他人他却并未重视。一些有功未赏之人自然心中不平、怨声载道，“日夜争功不决”；特别是那些从项羽、六国诸侯等汉军对立面投降过来的人更是惴惴不安，将没有获得奖励的事实与自己的前科联系在一起，担心哪一天会被那个记仇的老板给清理掉。特别是雍齿，他非常清楚自己干过什么事儿，此时他忐忑不安，以为没准儿哪天脑袋就要搬家了。封侯以后，他白日精神萎靡，夜晚噩梦不断，生怕见不到第二天的太阳。

但刘邦之睿智由此也表现了出来。某日，他在洛阳南宫闲逛时，偶然看到一群武将凑在一起商量着什么，看到他走了过来，大家立刻毕恭毕敬，三缄其口。于是，刘邦派人将首席军师张良找来了。张良无愧于“首席”二字，坐下便语出惊人：“陛下，他们正在商量造反。”

闻听此言刘邦当即大惊失色——他刚坐稳宝座，怎么就有人想造反？接下来，张良将原因告诉了他：“陛下可以得天下，全是依靠文臣武将拼死尽忠。可如今，您坐了皇位以后，封赏的全是亲信，斩杀的都是与自己有仇之人。如此一来，有功者自然会因有功无禄而抱怨，而投诚者又害怕报复，人人自危，当然会为自己考虑最好的出路。不过话说回来，若他们真的要反，陛下您要如何对付这些人中豪杰？”

此时，刘邦哪里还有“对付”的想法？他赶紧问张良该怎么办。张良接下来开始问话：“陛下，您平生最痛恨而臣子们又都了解他的过往的人是谁？”刘邦想了半天，咬牙切齿地说：“雍齿！这厮与我素有旧怨，还曾多次令我陷入困窘、羞辱我——我现在最想杀了他！但他是我同乡，又战功赫赫，所以不便下手。”

“那请您立即重赏雍齿！这场灾难便可消弭于无形了。”

张良张子房的意见，刘邦素来是听的。于是，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刘邦封雍齿为什邡侯，食邑两千五百户，并为此大摆国宴庆贺，席间——亲自为雍齿斟酒——这面子给得那是相当足。

这么一来，全朝文武都放了心——连雍齿这号令皇上恨得牙根痒痒的货色都能有如此待遇，我们哪个不比他强，哪个不比他忠心？薪酬与前程自不必担心了。汉初第一场政变就这样被子房的只言片语融化于无形之中。

封雍齿，是权谋中“封仇人、安人心”之法，这一方法在后世中也曾被多次运用。唐代李世民便重用了李建成的谋臣魏徵治理天下，使大批降臣人心安定。

可以说，一个出色的政治家的赏与罚，其意往往不仅仅在于被赏罚的人，还要通过那些被赏罚的人施加他所需要的影响——赏与罚已经不再是目的，而是一种绝对的政治手段了。可以说，汉朝初期的稳定以及刘邦后来之所以能顺利地排除异姓诸侯，都是因为这一招太妙。

更重要的是，封雍齿使汉高祖的威望彻底在文臣武将中树立了起来：这是“杀一儆百”、“指桑骂槐”的反式运用，其目的是为了树立威望。对一个政治家管理者来说，威望是最重要的东西，无威则无法服众，无望则众心叛离。《易经》中所谓的“刚中而皿，行险而须”，便是这一意思。

值得一提的是，雍齿还真就善终了。后来，刘邦毫不客气地对韩信、英布等异姓诸侯下了黑手，但雍齿却安稳地做了63年的什邡侯。直到汉武帝时期，刘彻因担心地方势力过分强大，才以什邡筹集的酎金（祭祖的贡金）纯度不足的“莫须有”理由，削掉了雍氏的侯位。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雍齿算不算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其实，乱世中“忠臣不事二主”者实在是凤毛麟角，反复无常者绝非雍齿一人。刘邦自己未做主子以前不也曾多次易主？

而刘邦之所以不杀雍齿，一是因为雍齿的确有真本事——这从雍齿死后的坟墓规格，以及后人将他统治过的地方称为“雍城”便可证明；二是雍齿的实力对刘氏天下不足以构成威胁；三是封雍齿为侯，其政治利益远比刘邦的私人利益更大。《史记》中明确记载，雍齿一被封侯，人心即思定。

一个刚开国的帝王是无法完全做到快意恩仇的，个人恩怨必须要为自己的统治做出必要的让步，而非人们所想的“高度统一”——这才是刘邦之所以能够在众多英雄豪杰中笑到最后的根本理由之一。

