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前言

- 儒家智慧概论

- 1. 书生自古难称帝

- 2. 曾国藩的奥秘

- 3. 上床是夫子，下床是君子

- 4. 士为知己者死

- 5.“中国的脊梁”

- 6.“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 7. 人性如水

- 法家智慧概论

- 1. 流氓无赖亦能得天下

- 2. 诸葛亮的悲剧

- 3. 中国的“法”

- 4. 再为曹操“翻案”

- 5. 温柔乡是英雄冢

- 6. 谁是中国历史剧的最大导演

- 7. 经义决狱

- 8. 刘邦将将

前言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鱼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明】杨慎《临江仙》

这是历史的浩叹！也是一种对待历史的态度！

但历史并不因此就真的“转头空”，“古今多少事”也不会因此而真的成为“笑谈”，“英雄”更不会因此而被淘汰净尽，相反，我们却会在这种历史的浩叹中获得一种澄明的心境。

如果能在这种澄明的心境中穿越浩瀚的时空隧道，透过纷纭的兴亡成败，也许，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个的朝代虽然被颠覆了，但历史仍然在延续，我们不过生活在传统与未来的交际处，我们虽然创造着未来历史，但又是过去的历史的延续。那么，历史是什么？历史不是唐宗宋祖、秦皇汉武，也不是强权暴力、阴谋诡计，历史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大智慧，谁掌握了这种文化和大智慧，谁就掌握了历史！

据说，中国人天生都是政治家，政治的运作方式又是“人治”，所以传统文化的精髓也就成了“治人”。于是，人人也都似乎成了谋略家，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之类的话就说透了这个意思。许多中国人把自己的一生都花在谋划、算计别人上，不仅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内耗，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谋划和算计似乎已上升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处世态度和人生观，它已经不是一种“术”，而是中国人的人生之“道”，是中国人内在的处世哲学和难以改变的文化精神。

然而，智谋的根源是文化，智慧原是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如果智谋仅仅是一种方法、一种技术，那么，帝王之学人人可讲，只要照本宣科，岂不是人人都可以君临天下？

权谋，绝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中国的智慧在本质上是一种至为深刻的文化，只有人的身心内外都渗透了这种文化，才能自然而然地达到内谋谋圣、外谋谋智的境界，才能成为真正的圣、智兼备的谋略家。

人，不是权谋的动物，却是文化的动物。没有文化素质的人，玩弄权术只会玩火自焚；而只要达到了“内圣”的境界，不用刻意玩弄权谋，也会做出利人利己的“外王”的业绩来。

因此，中国的智慧是学不来的，要用生命来体味！只有熔铸了自己整个的情感与生命，才能得到中国智慧活的灵魂，才能用中国智慧建立起自己高大的人格和杰出的功业！

被历史抛弃的往往是那些没有文化理想的“神算子”、“智多星”、“奸雄”、“枭雄”，而传统文化的精华却是长江之水，奔流不息，不断地淘汰着历史的沉渣。这正应该是我们面对历史长江时的澄明心境，也应该是我们读史的大智慧。

本书大部分内容由本人完成，“佛家智慧”主要由张法教授完成，“阴阳家智慧”由宋伟完成，宋伟还提供了其他一些资料。自《智典》等出版时本人就多次坚持注明上述情况，但因种种原因未果，故借此机会说明。此次还征求了他们以及出版方的意见，在此处注明作者。另外，署名和本人姓名相同的一些著作有的不是本人编纂，有的未经本人同意，有的有很多窜入和讹改的文字，那都是本人无能为力的事，但也还是要为此向读者深表歉意。

冷成金

2010.1.1

儒家智慧概论

儒家智慧概论

如果说道家智谋是中国智谋型文化中最聪明的一页，法家智谋是其中最刻毒的一页，兵家智谋是其中最冷峻的一页，纵横家智谋是其中最无耻的一页，阴阳家智谋是其中最神秘的一页，那么，儒家智谋就是中国智谋型文化中至为深刻的一页，是真正的大智谋。

儒家智谋一向与王道理想相联系，是非常深奥复杂的，我们这里所要讲的只是选取其智谋性的一面，即王道理想如何转化为智谋和儒家智谋仁术治国的特点。

孔子曾经说过：“听讼，吾犹人，但使无讼。”他的意思是说，处理诉讼案件，我和一般的人一样，也要按照法律办事的。但我和一般的人不同的地方在于我要首先实行礼乐教化，从根本上杜绝诉讼案件的发生。这是孔子以礼乐治国思想的基本表述，如果能和司马迁的另一句话相参照，也许会对孔子的这句话有更深刻的认识。司马迁说：“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意思是说，礼乐教化对于治国治民来讲是更根本的，而法律往往只是起个“马后炮”的作用。

中国有关治国治民的智谋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治标的和治本的。显然，儒家是“治本”的代表学派，而法家是“治标”的代表学派。

儒家自身似乎是反对在治国治民上使用智谋的，起码没有公开提倡过，但实际上在整个中国文化与其智谋型的整体特点中，儒家思想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智谋，它的各个方面都在智谋文化中找到了各自的定位。

简要地说，儒家的王道理想所考虑的不是个体的人的利益，而是整个社会的利益，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王道理想是要首先指向社会的利益的，但社会的利益又必须牺牲个体的人的利益。这样看来，在王道理想的实际运作过程中，个体的人与社会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利害关系。因此，儒家的王道理想在考虑具体的策略时必然要想方设法地趋利避害，实际上也就转化成了智谋。

如果从价值观念这个角度来看，也是一样的。中国人没有超越而外在的价值观念，王道理想的价值观念的出发点就在于现实社会，通俗一点说，在儒家看来，一个人实现了多少现实功业，就是实现了多少人生的价值。由于儒家个人的价值自足定位在现实的世俗功利之中，所以，无论儒家怎样高唱道德的神圣和超越，它最终还是把这些道德神圣还原为世俗的现实功利，而这些道德神圣和现实功利从根本上来讲是没有区别的，因为他们所向往的都是利，在形态上的区别则是大利和小利。由于大、小利益的悬殊太大，人们往往看不到道德的功利色彩，往往把它误认为是超功利的。

如此一来，儒家所着重强调的义利之辨，实际上就变成了道德神圣和现实利害如何转化的问题，而处理这一转化，儒家比其他各个学派更高明，更具有合理性。

这种高明就在于儒家智谋是一种非智谋的大智谋，它的运谋方法不是谋智，即不是像法家或兵家那样用强硬而直接的智慧迫使对方服从；而是谋圣，即从征服人心着手，使人主动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以一种审美的态度来为王道理想献身。

如果用今天的现实来阐释当年儒家的智谋的话，那就是儒家并不首先向人们宣扬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迫使人们执行，而是非常注重做“政治思想工作”，首先为人们描绘一幅美好的蓝图，并百折不挠地到处宣传这种理想，直到人们心悦诚服，把儒家的价值观念内化到自己的灵魂之中。由于儒家的王道理想是最富有人情味、最温情脉脉的，所以它也就最富有感动人的力量。即使有人明智地认识到自己是在被别人所谋，被一种观念所谋，他也是心甘情愿的。但这已经不是因为儒家谋略的高明，更不是因为儒家谋略比别的学派的谋略狡诈，它已经上升到了人性、人道的范畴，这说明儒家的智谋在其最深处是符合人性和人道的基本原则的。这就是儒家智谋的合理性之所在，也是其成为真正的大智谋的根本原因。

儒家智谋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仁术，仁术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我们常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仁术的核心当然在于以仁治国治民，但如何才能实现治国治民呢？法家和兵家用强力来压服人心，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儒家则主张用个人的人格修养来影响别人，并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通过改变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来改变整个社会。二者的出发点和走向都恰恰相反。这样，儒家就把个人的修养看成是实现王道理想的基本出发点。所以，在修、齐、治、平四项当中，修是放在第一位的。以修身为中心，逐渐向更大的社会范围衍射，从理论上讲，衍射的幅度——也就是一个人所取得的现实功业的大小——完全是由个人的修养水平所决定的。在这里，儒家为人们描绘了一幅无比诱人的蓝图：没有等级的差别，没有门第的限制，没有权力的干扰，总之，一切外在的束缚统统被取消了，只有人的内在世界才是真?的，只要肯提高自己的修养，世界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情。的确，儒家学说为人的发展在理论上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天地和美好的发展前景。这就是儒家智谋作为一种无与伦比的大智谋为中华民族所钟爱的内在原因。

在具体的治国治民的策略上，儒家首先讲究的是使人心服。下面引述几段先贤的话来说明这个问题。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8226;为政》）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8226;公孙丑上》）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8226;离娄上》）