雍齿的背叛对刘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刘邦性格的发展上——这个“意豁如也”的汉子从此变成了一个性格复杂多变、心存猜疑的人。这种性格上的突变是导致日后刘邦清理诸侯的重要导火索。可以说，雍齿的叛变，让后人意识到了个人性格的多重性与复杂性，同时也使我们了解到了一个真实的、同食人间烟火的平民皇帝。

平民出身的开国皇帝都爱杀功臣

在汉族开国帝王中，真正算得上是平民出身的只有两位——汉高祖刘邦与明太祖朱元璋。刘邦世代贫农，小时连个大名也没有，长大后当亭长当了许多年；朱元璋更惨，小时候家里穷得吃不上饭，少年时期当了一阵子和尚。两人最大的相同点就是，祖上贫穷，但自己又都见了点儿世面，也都有些地痞气与豪气。但是，平民出身的刘邦与朱元璋即位之后都做了同一件事——将那些曾随自己南征北战的开国功臣杀了个一干二净，而且，功劳越大的臣子最终死得也越惨。

建国七年，杀光异姓功臣

汉高祖刘邦几乎将随自己征战多年的功臣屠戮殆尽。其中，死得最惨的，莫过于被刘邦的妻子吕雉杀死的韩信与彭越——韩信被竹签子活活刺死；彭越被砍头以后，还被剁成肉馅做成了肉酱。两人被杀的理由都是“有反心”。

刘邦的第一个牺牲品也是实验品是燕王臧荼。他在刘邦称帝的同年，因见韩信被一降再降，自知难逃“走狗烹”之下场，于是便大肆宣扬自己要造反。于是，刘邦便拿他祭了杀功臣的刀。刘邦亲征，并在战胜后直接令人将他的头砍了，挂在城墙上“展览”。

接着是韩信，他在刘邦称帝后第二年被捕，罪名同样是企图谋反。此后5年，他一直处于被软禁的状态。但5年后，刘邦再次率队亲征造反的英布。皇后吕雉对韩信不放心，便设计将其处死在长安宫，并株连韩门三族。

韩王信、燕王卢绾两人都是随刘邦征战南北的大将。汉开国以前，二人一直是刘邦的亲信与心腹，但看到韩信的下场，二人在极度恐惧里惶惶不可终日，唯恐有一日会被消灭，后来二人干脆公开逃往匈奴，却最终也没能逃脱被追杀的命运。

公元前196年，另一将领阳夏侯陈豨被逼造反时，梁王彭越部下曾劝彭越一同谋反，彭越犹豫再三不肯答应。刘邦获悉此事后，非但未表彰彭越之忠心，反而听从吕后的建议，将其逮捕后处死。最残忍的是，刘邦在杀了彭越以后，为了警告与威胁其他将领与功臣，竟将其尸体剁成肉酱，派人四处分赐给各位诸侯与开国功臣品尝，功臣们因此更加胆战心惊。

彭越惨死后连全尸也未能留下。这件事给了淮南王英布极大的刺激，他自知难以幸免，于是便铤而走险起兵反叛，结果被刘邦亲征镇压。

就这样，在西汉建立后的短短7年内，刘邦利用种种借口，将除偏远南方而又势力弱小的长沙王吴芮以外的所有异姓诸侯王相继铲除。

屠戮功臣，朱元璋比刘邦更胜一筹

刘邦屠戮的事情我们已经说了太多，但明太祖朱元璋远比他更胜一筹。朱元璋或许是历代开国皇帝中出身最低贱的，但是他杀戮起功臣来，却是最心狠手辣的。天下初定，他便开始逐步清洗功臣——先是杀了华云龙、廖永忠。在这一时期，早就避祸而去的刘伯温也在家乡不明不白地死去。

朱元璋杀戮功臣最大的手笔是发动了胡惟庸和蓝玉冤狱——他以谋逆之罪一共杀了数万人，团灭帮助他获得天下的淮西政治集团。随后，朱元璋又以谋逆之罪，诛杀了包括宰相胡惟庸在内的一大批功臣宿旧。据后人统计，他一共屠戮了大小官员15000余人。后来，又穷追胡党，杀了唐胜宗等功臣。

最后，朱元璋又盯上了李善长。李善长最大的功绩是在初遇朱元璋以后，提出了“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的战略思想，朱元璋视其为“赛萧何”的头号元勋，并在建明以后，对其大加封赏“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予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端的是“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但李善长没想到，在他77岁时，其全家70多口人被朱元璋满门抄斩。朱元璋对这位建国头号功臣的最大恩典，是赐李善长全尸。