使人心服的具体方法很多，儒家在运作这种智谋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着很完备的理论系统和实践经验，在这里无法一一尽述，但总的说来，官吏要设身处地为百姓的利益着想，为大局着想，为道义着想，在必要的时候，甚至要舍己为人，直至牺牲个人的生命。

在后来的儒学大师中，有许多人在为帝王出谋划策时直言不讳地大谈儒家思想对治国、牧民、驯臣、王天下的重大利害，虽然他们已经明确地把儒学当做智谋来对待了，但其中一以贯之的合理因素并没有完全消失，就是在今天，这种智谋恐怕也不是完全过时的。

儒家智谋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大智谋，实在是一种取之不尽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即使有人看不到这些，至少，那种对智谋就是欺诈、就是阴险、就是卑鄙的庸俗理解也应该有所改变吧！

1. 书生自古难称帝

据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南方出文人，北方出皇帝。确实，自屈原以来，诗人、文学家、画家多出在江南，江南才子是天下闻名的。其实，不仅古代如此，就是在现代，大作家也多出在南方，现代文学史上的鲁（鲁迅）、郭（郭沫若）、茅（茅盾）、巴（巴金）、老（老舍）、曹（曹禺）六大家及数小家，绝大部分出生在南方。

至于封建皇帝，则更为有趣，似乎全部出在北方。从秦始皇算起，汉高祖刘邦是沛县丰邑人，今属江苏省沛县；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是南阳蔡阳人，今属湖北枣阳县境，虽地处南北交界之处，在人们的观念上还应算作北方；宋太祖赵匡胤出生于河南洛阳的一个军官家庭；元朝的成吉思汗及元世祖忽必烈就不必赘述了；明太祖朱元璋是濠州钟离县人，今属安徽省凤阳县，也应算作是北方人；至于中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同元朝一样，其统治者都是来自遥远的北方。

上述的皇帝是中国主要朝代的开国皇帝，至于其他战乱时期产生的走马灯般的帝王，或是直接出自北方，或是祖上几代来自北方，总之，绝大多数是北方人，而且其祖居之地还较为集中，大多沿运河两岸分布。

这真是风水不同、地殊人异吗？其实，这要看怎么讲。如果把风水看做是封建迷信的东西，这当然与风水无关；但若从广义上理解风水，把风水看做一种人文地理方面的东西，甚至有一些地缘政治的色彩，那就与风水有关。在中国古代社会，北方开发较早，文化也较为早熟，社会制度、宗法观念相对于南方来讲较为严密、发达和成熟，在大多数时间里，北方不仅是政治、文化的中心，还是经济的中心，又兼北方人勇武善战，因而，改朝换代之举一般都发生在北方，北方因此而多出皇帝。相反，南方不论是社会统治、宗法统治、思想统治均比北方相对为弱，因此，人们的思想观念就较为解放和活跃，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容易造就大作家，容易促生大作品。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别看只有这八个字，其中包含的深奥道理却是万年不易的。从表面上来看，这句话意思是说仁厚的人喜欢崇山峻岭，智慧的人喜欢河流溪水，而实际上却道出了两种智慧类型。一种是仁者，一种是智者，仁者的智慧如同崇山峻岭一样厚重不移，而智者的智慧却如河流溪水一般变动不居。由此反推，即可看出，河流湖泊众多的地方是造就智者的地理环境，而崇山峻岭及平原草漠众多的地方是造就仁者的地理环境，即使是现代科学也不否认地理环境对人的性格、智能的影响。仁者多倾向于搞政治，智者多倾向于搞文学艺术。看来，南方出文人，北方出皇帝，不仅有其社会方面的必然性，还有地理方面的必然性。

仁者与智者，只是两种智慧类型，绝无高下之分；文人与帝王，也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就其作用来讲，实际上亦无高下之分，只是人们极易看到帝王身享荣华富贵、手操生杀大权，而看不到学者文人是无冕之王，是社会精神的主宰罢了。不过，必须看到的是，学者书生或是文人雅士是与帝王格格不入的，文人书生绝对做不了开国皇帝，其原因如下：

一、文人书生所学的圣贤之道是为了治国，绝非为了开国，圣贤之道教人修身养性，绝不教人造反；

二、文人书生所代表的道德理想永远走在社会现实的前面，只能永远站在现实的前面去召唤、哀惋、慨叹身后的社会现实，而不会去首倡造反、在白骨堆上建起新的王朝宫殿；

三、文人书生长于书斋，两耳尽是圣贤的教诲，缺乏社会锻炼，故缺少开国帝王所必备的野心勃勃、势利、诡诈、机变、老辣、无赖、无耻、狠毒乃至丧尽天良等性格素质；

四、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学者与帝王分离、文人与官吏分离的国度，文人书生别说做了皇帝，就是做了官吏，也往往丧失了独立的品格，只剩下了官格，以治国治民为代表的理想道德即行告退，为官之道往往压倒一切。

五、最后的一个补充方面，是文人学者在古代社会生活地位往往并不低，所以首倡造反的往往不是他们。

所以，中国古代社会就出现了这样的奇异现象，真正的仁德才智之士，做不了开国皇帝。当开国皇帝的大多属于这两种人：一是流氓，一是豪强，概因流氓无顾忌，豪强有势力也。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环境里，却偏偏出了一个书生皇帝，把书生和皇帝这两种不同的人格结合在一起，造出一种怪胎来。从这一书生皇帝的成败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许多有意味的东西。

西汉与东汉之间，隔了一个短短的朝代，这就是历时十八年的王莽新朝。一般的历史著作不大提这一朝代，认为是西汉和东汉两个朝代的衔接过渡阶段，是汉朝的暂时中断。其实，它应当算作是一个独立的朝代，不仅因为王莽正式称帝?年号，还因为他掌握了实际政权，颁布实行了许多重要的政策法令。新朝的王莽，就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独一无二的由书生通过干仕的和平方式而走上帝位的书生皇帝。

公元16年，即汉成帝永始元年，王莽因为是王太后的侄子，被封为新都侯，这时，他三十岁。又过了七八年，王莽看准时机，揭发了废后许氏伙同王长、王融希图重为皇后的一系列阴谋，由原大司马王根推荐，做了大司马。从此，王莽开始了他沽名钓誉的生涯。

王莽做了大司马，决心要在名声上超出他的上辈，于是，就礼贤下士、延揽名士作为幕僚，并做出一副极其清廉高洁的样子。每当从朝廷上得了赏赐，他都全部分给宾客僚属，自己分文不取；在生活上，他也格外节俭，穿的是破旧的衣服，吃的是素淡的饭菜，几乎和一般的百姓没有什么两样。一次，王莽的母亲有病，朝廷上的公卿侯爵多派夫人前来探视，这些人都穿着绫罗缎匹，头上戴着珠宝首饰，王莽的妻子急忙出门迎接，穿的是粗布衣服，衣不拖地，裙子才刚刚盖过膝盖。客人们以为她是王家的仆妇，等悄悄问过别人之后，才知道她就是王莽的妻子。王莽家招待客人礼数十分周到，但仅是清茶一杯而已。自此以后，王莽开始有了清廉俭约的名声。

不仅如此，王莽还博得了直臣的美名。一次，太皇太后王氏设宴邀请傅太后、赵太后、丁皇后等人一同聚会，主事官员在座位正中摆下一把椅子，归太皇太后坐，在旁边又摆下一把椅子，归傅太后坐，其余则排列两边。这时王莽走进来，大声喝问：“上面为什么设着两个座位？”主事官员回答说：“一个是太皇太后的，一个是傅太后的。”王莽说：“傅太后乃是藩妾，怎得与至尊并坐，快撤下来！”傅太后听说她的座位被撤掉，就没来赴宴。后来，傅太后胁迫哀帝罢免王莽，王莽听到了消息，马上自请免职，哀帝也未加挽留，就这样，王莽又回到了他的新都封地。

不过，这件事虽使他遭到罢官，却为他赢得了更多的名声，大众都认为王莽有古代大臣的风范。

西汉末年，社会各方面均已显得十分腐败。别的不说，仅汉哀帝宠爱男色一件事就足以说明问题。董贤的父亲曾任御史，因此董贤得以为太子舍人，当时年纪才十五六岁，后来哀帝偶尔在殿中看到他，还以为他是女扮男装，一见之下，竟倾心相爱，再加上董贤惯会柔声下气、搔首弄姿，更让哀帝宠爱，以致两人食同案、寝同床，形影不离，后来连董贤的妹子和妻子也轮流陪哀帝寝居。董贤一家也平步青云，真是独邀主宠，公侯满门。哀帝对董贤的宠爱，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一天，哀帝和董贤一起午睡，哀帝先醒，见董贤还在沉睡，就想悄悄起身，没想到衣袖被董贤压住，为了不惊醒董贤，哀帝竟把袖子割断起身。通过这一件事就可知道，在这样的君主统治下朝政无法不糜烂，国势无法不衰弱。王莽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由官僚一步步地篡取皇位的。

哀帝荒淫过度，于二十六岁亡，董贤虽对哀帝忠心耿耿，怎奈不习事务，无法理丧，太皇太后王氏便命王莽入都帮助董贤治理丧事。这又给了王莽一个捞取政治资本的大好机会。王莽入朝，先不问丧事如何办理，先顺应人心，罢黜了董贤，令他自杀而死，并将董贤一家迁徙他地，将其家产估卖充公，然后才料理了哀帝的丧事。

王莽独掌大权以后，便与太皇太后商议，迎立中山王箕子为嗣。王莽为了讨好太皇太后，把平时得罪她的傅、赵等皇后一概贬降，致使许多人自杀。太皇太后倒是满心欢喜，以为王莽替她出了口恶气，其实这是王莽在为自己以后进一步夺取政权扫清道路。

箕子即位，是为汉平帝。当时平帝只有九岁，一切权力均由王莽把持，就是太皇太后王氏也被王莽哄得团团转。朝廷中的正直大臣见王莽专权，贬降太后、擅立新君，渐无人臣之礼，陆续辞职引退；在朝的官员，多趋炎附势，尤其是历任三朝的大司徒孔光，竟去揣摸王莽的心意，一味奉承。不过，王莽也很狡猾，他知道自己多半是靠了太皇太后王氏的信任才得以独揽大权的，人心其实并未收拢。王莽既不懂征战，又不懂治国安民、收拢人心的办法，只有靠弄虚作假或矫情作伪。

王莽想了多日，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他秘密派人前往益州，告诉地方长官，让他买通塞外蛮夷，假称越裳氏，献入白色雉鸡。平帝元始元年正月，塞外果有蛮人入朝，说是由于仰慕汉朝德仪，特来入献白雉一只。王莽一听，非常高兴，立即禀告了太皇太后，把这只白雉送到宗庙里。亏得王莽读过书，才想出了这个办法。原来，周朝成王的时候，越裳氏也曾来中原献白雉，王莽是想把自己比成辅佐幼主的周公，才买嘱塞外蛮夷来汉献雉。其实群臣皆知是王莽所为，但谁也不愿揭破，反而仰承王莽的意思，说大司马王莽安定汉朝，当加为安汉公。太皇太后即日下诏，王莽故作姿态，上表一再辞谢，并要求加封迎立平帝有功的孔光等人，自己最后只受爵位，退还了封邑。

王莽还大封刘氏宗室，凡刘氏王侯，只要有后者，一概升爵封赏，致仕的士大夫及其子女，也都给予俸禄，甚至对孤寡老人，也遍济周恤，使得天下吏民对他无不称道。后来，王莽又上书太皇太后，说她年事已长，不宜署理小事，凡封爵以下诸事，均交自己处理。太皇太后当然依议，于是，天下就更是?知王莽而不知汉天子了。

王莽还不满足，又秘密派人买嘱献瑞。第二年，黄支国献入犀牛，汉廷上下均感惊异，都觉得黄支国远在海外，从不和汉朝交往，难道又是仰慕安汉公王莽的威仪，前来拜服？随后，又接到南方某郡的报告，说是江中有黄龙游出。祥瑞频出，真是称颂不迭。

但是，这年夏天汉朝的很多地方却出现了罕见的大蝗灾，王莽就是再有本领，也无法把蝗灾说成是祥瑞之事。但他另有新招——借灭蝗来提高自己的威望。王莽一面派官吏查勘，准备救济灾荒，一面启奏太皇太后，宜减衣节食，为万民做出榜样。尤其是王莽自己，戒除荤腥，不杀生灵，还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以充做救灾费用。朝廷公侯见王莽如此大方，也不好不效法，先后捐款捐物的多达二百多人。过了不久，阴雨连下，蝗灾渐退，稼禾复生，大家都说安汉公德感天地，王莽由此又得到了一片赞誉之声。

平帝十二岁时，王莽建议选立皇后，并采用古礼，选娶十二名后妃。王莽令人选择世家良女，造册呈入。主管官员揣摸王莽的用意，多选豪门士族之女，尤其是王氏女子，几乎占了一半，连王莽的女儿也在内。王莽本想让自己的女儿独占后宫，又不便明言，就故意启奏太皇太后，说是王氏女子应该一并除去。太皇太后正弄不清什么意思，群臣却议论纷纷，都要求立王莽的女儿为皇后。王莽还要再选十一名凑数，群臣尽皆抗议，说只需王皇后一人即可。太皇太后优柔寡断，只好听从了王莽和群臣的建议。王莽又把皇室所赏赐的钱物拿出八九成分赐给其他随嫁媵女及其家属，便得别人感恩戴德。

王莽这样做事，有时太过露骨，连他的儿子王宇也看不惯，王宇怕日后出事，屡次劝谏王莽，王莽概不听从。王宇无法，便派人在王莽门前洒露血迹，以为王莽迷信，也许会相信那是上天垂诫，多少应加以收敛。没想到洒血的人竟然被卫兵发现逮捕，连累王宇，王莽竟因为这么一点儿小事就杀死了他的亲生儿子及其同党，并把平帝生母卫氏的家族及支族尽数屠戮，只留下卫后一人。

王莽之女既为皇后，王莽就更加想方设法地讨太皇太后的欢心。他认为太皇太后年老体弱，独居深宫一定十分憋闷，就建议她外出旅游，并借机存问孤寡。太皇太后当然求之不得，立刻答应。王莽还准备了许多钱帛牛酒，沿途赐赏穷困老弱之人，弄得万民拜呼，好不热闹。再加上所到之处都是名胜古迹，老妇人仿佛到了另一个神奇的世界，真是说不尽的欢愉。

王莽之讨好太皇太后，真可谓体贴入微。太皇太后的一个弄儿有一次生病，住在宫外，王莽以安汉公的身份，竟亲去探望，那个弄儿十分感激，病好入宫之后，在太皇太后面前极言王莽的好处，太皇太后认为王莽实在是孝顺极了，别说是侄子，就是亲生儿子也远远比不上啊！

王莽行事有两个特点，一是处处遵循古制，一是相信符命灵异，其实，这是王莽笼络人心的手段，至于他自己是否发自内心，却十分难说。王莽根据周朝的先例，特别创议，设立明堂灵台，还建造了近万间学舍，专门招纳儒士名人，设官考校，贤者为师，愚陋者为徒。王莽以为南方北方都来献瑞，独有西羌东夷未见入朝，就又买嘱有关人等，让他们密往办理。不久，东献方物，西献小海（即青海）等地。王莽十分高兴，立即征发囚犯边民，前往垦戍。

群臣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向太皇太后王氏奏请说，当初周公辅政七年，制度乃定，如今安汉公辅政才四年，就大功告成了，应当把安汉公升到宰相的地位上去，列于诸王之上，并应加赐九锡。太皇太后一概应允。这期间，上书请加封安汉公的就有近五十万人，太皇太后见朝野上下如此恭维王莽，也弄不清真假，只是加紧催办，行九锡之封典。九锡封典是中国古代社会最高级别的封赏仪式，所封之物共有九种，一锡衣服、二锡车马、三锡弓矢、四锡斧钺、五锡秬鬯、六锡命圭、七锡朱户、八锡纳陛、九锡虎贲。受封之后，其德望权位、仪仗用度，几与皇帝不相上下。平帝年已十四，智慧渐开，知道王莽挖掘太后坟墓，且杀尽舅族，只剩母亲一人，还不许相见，曾十分愤慨地说：“我若长大，一定报了此仇！”王莽的心腹告诉了王莽，王莽怕日后平帝长大参政对自己不利，就送入毒酒，毒死了平帝。

王莽压制住群臣的意见，主张迎立宣帝的玄孙刘婴为皇帝。这时，长安挖井得石，上书“安汉公莽为皇帝”等丹红大字，各地符命，陆续来到长安。王莽让人告诉太皇太后，这位喜谀庸碌的太皇太后到了此时才算明白，厉声呵斥说：“这些都是欺人妄语，断不可施行。”但她已阻止不了王莽，只好下诏，让王莽当假皇帝。