胡惟庸一案后，开国文臣基本上已被朱元璋清理干净了。随后，他将目标又对准了武将。当时，徐达与李文忠已死，朝内的领兵大将是冯胜、蓝玉与傅友德。蓝玉是朱元璋在战时最得力的干将，朱曾将其比作自己的卫青。建明后，蓝玉被封为凉国公，官拜大将军，然而朱元璋依然对他举起了屠刀。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以谋反罪将蓝玉剥皮实草，传示各地，因此而牵连至死者多达20000余人，军中蓝玉一派被清洗完毕。

蓝玉被冤杀以后，王弼对傅友德说：“帝晚岁峻诛杀，我辈几无噍类矣。”结果，此语被锦衣卫侦知，王弼被赐死。王弼人称“双刀王”，骁勇善战，是明初另一开国大将，其女嫁给了朱元璋的儿子楚王，但他亲家的身份依然难保他幸免一死。

王弼死后，朱元璋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最后两员功勋赫赫的名将冯胜和傅友德也杀了。傅友德其人善战，为明初诸将之冠。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晋封其为颍国公，食禄三千石，两授免死和世袭铁券；此后，其女嫁给了朱元璋的孙子，其子娶了朱元璋的女儿。赏之重、死之烈在傅友德身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蓝玉案后，傅友德因与蓝玉走得非常近且战功赫赫而更被朱元璋猜忌。此时，傅友德深知灾难离己不远。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大宴文武大臣。宴会正欢，朱元璋却忽然提起对傅友德的二儿子有些不满。傅友德起身告罪，但朱元璋却越发责备傅友德不敬，并命其提取二儿子首级。傅友德立即出去，并提着二儿子的头颅回来了。

朱元璋问他：“你怎么忍心？”傅友德鄙言道：“你要的不就是我们父子的人头吗？”说完，便在朱面前自刎而死。朱元璋当下暴怒不已，立即下令将傅家所有男女全部发配辽东、云南。

明代开国第一大将中山王徐达“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中正无疵，昭明乎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徐达为人谨慎，却病死于洪武十八年。但至今有人认为，徐达是被朱元璋毒杀的。徐达患病后不可食蒸物，但朱元璋却在打探他的病情后，故意赐给徐达吃蒸鹅。徐达深知自己难逃一死，含泪进食后，很快疽发身亡。

明初功臣中，唯一得以保全性命的仅有汤和、沐英二人。汤和是因其自解兵权，且极度谦卑恭顺，方得以免死；而沐英之所以能够活下来，完全是因为朱元璋需要一个懂得领兵打仗又不足以对他形成威胁的人应对复杂的西南军务。

清代学者赵翼说，朱元璋“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

平民出身的开国皇帝为何爱杀功臣？

君主在夺得天下之前，表现得比一般人高尚，例如勾践可尝他人粪便，秦王政可向谋士长跪不起请求指导，王莽执法不阿甚至处死亲子，朱元璋敢与降将数十人同眠一室坦然不疑，雍正礼贤下士虚心结纳众臣……但坐上龙椅后，他们立即转变得远比一般人凶狠寡恩。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不妨按照今天的经济学原理来分析——成功需要两种资产，一种为有形资产，一种为无形资产。

开国皇帝之所以爱杀功臣，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因：功臣一般都有杰出的文韬武略，要么谋略过人，要么骁勇善战，要么就是文可治国、武可征天下的兼备者。这些人在帝王未成帝王的开国时期，是最重要的人才，一旦天下已得，这些功臣的文韬武略便转化为对帝位尤其对储君的潜在威胁。

其实，每个开国皇帝都面临着这样的担忧，那就是：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江山如何能千秋万代？而要保证江山永在，就必须依靠忠臣。所以，江山打下来之前，靠的是能臣；江山到手，就得靠忠臣了，能不能则放在其次。

但忠奸并不会写在脸上，这需要时间辨别，朱元璋最初笼络人心的方法，是进行儿女联姻——与功臣形成姻亲，对方便可能不会造反。但人都有印刻心理，若你猜测某人会对你不利，接下来，你在生活中会注意到许多他暗中算计你的迹象，比如，背着你搞聚会、说悄悄话。这些事情放在普通人中，最多也就是闹闹别扭罢了，但对帝王来说，它们却是对国家、对政权发出的危险信号。他们不会等到对方造反，便会痛下杀手。