王莽为假皇帝后不到一月，刘氏宗室就有人起兵讨伐王莽，他们联合农民起义军，一直攻打到了长安。王莽派兵镇压，基本消灭了这次联合进攻，他的威德似乎又加牢了一层。这时，王莽又得到了一项符示。原来，梓潼人哀章，狡诈灵滑，看准王莽的心思，想趁机弄个官做。于是，他暗制一铜匣，扮作方士模样，在黄昏时交给了高祖的守庙官。王莽收到后打开一看，其中断言王莽当做真天子，下列佐命十一人，一是王舜、二是平晏、三是刘歆、四是哀章、五是甄邯、六是王寻、七是王邑、八是甄丰、九是王兴、十是孙建、十一是王盛。

王?当然知道这是假的，但他正好弄假成真，将此作为篡权的依据。初始元年十二月一日，王莽率领群臣朝拜高祖庙，拜受金匮神禅，回来后谒见太皇太后，说秉受天命，自己应当当皇帝，太皇太后正要驳斥，王莽已管不了许多，即跑出内宫，改换天子服饰，走至未央宫，登上龙庭宝座，文武官员也一律拜贺。王莽写好诏命，正式颁布，定国号为新，改十二月朔日为新始建国元年正月朔日，服色尚黄，牺牲尚白。

刘婴只是立为太子，并未做皇帝，所以御玺一直由太皇太后保管。王莽派王舜去索取御玺，太皇太后不能不予，便狠狠地往地下一摔，这块自秦朝传下的传国御玺，从此便缺了一角。

王莽既得汉朝，便须依照符命所示，尽封十一人官职，其余九人倒还好说，只是王兴、王盛二人，乃是哀章假造出来，取王莽兴盛的吉利之意，哪里去寻找？好在姓王的很多，同名者亦不少，访得一个城门令史王兴，还有一个卖饼的男子王盛，俱拜为将军。王莽又嫌自己的出身不够堂皇正大，自称为黄帝虞舜的后裔，尊黄帝为初祖，虞舜为始祖，凡姚、妫、陈、田、王诸姓，皆为同宗。这样，王莽既有了渊源，又有了宗族，可谓是天命攸归的真龙天子了。

王莽建立新朝以后，颁布了许多令人莫名其妙而又啼笑皆非的法规。新始建国二年，王莽根据古书《周礼》、《乐语》上的传闻记载，开赊贷，立五均，平物价，抑兼并，发货款。并令凡有田不耕者，城郭中宅不种菜植树者，民浮游无事者，都要交税。采矿、渔猎、畜牧、蚕桑、纺织、补缝、工匠、医、巫、卜、祝、方技、商贩纳其利的十分之一上缴。并多次改铸货币，尤其是改动地名、官名，改来改去，令人记载不清，书写不明，以至下诏令时需注明原名才能看明白。

当时天下官吏不得俸禄，生活所需均从奸利所出，王莽追查建始二年以来贪污致富的人，没收其财产的五分之四，并命令下级揭发上级、仆人揭发主人。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没能制止住贪污，反而使贪污更甚。新朝天凤六年，王莽又宣布每六年改元一次，自言“当如黄帝升天”，其目的是欺骗百姓，但百姓受欺已久，不再上当。

新朝地皇元年（公元20年），王莽再次宣布自己是黄帝的后人，造九庙，黄帝庙高十七丈，工费数百万，造庙士卒奴隶多为迁徙而死。

由于政治极其腐败，王莽新朝的诸多措施根本不符合实际，所以王莽政权遭到了从官吏豪强到普通百姓的一致反对。从新朝十多年开始，刘氏宗族及各地豪强就不断起兵反抗，后遇天灾，绿林、赤眉两军更是声势浩大。公元23年，即新莽地皇四年，王莽派王邑、王寻率兵四十二万，号称百万，进攻起义军。刘秀等人有勇有谋，以数千人在昆阳破敌几十万人，使王莽的主力军从此崩溃，奠定了起义军胜利的基础。

就在起义军进攻长安的危急时刻，王莽仍相信天命，他居然率群臣至长安南郊，号哭祭天，凡哭得哀痛者都授以官职，官吏及平民因哀哭而封官的有数千人之多。公元23年9月，起义军攻入长安，王邑等人战死，王莽率大臣入渐台，被起义军围攻，王莽为商人杜吴所杀。

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书生皇帝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死时六十九岁。

古代一位大诗人曾经写了这样几句诗：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设使当日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的确，王莽处心积虑地想篡夺西汉政权，想过过皇帝瘾，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他利用太皇太后王氏对他的信任，一步步地攫取权力，树立威信，利用弄虚作假、矫情作伪的手段收拢人心，这也是事实。但是，作为今人，我们要探索的，不是王莽该不该篡权，汉朝和王莽的新朝究竟谁是正统，也不是去评价王莽的道德品质，因为这些对我们来讲并无多大的意义，我们要探索的重点是，王莽是不是一个纯粹的骗子、纯粹的野心家，身上是否连一点文人学士的影子都没有。

公平地讲，王莽身上还是有着浓厚的书生的影子的。在托古改制问题上，他一方面确实是在拉拢人心；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他对古代有深厚的感情和真诚的向往。否则，他明知仿效古制并无多大收拢人心的作用，为什么还要坚持那样做呢？在相信符命问题上，他确有借此登基做皇帝的目的，但在内心深处，他还是有些相信的。否则，为什么每到紧急关头，他总是求助于神灵，而没有奋起抵抗或是另求他法呢？所以，在王莽的身上，既有虚伪、奸诈、残忍的一面，又有书生善良、真诚、教条、死板的一面，只是作为一个篡位皇帝，他这一面很难被人发现罢了。

在一些政策法令和对待起义军的态度方面，他更显出了书生本色。他本以为古礼对百姓会像对他那样有效，所以仿效周代，企图建立一个理想的道德社会，但由于他十足的书生气反弄得天下大乱，自己也成了桀纣。至于对待农民起义，他就更像一个稚气十足的小学生了。

中国的书生一向如此，中国的书也一向教人如此。正如开篇所说，书生只能摇旗呐喊，不能亲为开国皇帝；只能为完善道德而做潜移默化的工作，不能直接发号施令。这就是书生的品格、书生的本色，一旦没有了这个本色，丢掉了这一品格，他就不是书生，变成了官僚或是政客。

书生与皇帝本是不合槽的，王莽却偏要统一起来，结果就出现了这么个怪胎。

对王莽作出评价的大都是读书人，而那些评价又大多是痛贬乃至痛骂。可是，曾知否，王莽身上就有读书人的血液，该怎样理清这种历史的纠结呢？

（参见《后汉书》、《资治通鉴》等）

2. 曾国藩的奥秘

挥的战斗力，也为曾国藩建立了一支私人的军队。

曾国藩虽然坚决反对满族人担任一般的军官，以免影响战斗力，但为了取得朝廷的信任，他特别推荐了满族人塔齐布为湘军大将，荐举多隆阿为湖北将军，在一切准备完成后，曾国藩的这支湘军开出湖南，准备同太平军作战了。

1854年（咸丰四年）5月，曾国藩率湘军出战，在岳州与太平军接触，没想到一战即溃。曾国藩出省时共有湘军一万，包括水、陆军各五千，连其他人等共一万五千多人。岳州一战，水师被彻底击垮，几乎全军覆没。曾国藩可能是从未受过失败的滋味，经受不住这种打击，便投水自杀。他的部下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湘军统帅死去，赶忙把他救了出来。

曾国藩羞愤交加，下大力气整顿湘军，过了三个月，再战岳州，于6月份攻陷。同年10月，曾国藩督战，经过激烈的争夺，又攻下了武汉。曾国藩这时总算报了岳州之败的仇，情绪高涨起来，叫嚣道：“肃清江面，直捣金陵。”

1855年（咸丰五年），曾国藩进逼九江。这时，太平天国起义军开始认真对付曾国藩了，派石达开为统帅，大举向西增援。石达开是一位智勇双全的著名将领，他设计把曾国藩的水师诱入鄱阳湖，再堵住湖口，打败了湘军，焚烧了战船。曾国藩看到苦心经营的水军又一次化为泡影，连自己的坐船都被烧掉了，不得不只身逃走，更是羞愤交加，再次投水而死。这次投水幸亏被部下拉住，免受了入水之惊。曾国藩两次投水，未得其死，也许仅是做做样子，并未真的想死，只是收拢人心而已。

石达开打败了曾国藩的这支在当时看来生气勃勃的军队，太平军又打破了清军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军事上威震全国，大有夺取全国之势。可就在此时，太平军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为争权夺利相互残杀，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等著名将领先后被杀，两万多精锐死于内乱，石达开又带十万精兵出走。太平天国从军事上的全盛时期走向了军事上的下坡路。

此时，曾国藩趁机再夺武汉，并在与陈秀成激战后夺得安庆。1860年（咸丰十年）8月，曾国藩受命为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有了更大的指挥权，遂派三路军马发起进攻：李鸿章率自己的淮军保上海进攻苏南，曾国荃率主力进攻天京，左宗棠进攻浙江。太平军由于士气低落，战斗力大大下降，所以连吃败仗。再加上英国“常胜军”的支持，无锡、常州、苏州等地连续失陷。1864年（同治三年）6月3日，洪秀全在绝望中死去。

曾国藩的湘军入天京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以至“秦淮河尸首如麻”。湘军见物即抢，“子女玉帛悉数扫入湘军”。曾国藩完成了他率湘军攻灭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元凶”的使命，由于他善于玩弄权术，接着又一步步地登上了“圣相”的位置。

曾国藩在攻打太平军十二年的历程中自然并非一帆风顺，他数次战败，两次投水自杀，还有一次因害怕李秀成的大军袭来而数日悬刀在手，准备一旦兵败，即行自杀。他虽然忠心耿耿，但还是屡遭疑忌。在第一次攻陷武汉之后，捷报传到北京，咸丰帝大为高兴，赞扬了曾国藩几句，但咸丰身边的近臣说：“如此一个白面书生，竟能一呼百应，攻克武汉，并不一定是国家之福。”咸丰听了，默然不语。

曾国藩也知会遭人疑忌，便借回家守父丧之机，带着两个弟弟（也是湘军重要将领）回家，辞去一切军事职务。过了近一年，太平军进攻盛产稻米和布帛的浙江，清廷恐慌，又请他出山，并授他兵部尚书头衔，给了他军政实权。不久，慈禧太后专权，认为满人无能，就重用汉人，为曾国藩掌握大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

1862年（咸丰十二年），曾国藩被授以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政的权力，巡抚提督以下均须听命，不久又被赐以太子太保头衔，兼协办大学士。自此以后，曾国藩在清廷中有了举足轻重的位置。

曾国藩急流勇退的方式进一步获得了清廷的信任，在取得了大权，进攻太平军胜利以后，他仍然小心翼翼。由于曾国藩的湘军抢劫吞没了太平军的很多财物，使得“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天京人财一空，朝野官员议论纷纷，左宗棠等人还上书弹劾。曾国藩既不想也不能交出所掳财物，因此他在进京之后，急忙做了四件事：一、因怕权大压主而退出了一部分权力；二、因怕湘军太多引起疑忌而裁减了四万湘军；三、因怕清廷怀疑南京的防务而建造旗兵营房，请旗兵驻防南京，并发全饷；四、盖贡院，提拔江南士人。

这四策一出，朝廷上下果然交口称誉，再加上他有大功，清廷也不好再追究什么。他的恭谨态度，更加深了清廷对他的信任，于是又加恩赏以太子太保衔，赏双眼花翎，赐为一等侯爵，子孙相袭，代代不绝。至此，曾国藩荣宠一时。

曾国藩还曾打过捻军。捻军首先在淮北一带零星起事，后逐渐汇成大流，又得太平军相助，遂成大势。清廷本想派蒙古贵族僧格林沁镇压，以显示并非只有曾国藩一类的汉人才有用，但僧格林沁被捻军击毙，无奈又得派曾国藩出马。曾国藩不像僧格林沁那样紧追捻军，而是坚壁清野，实行围堵的政策，后来还是被捻军冲破，终于无功。后经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出马，才算压住了捻军。

曾国藩还是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赞成购买洋船洋炮，又派李鸿章等人“师夷人之长”，学习洋人的技术，网罗科技人才，建立枪械工业，对开矿等也有所提倡。他还注意选拔人才出国学习，在国内也主张设立学馆，培养人才。

曾国藩之所以成为所谓的“圣相”，“圣”就“圣”在他是封建道学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曾国藩极为推崇程朱理学，并且深入研究，提出新的理论，认为做学问就是为了恢复人性，就是恢复天地间的“理”和“气”，使人这一正气的凝结物载以封建道德的灵魂。这一点，与程朱理学的思想脉络是完全一致的，都是维护封建道德的。

他还特别推崇先秦时期的“内圣外王”的理论，即在思想品德上要提高修养，向圣人靠拢，在实际能力上要有王者风范，能匡时济世。曾国藩确实身体力行了这一理论，算得上言行一致。

他在训诂学等方面也很有成就。学术上的造诣和他的权位结合起来，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再加上他亲手培养了许多学生，提拔了很多士子，因而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当时有许多人把他吹捧成所谓的“圣相”。曾国藩还亲自实行他的理论，未回乡组织团练以前，在京中做官时就十分注意修身养性，特别是在“静”字上下工夫。

他的生活起居极有规律：早起、静坐、养气、保身、读书、写字等，每日坚持记日记。这套做法连他的老师都很推崇，当朝皇帝也多有嘉评。也许正是因为他做出了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吧，才官运亨通。

曾国藩在晚年时，即便在军旅之中，也未忘记修身，强调立志、求知、敬恕、忠信、反省、慎独、谨言、有恒、勤俭、谦虚等。其目的，如他的“内圣外王”理论一样，还是“始于修身，终于济世”。

曾国藩始终不忘“半耕半读”的生活，这是一种虚实相间的，进可攻、退可守的生活。他一直认为这是最为理想的生活方式，并在家书中不断告诫子弟，必须以耕为本、以读为先，占住了这两条，家族就可长保富贵，就可立于不败之地。他的许多告诫子弟的话被家人保存下来，成为像《颜氏家训》那样为人们所重视的家训律条。

1872年（同治十一年）2月，曾国藩在游园时忽觉足麻，被儿子扶进屋后端坐休息，无疾而终。

也许，曾国藩从未想过自己在去世百余年之后会引起人们的巨大热情。因为他既不像二程、朱熹那样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也不像诸葛亮那样是人们所敬仰的保国爱民的贤相典型，但是，他却留给了人们深深的思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何以会出现这样一位人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二程、朱熹可以被当做圣人来供奉，可望而不可即，无人去同他们攀比模仿，就像皇帝也从不同孔子争高低一样；诸葛亮那样的贤相也可供奉在庙里，享受烟火祭祀，当做神来膜拜。可曾国藩不同，他既不可被当做圣贤来敬，也不可被当做神佛来供，他是一个人，一个世俗中的人，一个集世俗的名、利于一身的人，一个可供效尤的集世俗的名、利于一身的真实的人！

经历了现代历史的风风雨雨和当代历史的轰轰烈烈，人们也许疲惫了，并没有找到当初为自己设计的人格理想，并且已经感到了理智的枯竭与情感的焦虑，于是就回过头来，想在被他们所抛弃的东西中再寻找精神支柱。

当他们折头而回时，忽然发现了这么一个人，于是，热情便来了！

然而，这热情是好是坏，现在评说，还为时过早。

（参见《清史稿》、《曾国藩传》等）

3. 上床是夫子，下床是君子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一般是用来形容夫妻间的互敬与和谐的。这其中有个典故，出自东汉时期的梁鸿和孟光夫妻两人。

梁鸿是当时著名的隐士，情志十分高洁。有一次，他经过长安附近，作了一首《五噫歌》，诗歌虽然只有五句话，但隐含了对皇帝奢华生活的不满和自己不合作的精神，据说还引起了皇帝的愤怒。然而，梁鸿所以“青史留名”，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的夫妻关系。

据史书记载，梁鸿幼时曾在太学学习。他家贫而有志节，博览群书，无所不通。学成之后，以养猪为生，但贫而不失其志。一次，他家中失火，殃及邻舍，他便用自己的全部家当来赔偿，邻人还嫌不够，梁鸿说：“我别无他物，要不然我给你干活抵债。”邻人竟然答应了，梁鸿便日夜为其劳作。众人知道后，纷纷责备梁鸿的邻人，称赞梁鸿的长厚风度。从此，梁鸿的名声越来越大。很多有钱有势的人都慕梁鸿之名，欲将女儿嫁他，梁鸿都拒绝了。