对开国皇帝来说，功臣之所以必须死，还因为他们拥有双重资产：兵权、财权这些都是有形资产；威望、才干、人际关系和势力集团等，按照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无形资产。功臣们交出了兵权，但这些无形资产却无法一起上交。

比如韩信，虽然赋闲在家，类似软禁，但他到刘邦的另一大功臣樊哙家做客时，樊哙还是会毕恭毕敬，说“大王乃肯临臣”。樊哙在刘邦功臣中位列第五，又是吕后的妹夫、刘邦的老相识，对韩信如此态度，足见韩信在刘邦集团中的威望了。安置这样的人在朝中，就相当于为自己安了一个隐形的对手、一颗定时炸弹——这样的事情对帝王来说怎么可能放心？

屠杀功臣对于平民开国皇帝如此常见，与刘邦、朱元璋等人的个性其实并无太大联系——做平民时，这些皇帝都没见过多大世面，从来不知道权力会带给自己怎样的人生，而当他们真正坐在宝座上接受万臣朝拜时，才会意识到权势之妙，他们会更怕他人染指。同时，也因为他们的功臣真的太难驾驭，或者他们根本没有驾驭之能力，因此，神经过敏便会成为必然。一旦一个初尝权力的人掌握了生杀予夺的权力以后，他便很容易走向极端——利用屠刀证实并保证自己的权力与威望。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鸟尽弓藏”悲剧屡屡在功臣身上发生，而功臣最好的做法，就是消灭自己的无形资产、放弃有形资产。回头看汉、明两代时期能够活下来的功臣，他们正是靠了这两点才幸免于难——张良早早便放弃了权力，萧何更是整日胆战心惊地明哲保身，汤和也是这样，才得以存活下来。

其实，鸟尽弓藏的悲剧在封建时代一次次地反复上演，这对所有渴望在战争中获得荣华富贵的人来说是一个两难的怪圈——打天下时若不尽心尽力，那就没天下；如若尽心尽力，那么功成之日，可能就是身死之时。怎么办？

这个怪圈，在封建皇权社会里是个解不开的死扣。但纵观历史，功成身退恐怕是最有效的一个办法。

楚汉三大未解之谜

每一朝、每一代都有未解之谜，这种未解之谜中，有一些是因为时过境迁，再无重证可能而导致的永久之谜，而另一种则是因为当时因科技、人类认知不发达而导致的谜。对于这些史间谜，后人有些可以解开，有些则依旧是谜。在楚汉战争中，便有三大未解之谜。

乌骓马是否投江而死？

楚汉争霸的第一大未解之谜，就是乌骓马投江之谜。据民间传说，在项羽乌江自刎之后，乌骓马也跟着投江自尽，成就了一段忠义烈马的千古美谈。那么，项羽是否真有如此大的魔力，让乌骓马跟着自杀殉主？如此忠义的好马真的存在吗？神奇的故事背后是否另有隐情？

传说项羽的乌骓马是一匹神兽。据《西汉演义》记载，乌骓马腿长、腰短、筋腱壮实，通体乌黑，没有一根杂毛，唯独四个马蹄子是雪白雪白的，因而又被叫作“踢云乌骓”。据说，项羽骑在这匹马上，百战百胜，有如神助。他曾得意扬扬地夸口说，我这匹乌骓马是黑龙变化的。当然了，这是项羽表达自己对乌骓马喜爱的一种方式。后来这种说法被吴承恩继承了，鼓捣出来一个龙宫太子变身而成的白龙马，给唐僧当了坐骑。而项羽的乌骓马，传奇程度跟这白龙马不相上下。

在民间传说中，项羽骑着乌骓马杀到江边，料想自己已经一败涂地，更没脸见江东父老，于是便把自己的宝戟和乌骓马交给了来接自己的船夫，然后自刎而死。传说，在项羽把马交给船夫的时候，乌骓马就不停地尥蹶子、上蹿下跳，就如同它知道项羽要自刎一样，暴躁异常，不停地扭头看项羽，说什么也不肯走。船夫好不容易把乌骓马拉上船，运往对岸，结果船走到河中间，乌骓马看见项羽拔剑自刎，长嘶数声，往江水中一跃，投江殉主……

这是个非常感人的故事，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乌骓马是自杀的吗？或者说，动物会自杀吗？这个问题很多科学家都研究过，结论是：动物的很多行为看上去像自杀，其实是各种因素造成的。比如说，鲸集体在海滩上搁浅。有人说这是自杀，但其实是鲸的回声定位系统出了故障造成的误伤；还有人发现，果蝇在生命受到瓢虫威胁时，会炸开自己的身体。这种看上去也是在自杀，但其实是面对危险的应激反应。