孟光据说长得很丑，但品德出众，她听说了梁鸿的名声，表示一定要嫁个像梁鸿那样的人。孟光临出嫁前，请求父母给她准备粗布衣、麻鞋、织布的工具等物，但是出嫁时，她却穿着华丽的嫁衣，打扮得非常讲究。梁鸿以为妻子是讲究奢华的人，后悔自己看错了人，一连七天都不理她。孟光见状，便跪在梁鸿床前问缘故，梁鸿说：“我理想中的妻子，应该是身穿粗布，能与我同去深山过隐居生活的人。而你却身穿绸缎，扑粉描眉，太使我失望了。”孟光听了，欣喜地说：“我这样是在试探夫君的志向啊！”说完便去掉首饰，绾起头发，穿上粗布衣裳，与梁鸿同过起隐居生活。

鲁迅说二十四史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但在这些家谱式的说教中还是不能不露出马脚，人的本性是难以完全遮盖的。据说梁鸿当时并没有看清孟光的模样，过了几天在厨房里相见，梁鸿见孟光长得十分丑陋，吓得调头就跑。结果孟光把他喊回来，居高临下地把梁鸿训斥了一顿，说是女子应该以德事人，不应以色事人云云，而梁鸿却如此看重美色，孟光认为梁鸿不是自己理想中的那种道德君子，而是个徒有虚名的俗物。结果自然是梁鸿十分羞愧，从此对孟光尊重有加，再也不敢嫌弃她了。

真正善于读史的人往往是从“字缝”里读出道理来的，哪一面才是真实的梁鸿，其实并不难看出来，只有那种“从女娃的两腿之间走出”的“道貌岸然的小丈夫”才看不明白。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可见自古以来就是“好德”难于“好色”的。“好色”乃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好德”则是需要经过长期而艰苦地修炼的。“好色”既是天生使然，只要“好”而不“乱”，本无可厚非，甚至还会使人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但“好德”却自有危险在，那是由于因“好德”而成圣的人毕竟是极少数，而因“好德”变得僵硬乃至虚伪的人却并不少见，尤其是借“好德”之名而逞私欲之实的人，就更加讨厌甚而可怕了。

然而，编谎者还要继续编下去。据说梁鸿与孟光双双隐居之后，孟光每次把饭送给丈夫，总是把盛饭碗的案子端得与自己的眉头一样高，以表示对丈夫的尊重，二人终生相敬如宾客。这的确成了历史上的“美谈”，我们也并不怀疑古人喜欢讲究“礼仪”的真实性，但问题是如果夫妻之间的日常生活到了这个份上，那日子应该怎么过？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做“上床是夫子，下床是君子”。尽管这“夫子”二字还嫌面孔太板，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嗅出一些人间的“生活气息”。中国的妇女再保守、再讲究道德，也还是希望自己的丈夫上床是夫子的，如果什么时候都相敬如宾，白天黑夜地做“君子”，那恐怕这个家庭就不太好维持了。至于梁鸿之类的人是否觉得这样自然有趣，在男权制的社会，好像不必为他考虑。

每当想起梁鸿和孟光的故事，总是觉得那些编谎者似乎虔诚有余而伎俩不足。然而，这样的谎言满篇皆是。史载东汉有个叫乐羊子的人，平庸无大志，其妻却志存高远，总想借机劝勉丈夫，让他干一番事业。有一次，乐羊子外出，在路上捡到一个金饼，高兴地拿回来给妻子看。妻子说：“我听说有志之人羞饮盗泉之水，廉洁之士不食嗟来之食，更何况这种拾来的东西呢？”乐羊子听后，自然也是非常惭愧，一时激起了男子汉的志气，便跑到野外，将金饼抛掉，回家向妻子表示，要远出寻师求学。妻子听后喜形于色，以为丈夫觉悟了，便帮他整理行装，鼓励他早日学成归来。然而，乐羊子外出学习，刚过一年，就回来了。妻子以为他学成归来了，十分高兴，就问他：“你为什么中途而返？”乐羊子说：“我只是离家久了，想回来看看你。”妻子听了大失所望，她怕丈夫故态重萌，为了坚定其信心，便持刀走到织机旁，将织物割?，然后对乐羊子说：“这个织物是从蚕茧抽丝开始，一丝一丝地积累成寸，然后又寸寸积累成匹。如今我把它割断，已经前功尽弃。夫君求学也是如此，如果中途而废，与我割断织物有什么两样呢？”据说乐羊子深受震动，立即离家求学，七年都没有回来。

讲到这里，连史书的作者都被自己的叙述感动了，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赞扬乐羊子妻相夫有方，可谓贤内助。

然而，他在自觉不自觉中却扼杀了人的生命。中国有一首古诗这样写道：“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楼头。忽见陌边柳色动，悔叫夫婿觅封侯。”这也许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人的觉醒”。这首诗歌中的少妇就不愿意过那种所谓的富贵生活，而宁愿夫妻厮守，朝暮相伴；宁愿贫穷一些，也不愿虚度了生命中的大好时光。乐羊子妻尽管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但她是不悔夫婿觅封侯的，她从中找到并实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也成为后代效法的楷模。然而，又有多少人真正知道她内心的酸楚呢？就像人人都面对着贞节牌坊肃然起敬，但又有哪个女子真正心甘情愿地效法呢？

（参见《后汉书》等）

4. 士为知己者死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是千古以来知人、用人经验的经典性总结，是万古不易的真理。不仅适用于古代，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完全失去其合理性的一面，因为这是人的基本人性之一，只要有人类存在，就会有志趣、爱好、观念的差异，这些差异是任何时代和任何理论都无法抹杀的，因此，也就必然会出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现象，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也就成了一条永恒的规律。

这个道理并不难懂，难懂的是如何才能知人。这就要看个人的德才学识和天分抱负了，而这又并不是人人都能达到很高水平的，即便通过努力也未必能够达到。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晏婴算是一位十分有学识、有水平的人了，甚至在当时的各个诸侯国中从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但他对识人之难也屡屡发出慨叹。

齐国有个叫北郭骚的人。他靠编织捕兽的网具、打草鞋赡养母亲，但还是不够糊口，他就亲自登门去见晏子，对他说：“我仰慕先生的仁义，愿向先生乞求一些能养活老母的东西。”晏子派人从仓库里取来钱和粮食送给北郭骚，北郭骚谢绝了钱财，只收下了口粮。

过一段时间，晏子被景公疑忌，不能在朝廷里待下去了，决定出走。路过北郭骚家门口时，晏子向他道别。北郭骚沐浴更衣，郑重地与晏子见面，问道：“先生将去哪里呢？”晏子说：“我被大王猜疑，打算出奔逃亡。”北郭骚说：“请您好自为之。”接下来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示。晏子坐在车上长声叹息说：“我落到出走的地步，难道不是应该的吗？我实在对士人太不了解了啊！这能怨谁呢？”

晏子走后，北郭骚立即行动起来，他找来自己的朋友，对他说：“我很敬重晏子的仁义，曾向他乞讨养活老母的东西。我听人们说，对能够供养自己双亲的人，应当亲自替他担当危难。现在晏子被大王疑忌，我应该用生命来为晏子表白。”说完，他穿戴整齐，让朋友拿着宝剑，手捧竹筐，跟着他的后面来到宫廷。他恳求通报人说：“晏子是天下有名的贤人，如今他被国君猜忌，要离开齐国了，齐国必定要因此而受到损害，与其看国家受到损害，不如死去。我愿用自己的头颅向大王进谏，表明晏子的清白无辜。”接着又对自己的朋友说：“请把我的头装入竹筐之中，送给国君，表明我的请求。”说罢退下，马上就拔剑自刎而死了。

朋友把北郭骚的头装进竹筐，对通报的人说：“这就是北郭先生，他为国家的事情而死，我现在要为他而死。”说完也拔剑自刎了。

景公听说后，大惊失色，亲自坐上驿站的马车去追赶晏子，一直追到郊外，才把晏子追上，请他回国都。晏子没有办法，只好跟着景公回来。听说北郭先生以生命来为自己表白无辜的事以后，晏子连声叹息说：“我晏婴的出奔逃亡，难道不是应该的吗？我更加知道自己对士人不了解了！”