乌骓马通人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通人性，不是说它就能独立思考了，那只是对人产生的一种情感依赖。马毕竟不是人，所以马不可能有“主人死了，我活着也没意思了”这样的心理活动，自杀也就不大可能了。

据后人考证，所谓的乌骓投江很可能是因为乌骓虚脱而导致的落水。当时正是刘邦项羽最后的决战，乌骓马驮着项羽，一直没有休息，特别是在虞姬自杀以后，项羽突围出包围圈，而在这段时间里，乌骓马一直在不停地奔跑，在后有追兵的情况下，可想乌骓之累——在折腾得筋疲力尽之后，乌骓被拉上船，很有可能会产生如虚脱、晕船一类的不适，在这种情况下一头栽下船去也不是没有可能。

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这故事是老百姓为了纪念项羽之死而编出来的。

不过，虽然乌骓马自杀不太可能，但它与项羽肯定非常亲近，这一点毋庸置疑。这种感情就如同电影《忠犬八公的故事》中，一直忠诚地等候自己的主人上野秀三郎的八公一样——尽管动物不可能思考，但它们的感情与忠诚并不比人逊色。

从天而降的陨石，只是一次不完美的宣传

楚汉战争的第二大未解之谜是天降陨石之谜。据史料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在秦朝东郡，也就是今天河南濮阳县附近，有一块巨大的陨石从天而降。要说这是块神奇的陨石并不夸张，它与其他从天而降的陨石不一样，因为它上面刻着一句话：始皇死而地分。

太空来的陨石上竟有人类的字迹，而且还刻有字——这已经能称为人间奇迹了，但还有比这更传奇的，写在这块陨石上的话迅速应验了——没过几个月，秦始皇果真就稀里糊涂地死了。他死后，大秦帝国果然四分五裂，跟预言完全一样！

在解释此事之前，我们可以先看一个相似的故事：《西游记》里“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一直广为传诵，其中有一段——白骨精斗不过孙悟空，便弄了块布，在上面写上了诬蔑悟空的话，假装是菩萨的法旨，从天上扔下来。唐僧看见了便信以为真，不由分说地将孙悟空轰走了——天降陨石也是这一套路。

其实，从科学角度来分析，便会发现，“天降带字陨石”一事根本不可能存在。据《史记》记载，这块神奇陨石应该不会太小——一块馒头大小的陨石，上边刻再大的字也不容易被人发现；再者，陨石坠落的地点附近有居民，这点史书上也有记载——秦始皇查不出在陨石上刻字的人，便把附近的居民杀了个精光。

但这种阐述在现代天文学研究中根本就是一个矛盾——陨石坠落的时候，都带着巨大的能量；陨石本身的个头越大，能量也就越大，撞上地球之后，爆炸也就越厉害。从恐龙灭绝就能够知道，一颗直径只有几公里的小行星撞上地球，便可以将当时世界上个头最庞大、生存能力最强的恐龙全部灭绝。所以一颗能刻下七个大字的陨石撞过来，不但没爆炸，附近的老百姓甚至一开始都没发现，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而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这块所谓的陨石根本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为运过来的。

而在陨石上出现的七个字，这种桥段在后世的乱世之时也被频繁地运用，如鱼肚子里发现的“大楚兴，陈胜王”，黄河河堤挖出来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全都是这个路数。说起来，它们就是在迷信年代里，忽悠普通百姓的一种政治手段，是起义的一种预热。

为何这一人造预言会这么准？原因也很简单——当时的秦朝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因为统治残暴，大秦非常不得民心，分崩离析的命运已经近在眼前。刻在石头上的话，与其说是预言，不如说是一句呐喊，这种呐喊是群众的呼声。在这样的呼声之下，大秦的灭亡其实是注定了的。

所以综合来看，天降陨石谜团基本上是一些反秦人士一次不完美的政治宣传。他们借着月黑风高，把一个刻好“反动标语”的石头运到指定地点，然后对外宣称这是天意要灭掉秦朝，无非如此。

赤帝刘邦斩白蛇，一个神话如何诞生？

楚汉战争的第三大未解之谜是刘邦斩白蛇。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刘邦在芒砀山造反时，斩杀了一条神仙化身而成的白蛇。后来，有个老太太在刘邦斩白蛇的地方哭，说赤帝的孩子杀了白帝的孩子，然后老太太突然就不见了。

这个故事的神秘之处就在于那条白蛇。蛇这种动物在中国被认为是一种具有灵性的动物，民间传说有四大仙，狐黄白柳，即狐狸、黄鼠狼、刺猬、蛇。作为四大仙之一，蛇被认为灵异异常，尤其是白蛇。其实白蛇往往是因为蛇患了白化病，因基因变异导致颜色异常，非常少见。恰恰是因为少见，会被民间认为是“灵蛇”，更为它增加了一种神秘的力量。

但刘邦的斩白蛇起义本身就是一件经不起推敲的事。蛇这种动物，一般不主动攻击人，更不可能主动拦路攻击人，这是其一；其二，赤帝白帝的说法更是很生硬，把刘邦说成是赤帝子，这就跟前面说的天降陨石是一个道理，是在神化刘邦。

其实按照正常的生活逻辑还原一下，刘邦斩蛇起义的故事一点儿也不传奇。当时，刘邦刚刚起义，小小的一个泗水亭长，无品无级，再加上出身一般，根本没有号召力。没有号召力就没有支持者，没有支持者就没有实力，没有实力最后就会被消灭。所以刘邦迫不及待地要树立自己的高大形象。

如何树立形象？最好的办法就是仗义疏财，用钱拉拢人，就跟后世的宋江一样。当时刘邦还没有那么大经济实力。没有钱，就只能许愿，开空头支票，向大家保证——若起义成功，苟富贵，不相忘！这种空头许诺刘邦肯定会做，但唯独树立威信，必须找一个由头。所以，很可能刘邦根本没有遇到什么白蛇，而是在丰西泽的路边看到有蛇爬过去，便灵机一动，想到了斩蛇立威的办法——借蛇的神秘，抬高自己的威信。

这种抬高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宣传：利用当时人们的迷信，使他们增强对自己的信心。现代心理学早有研究证实：当人们牢记领袖的优秀品质时，他们在跟随他时会更有安全感，也会更忠诚。而且，一旦人们肩负了巨大的压力，比如造反要被诛族时，相信“刘邦是赤帝”便会催生出一种类似安慰剂的效应，使他们变得更加出色。这就如同有些母亲会给孩子绑上红绳，并认为这会给孩子带来好运一样。

所以白蛇在当时其实就是一个如红绳一样的道具，刘邦借这个道具演了一出好戏，同时也使人们乐于去相信——自己的造反是顺应天意的，而刘邦正是天下正主。后来哭白帝的老太太的故事，恐怕也是后人为了神化刘邦坐上皇位的必然性而为其杜撰的。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斩蛇起义是刘邦的一场独角戏。不过后来，有人顺着这思路，给加了点料。说刘邦斩蛇前，白蟒说话了：“你今天杀了我，总有一天我会报复。你斩了我的头，我就篡你的头；斩我的尾，我就篡你的尾。”刘邦一听，那我砍中间，一剑把白蟒从正中间一分为二。

民间传说，后来西汉传到平帝，白蛇转世投胎成了王莽，王莽毒杀汉平帝，篡位报仇。后经光武中兴，灭了王莽，建立了东汉王朝。有人算了算，东西汉恰巧各传200余年，王莽正好在中间。

当然了，这些都是后人的牵强附会，所谓的这些个未解之谜，更多的是有人在装神弄鬼。古人迷信这个，于是有人便利用人们的无知蒙昧，编造神话，号称自己是天意民心代表，打着神仙的旗号谋自己的私利。说白了，这都是古代科学技术不发达，世人对世界的认识不足而导致的迷信产物而已。

司马迁的《史记》完全靠谱吗？

从我们之前阐述项羽的生平可以得知，司马迁对项羽的人生进行了过分的粉饰，从这点看，《史记》并不像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无可挑剔的“信史”。

其实，在整体靠谱的前提下，《史记》里也有很多不靠谱的地方。司马迁写《史记》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掺进了很多自己的主观感情。尤其是遭受“宫刑”之后，他心态上的变化也反映在了《史记》当中。

读《史记》，其实是在读司马迁

毫不夸张地说，在司马迁的《史记》当中，项羽是最出彩的人物。在《项羽本纪》的章节里，司马迁写的全是项羽如何百战百胜，如何勇猛，就连一败涂地的垓下之战，也是重点突出了项羽在危亡关头的英雄无敌——司马迁就如同一个项羽的铁杆粉丝一样，基本上将项羽的一生演绎成了战场神话。仅从这一点来讲，司马迁就有明显的偏爱之嫌。