晏婴的两次关于对士人不了解的自我检讨在今天看来可能令人觉得是谦虚甚至是矫情的，而在当时却是真诚的，也是充满了哲理的。第一次检讨是说自己识人不明，错把普通的人当做士人，像这样的水平难道还应该辅佐国君，在宫里继续待下去吗？第二次检讨是说自己有眼不识泰山，就更没有资格辅佐君王了，被君王怀疑，离都城出走，难道不是很正常的吗？总之，是自己的修养和水平还没有达到应有的境界。别的先不说，晏婴的这种自我检讨的精神实在是令我们吃惊，也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也许，上面的例子多少有助于说明对人的了解是多么的不容易。当然，一旦了解了之后，别人是会以死相报的。然而，也许还有比了解士人更难的事情，这就是对士人的尊重。古人说，上有尧舜之君，则下有尧舜之民，善于用人，则盗跖亦可为忠信之人。其实，这里所讲的并不仅仅是单纯的用人的方法，更不是所谓的驭臣术、牧民术，而是一种思想，一种原则。古人在这方面的经验已经相当成熟和丰富了，他们早已懂得，要想用人，就必须尊重人，使人真正具有尊严感，如果有人还没有明确的尊严感，就要想方设法地帮助他们树立尊严感。晏婴几乎已经接近于圣人，他对此是非常明白的，知道应该怎样来尊重士人。

晏婴路过中牟这个地方，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在路旁休息，看上去像个君子。晏婴就问他说：“您是什么人呢？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那人说：“我叫越石父，是人家的仆人，在中牟给人做劳役，出来干完活正准备回去。”

晏婴问：“您为什么要给人家做劳役呢？”越石父答：“因为挨饿受冻，无法摆脱，所以做了仆人。”晏子问：“您做仆人多久了？”越石父回答说：“已经三年了。”晏子说：“可以把您赎回来吗？”越石父说：“可以。”于是晏子让人解下左边拉车的那匹良马，给越石父赎身，并让他坐上自己的车一起回到了齐国。

晏子到了家?没有向越石父告辞就走了进去，越石父十分气愤，要求与晏子断绝交往。晏子派人对越石父说：“我过去不曾与先生交朋友，您做了三年的奴仆，今天我见到您，就把您赎了出来，难道还有什么地方对不住您吗？为什么这么快就和我绝交呢？”越石父回答说：“我听说，士人在不了解自己的人面前委曲求全，而在知己者面前挺直身板，因此，君子不能因为对人有恩德就轻视人，也不能因为别人对自己有恩德就低三下四。我给人家做了三年的仆人，是因为没有人了解我。先生赎我出来，我认为先生真正了解我，我才与您一起乘车。当时您没有对我表示谦让，我以为您忘记了。刚才您又不与我告辞就进去，这和拿我当仆役就没有什么差别了。既然我还是仆役，就请您把我卖掉吧。”

晏子听了越石父的话，从家里出来与他相见，说：“刚才我只看到您的容貌，现在我看到了您的内心，反省自己言行的人不牵扯别人的过错，注重实际的人不计较别人的言辞。我向您道歉，您不要抛弃我，请您允许我改正错误。”于是，晏子下令洒水清扫，改备宴席，以隆重的礼节接待越石父。越石父不愿意接受，说：“我听说，再恭敬也不能在途中安排礼仪，礼仪再隆重也不能上下不分。先生接待我的礼节太重，我不敢承当。”于是晏子就把越石父当做上客来接待。

后来，越石父成为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

如果晏婴这样的古人像现在一般的人那样对人的使用只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或是打一巴掌揉三揉，把人的尊严都给弄没了，不要说当齐国的国相，就是一个乡长也是当不长久的。不过，话又说回来，要有容人的度量就必须有容人的资本，如果是一个才智不高的人，搞武大郎开店则是必然的。

如果能看看中国古代侠客的一些经历和作用，尤其是一些国君、公子对侠客的结纳使用，也许我们会觉得不无启发。

中国古代的侠客，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侠客，是一群具有强烈浪漫气息的人。在礼崩乐坏、道德沦落、人心不古的乱世，他们背负着传统的理想，幻想用自己手中之剑来拯救现实，他们身上闪烁着耀眼的个性人格的光彩和理想的光芒。他们是一群纵横于现实之中，而又超脱于现实之外的人，他们身上的许多特点，是今人所缺少并且渴望得到的。

专诸是春秋时期的著名刺客之一。当时，吴国的公子光想刺杀吴王獠，理由是什么呢？原来，公子光的父亲是吴王诸樊，诸樊有三个弟弟，二弟余祭，三弟夷眜，四弟季子札。诸樊知道季子札很贤能，就想把王位传给他，没有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公子光立为太子。诸樊死后，就传位给了余祭，余祭死后又传位给了夷眜，夷眜死后，当把王位传给季子札，但季子札不愿当国王，逃到外地去了。于是，吴人就立夷眜之子獠为吴王。

这在当时看来于情理是不通的，若说传位季子札是诸樊之愿的话，传位于獠就不合理了，应当把王位再还给诸樊之子公子光。因此，公子光心怀怨恨，想刺杀吴王獠。

公子光从大将伍子胥那里结交了专诸，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勇武而又极讲道义的人，就对他礼敬有加，还善待他的母亲。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考验，专诸发现公子光对自己一如既往，觉得自己这样一个普通人能受到公子光的如此尊重，深感荣幸。后来，专诸问公子光何由厚待自己，公子光在说了一通敬仰专诸的话之后才提起了失位之恨，并一再申明自己想夺取王位属于正义的行为。专诸听了，表示愿意替他去刺杀吴王獠。公子光当然感激不尽，并表示，专诸的身体就是自己的身体，专诸的子女就是自己的子女。如果专诸身亡，自己会常加祭祀。

过了几年，吴王獠出兵攻打楚国，国内空虚，朝政混乱，公子光打算刺杀吴王獠。他请吴王獠到自己家里饮酒，先把甲兵埋伏在侧室之内。吴王僚对公子光也十分小心，他的卫队一直从王宫排到公子光的家门口，门口站立的也全是吴王僚的亲戚。

酒至半酣之时，公子光假称足疾，趋入侧室换鞋，便命专诸把匕首藏在鱼肚之内，借送鱼而刺吴王獠。于是，专诸把鱼送到吴王獠的面前，剖开鱼腹，以匕首刺死了吴王僚。吴王僚倒下之时，他的卫士也一齐扑上前去，杀死了专诸。

公子光指挥埋伏的甲士冲了出来，杀死了吴王獠的卫士及亲属，登上了王位，并封专诸的儿子做了大官。

《战国策》上关于聂政的详细记载，更能使我们看到聂政是怎样被严仲子所尊重、感动和结纳使用的。

聂政，轵邑深井里人，因为杀了人，就与母亲和姐姐一起逃亡到齐国躲避仇人，以屠宰牲畜为业。

过了很久，汉阳严仲子事奉韩哀侯，与韩国宰相侠累有怨仇，遭到了侠累的无理迫害，被逼逃亡。他周游列国，想物色一个能够为他报仇的人。到了齐国，有人告诉他聂政是个勇士，为避仇而隐姓埋名在屠夫之中。严仲子听到这个情况，就到聂政家登门拜访，往返几次，然后他备好酒食，亲自奉送到聂政的母亲跟前。等大家喝得酣畅的时候，严仲子捧出黄金百镒，上前献给聂政的母亲，为她祝寿。聂政对他如此厚赠感到很奇怪，坚决谢绝了严仲子。严仲子执意进献，聂政便婉言推辞说：“我幸有老母健在，家境贫寒，客游他乡，以屠狗为业，早晚也可买些脆甜的食物孝敬老母，实在不敢再接受仲子的厚赠。”严仲子避开别人，?聂政说：“我有仇要报，为此我周游列国已有多年，这次来到齐国，私下听说足下行侠仗义，所以送上百镒黄金，作为你老母的粗饭开支，以此来与足下交朋友，哪敢因此而有其他的奢望！”聂政说：“我之所以要降志辱身，与屠夫为伍，只是为了借此来奉养我的老母。只要老母还在人世，我就不敢答应为别人牺牲生命。”严仲子再三谦让，聂政始终不肯接受。严仲子在尽了宾主之礼之后，才离开聂政家。

严仲子可谓善于知人了，替聂政的母亲祝寿，这是“曲线救国”，比对聂政本人的尊重要有效十倍，因而，聂政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只要聂政还是一个“行侠仗义”的人，怎能不图报答呢？再看聂政在母亲死后的表现。

又过了很久，聂政的母亲死了。安葬完毕，除去丧服，聂政自言自语道：“唉！我聂政不过是个市井小民，只是操刀屠狗而已。而严仲子却是诸侯国的卿相，竟不远千里，屈驾而来与我交朋友。我用来对待他的，真是太不相当，没有什么大功可以当得起他如此的尊敬和礼遇。严仲子送百金敬我母亲，我虽未接受，但他这样做实在是我的知己。像他这样一个贤者，因为愤恨仇人，而特地亲近信赖一个处在穷僻之地的人，我怎能默默地就算了呢？况且以前他求我而我不答应，只因为有老母在；现在老母去世了，我应当为知遇自己的人出力。”