在司马迁的笔下，项羽垓下突围一事变成了一场近乎演绎的近身之战。项羽在虞姬死后，带着28个部下对汉军5000人展开了一场冲锋。28人分成四组，冲进汉军5000人的军阵之中，把汉军杀得人仰马翻，死者不计其数。事后集合清点，项羽仅损失了两个人，还剩26个。

这件事情实在有些过于渲染项羽的英雄本色。这帮人只是普通的战士，就算每个人都如项羽一般骁勇善战，4组28个人对抗5000人，平均一人要抵挡将近180人，这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这段故事在《史记》中出现，基本上是为树立项羽勇猛无敌的高大形象服务的，也是司马迁在渲染英雄末路的悲壮苍凉，这段记录的历史价值，恐怕远不及它的文学价值。

就如同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样，司马迁在写作悲剧人物时，往往会产生同病相怜的感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已受了宫刑，忍辱写《史记》本身就是一件悲情的事，因此，在写到同样悲情的项羽时，司马迁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感情倾注到项羽身上。《史记》中的项羽，有司马迁的精神寄托在里边，甚至可以说，项羽的身上有司马迁的影子。

其实，不仅仅是项羽，《史记》许多文章中往往会流露出司马迁对身世的感慨。阅读《史记》可以看出来，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有时候会借历史人物说自己想说的话。如《苏秦列传》中提到，苏秦从鬼谷子处学成后首去游说诸侯，失败回来后，连妻子与嫂子都看不起他，于是，苏秦便闭门苦读数年，并以“锥刺股”之法刺激自己。再去游说时，他成功了，身佩六国相印荣归故乡。看到嫂子虵行匍匐，苏秦问她为何如今如此尊重自己，其嫂言：“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其意指，若我当初有紧靠京城的良田200亩，我便轻松当富翁了，哪里还来了今日苦读后的六国相印？

但按司马迁写苏秦时所用源材料《战国策》，文中是这样写的：“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当初我潦倒时，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如今我有权有钱了，人人都怕我、巴结我，可见做人不可无权势。

这样的片段在《史记》中出现得并不少，他凡是遇到一位有才干者一旦倒霉，总是会花费不少笔墨写他人如何看轻对方，而此人又是如何坚定回应、日后东山再起的。在涉及与复仇、报恩有关的事情时，司马迁也总是依据自己的情感进行。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韩信：司马迁写韩信当年忍胯下之辱，功成名就后，不仅没有杀掉当年侮辱自己的流氓，反而给了他中尉来做——汉时的中尉在诸侯国中是掌管军事的最高长官。而这样一折腾，不仅韩信得到了大度的名声，而且也证实了自己可封“万户侯”的远见。这种别样的报复，不得不说它们与司马迁本人的身世、感受紧密相连。从这一角度来说，读《史记》，其实就是在读司马迁。

有些片段，后人只可当童话读

与项羽一类的悲情英雄相比，刘邦在《史记》的形象便显得过度被神化了。《史记》毕竟肩负着为刘氏集团做宣传的政治任务，对于汉王朝的开国皇帝，他自然是要多多渲染的。美化领导是每一朝每一代史官的重要任务，因此，《史记》中将刘邦写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龙的传人”，更胡扯说，其母在田间干活时小憩，其父看到有龙伏在她身上。随后，刘母有孕，生下了刘邦，按这种说法来说，刘邦即是龙的后代，是正宗天子。

这种事情不用想就能判断“纯属虚构”。将这样一桩民间传说搬进正史，其实并不能完全怪司马迁。那个时代的人都迷信，单说龙这种动物，古人都相信龙是存在的，是一种瑞兽。所以说，刘邦才会拿龙往自己的脸上贴金。司马迁也是那个时代的人，对科学知识的掌握能力有限，没法判断这个记录的真伪。再者，修历记史本身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以司马迁才会把这么不严肃的一件事儿写进《史记》。

《史记》中，司马迁还很正式地记录了刘邦左腿上有七十二颗黑痣，并据此认定刘邦天赋异象、不平凡。这件事情其实更不靠谱——这七十二颗黑痣根本不能当成判断个人未来作为的标准，相反，在现代医学中，一个人腿上如果有这么多的痣，极有可能是因为他患了某种皮肤病。

再说了，刘邦贵为天子，怎么可能让人搬着大腿数自己的痣？所谓的七十二颗如此精准，这根本就是无法考证之事。当时，刘邦已去世多年，司马迁更没办法去考证这些，再加上时代的局限，只能照着别人的说法往上写。于是《史记》当中就有了这些不靠谱的记录。

司马迁看汉武帝——侍从眼中无英雄

司马迁对刘邦的记录基本上算比较客观的，但对汉武帝的记载却有失偏颇。记载汉武帝的章节叫作《孝武本纪》，这一章，司马迁写了上万字，基本全是批评，讲的是汉武帝巡行祭祀，一路建宫筑坛，大兴土木，耗费民脂民膏——总而言之，在司马迁的书中，汉武帝不是个靠谱的皇帝。

作为一位史学家，有这样的胆量写当朝的皇帝，司马迁确实给人一种秉笔直言的形象。但这样的描写多少有一种假公济私的嫌疑：司马迁浓墨重彩地记录了汉武帝“信奉鬼神”、“求仙问丹”、“封禅祭礼”、“蛊惑之乱”等不光彩的事情，且篇幅巨大，而像“远征匈奴”、“广开三边”等一生伟业，反倒成了陪衬。但事实上，在汉武帝的统治下，大汉朝达到了鼎盛，经济繁荣、军事强大，可以说，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文韬武略双全的帝王，而面对这样一个帝王，司马迁却过度描述他的过错，难免令人会对其下笔是否公正存有质疑。

不过，汉武帝虽有雄才大略，但他毕竟还是普通人，其身上的毛病肯定不少。但据“侍从眼中无英雄”的古话来看，其实司马迁如此描写汉武帝有其必然性。在16世纪，法国学者蒙田就曾言：“人为其侍从所敬者，鲜矣。”后来美国学者爱默生更进一层，甚至认为在“奴仆”的心目中，“每个英雄终成厌物”。

而这种“厌物”的产生原因非常简单：英雄也是凡人，同样会有缺点与短处，加上他们对于侍从不设防，所以这些缺点就更容易暴露出来，甚至被无意放大。侍从的信息来源的局限性导致他们对英雄的了解不够全面，也理解不了英雄的高超智慧与丰富的内心世界，而是更多地在现实生活中接触到英雄生活中平庸、平凡的一面。

司马迁就生活在汉武帝时期，这直接导致了他对汉武帝的缺点肯定感受更直接更深刻，正所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作为一位史学家、一个言官，司马迁肯定觉得，匡正皇帝的作为是分内之事，所以他才会不留情面记录下这一切。更何况，汉武帝时期的确做了不少劳民伤财之事，自然会被言官所批。

令司马迁对汉武帝多加批评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他因李陵之事与汉武帝形成了对抗：李陵是李广的孙子，曾多次打败匈奴，可在一次战役中，无人支援的李陵血战八天八夜，弹尽粮绝，被活捉投降。当时，汉武帝的心情相当糟糕，因为外有李广利兵败、李陵投敌，大汉颜面扫地；内有历年穷兵黩武，造成民不聊生、国库空虚，使大汉朝表面上看起来风光依旧、轰轰烈烈，但“内囊却也尽上来了”，更严重的是，那一年全国范围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此时，诸事麻烦的汉武帝被李陵投敌气得大骂，并下令夷李陵三族。这时候，司马迁出来替李陵辩解。盛怒的帝王立即将司马迁打入了大牢，判了死刑。当时的死刑有两种办法可以解除：一是花钱买，二是接受宫刑。考虑到《史记》还没写完，司马迁又的确家贫没钱，所以忍辱接受了宫刑。

更可怕的是，司马迁被宫以后，汉武帝还感觉不解恨，他竟然将身体残缺的司马迁安排到太史令职位上。要说汉武帝在这件事情上做得也相当绝：太史令，通称太史公，是汉武帝时期新设的官职，掌管天时星历，在武帝时期，这一官职多由太监担任，司马迁被宫以后，汉武帝刻意地让他干这一职务，就等于是借职位由司马迁向所有人宣布：我司马迁是太监。这种无形折磨，只有当时“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的司马迁才可以感受得到。

因此，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对汉武帝的报复也就可以理解了。

读楚汉历史，品风流人物

汉朝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说，其文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在写作时的严谨态度与《史记》翔实的记事。而《史记》被后人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足以让司马迁流芳千古。

《史记》中的内容非常丰富，它不仅写了西汉以前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而且它是先秦文化著作中的集大成者，是一部古代文化百科全书。不过，毕竟《史记》为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作品，因此在重读《史记》时，我们必须要牢记——书写者的立场、情感、思想与观点其实在书中处处都有所表现。从这一角度来说，读《史记》便是在读司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