原来，聂政以前不敢答应严仲子的请求，是因为他有老母在堂，如果替严仲子复仇，就无法服侍老母，是为不孝，所以，当初聂政没有接受严仲子的馈赠。由此看来，这样的人是图名而不图利的。

那么，在聂政的母亲去世以后呢？聂政就要寻找严仲子，以报知遇之恩了。

于是，聂政西行到汉阳，进见严仲子说：“前次我没有答应你的请求，只是因为家有老母。如今老母不幸离世，请问你要报复的仇人是谁呢？把此事交给我去办理吧！”严仲子于是详细地告诉他说：“我的仇人是韩相侠累，侠累是韩王的叔父，他的家族人多势众，居所防备森严，我屡次派人刺杀他，均未成功。如今蒙足下不弃，希望多派些车骑壮士为你充当助手。”聂政说：“韩、卫二国相距不远，现在要刺杀人家的宰相，这位宰相又是王亲国戚，去的人不宜太多，人多难免会出岔子，出了岔子就会走漏风声，一旦走漏风声，全部韩国人都会与你为敌，这岂不是很危险吗！”于是，聂政谢绝增派助手，辞别严仲子，独身前往。聂政替严仲子考虑得可谓周密了，这种图报知己的做法，实在令人感动，而更令人感动的，还是他在行刺成功以后的做法。

聂政手持利剑直奔韩国。韩国宰相侠累坐在府上，周围有许多手持兵戟的侍卫。聂政直闯而入奔上台阶，将侠累刺死，左右大乱。聂政大吼着杀死几十个人，然后自己便剥掉面皮，挖出眼睛，掏出肚肠，倒地而死。

韩国人将聂政的尸体陈放在街市上，出钱查询，竟无人知晓。于是他们又贴出告示悬赏，有能说出刺杀宰相侠累的凶手是谁的人，赏给他千金。但是，过了很久，仍然无人知道凶手身份。

聂政自知深入侠累的卫士之中刺杀侠累就无法逃生，所以先不带卫士，后毁容颜，其目的就在于既不连累严仲子，又不连累家人，可谓是义、孝两全了。但聂政的姐姐也同聂政一样，是一位非凡的女性。

聂政的姐姐聂莹，听说有人刺杀韩国宰相，凶手身份不明，韩国无人知道，正暴尸于市，悬赏指认，就呜咽着说道：“这恐怕是我弟弟吧？唉，严仲子就这样来知遇我的弟弟！”她立即动身前往韩国。来到街市上，看到死者果然是聂政，就拊尸痛哭，非常哀伤地说道：“这就是轵邑深井里人们所说的聂政啊！”市上来往的行人都说：“这个人残杀了我国的宰相，国王正悬赏千金查询他的身份，夫人难道没有听说吗？为什么敢来相认呢？”聂莹回答他们说：“我听到了。我弟弟聂政当初之所以忍辱含垢，置身于市贩之中，是因老母健在，我还没有嫁人。如今老母已寿终，我已嫁夫，严仲子知遇我弟弟于困污之中，结为至交，对我们恩重如山。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士为知己者死啊！因为我还活在人世，所以我弟弟聂政自毁面目，使人无法辨认，这为的是怕连累我啊！我怎能够因为害怕杀身之祸而埋没了我弟弟的英名呢？”旁边的人大为震惊。于是，聂莹连呼三声：“天啊！”终因极度悲哀而死在聂政的身旁。

晋、楚、齐、卫诸国的人听到这件事，都感慨地说：“不仅聂政了不起，就连他的姐姐也是位节烈的女子啊！她不怕暴尸的危难，一定要奔走千里险路，来显扬他的名字。不过，要是他知道姐姐也愿死于韩国街市的话，也未必敢对严仲子以身相许了。严仲子也可以说是知人善任，竟能得到这样的义士！”

聂政之所以著名，不在于他刺杀了一个诸侯国的国相，而在于他图报知己和决不连累别人的侠义精神。

荆轲刺秦王在中国历史上是家喻户晓的，其影响之大，甚至塑造了我们民族性格的某些侧面。荆轲是卫国人，后来迁居燕国，燕人都叫他荆卿。荆轲其人好读书击剑，曾经上书卫君谈论治国之术，也曾经遨游过许多国家，并经常与人论剑斗剑，但一直未遇知己。荆轲来到燕国，与一位叫高渐离的人结为知己，高渐离是一位杀狗之徒，善于敲击一种叫筑的乐器。两个人经常在市肆之中饮酒，?酒之时，高渐离击筑，荆轲高歌，歌罢又相对而哭，旁若无人。荆轲虽然游于酒徒市肆之中，但其人深沉好书，所结交者都是贤能豪迈之辈。当时的人对他们都不理解，等他到了燕国，燕国的处士田光是个极有眼光的人，他待荆轲非常好，因为知道荆轲是一位胸有远大抱负的人。

不久，燕太子丹从秦国逃回燕国。原来，秦王政生于赵国，与太子丹十分友好，后来嬴政（即以后的秦始皇）回到秦国，太子丹便到秦国去做人质，以表示秦、赵两国交好。但赵政被立为秦王后，却对太子丹很不好，太子丹十分气愤，伺机逃回了燕国。接着，秦国又攻下了燕国西部邻国的许多城池，直接威胁到燕国。太子丹想报仇，但国小势弱，无能为力。这时，秦国的大将樊於期得罪秦王，逃到了燕国，秦王政就杀了他一家老小，并发了悬赏文书，追捕樊於期。太子丹收留并善待樊於期，太傅鞠武认为很危险，因为秦国早就想攻打燕国而找不到借口，一旦得知樊於期在这里，立刻就会加兵于燕。于是，鞠武建议把樊於期送到匈奴去。但太子丹认为樊於期困窘来投，决不能让他毙命，坚持把他留在燕国，使得樊於期十分感动。鞠武见太子丹不肯赶走樊於期，就对他说：“燕国有一位处士，叫做田光，十分深沉多智，何不让他想想办法呢？”太子丹就要鞠武把田光介绍给他。他以晚辈和学生的礼节接待了田光。田光听完太子丹介绍的情况，说：“您只听说了我壮年时候的声名，却不知我现在已经老迈无用了。不过，我还是可以想想办法，把您的事托付给荆卿。”太子丹在送田光出门时小声说：“我告诉您的事，您与我谈的话，都是国家机密，还望先生不要泄露，”田光听了笑一笑，俯身答道：“好吧！”田光见了荆轲，对他说了太子丹的事，并希望他能去拜望太子丹。然后又对荆轲说：“我听说，长者做事，不应使人怀疑，现在太子丹说‘还望先生不要泄露’，那是怀疑我了。做事使人怀疑，非节侠也。”说完，他想以自杀来激荆轲，说：“希望你能马上去拜访太子丹，说我已经死了，好让他知道我不会泄露秘密了。”说完自刎而死。

荆轲马上晋见太子丹，说了田光死的情形，太子丹大哭。两人商议来商议去，觉得燕国根本不可能阻挡秦国的进攻，而现在秦国的大将王翦正在邻国攻城略地，当务之急，似乎唯有刺杀秦王方可保住燕国，于是，荆轲答应了太子丹，愿往刺杀秦王。

太子丹给荆轲以优厚的待遇。他每天都到荆轲那里拜望，并不断送金钱美女给他，但过了一段时间，还不见荆轲有动身的意思，就问荆轲说：“现在秦将王翦马上就要渡过易水了，那时我就是想长期侍奉您，也做不到了。”荆轲说：“您不说，我也正想找您呢。我这样空手而去，秦王必不相信，如果能带着樊於期的人头和燕国土地最肥沃的督亢之地的地图献给秦王，他必定相信，我就可以趁机刺杀秦王了。”太子丹认为杀樊於期不义，不愿照办。

荆轲就私自来见樊於期说：“秦王杀了您的全家，并悬以千金和万户侯的赏格悬赏您的头颅。我有一计，可为您报仇，就是借您的人头一用，骗取秦王的信任，然后趁机刺杀他。”樊於期听后自刎而死。

太子丹闻讯，驰往大哭，但樊於期已死，也只好把他的头颅用匣子封好，又准备好了督亢之地的地图，交给荆轲。

于是，荆轲就让太子丹访求天下最为锋利的匕首。太子丹用百金买到了赵人徐夫人的匕首，让工匠在匕首上淬上毒药，用之试人，只要见血，人就立刻倒毙。荆轲又让秦舞阳当副手，秦舞阳是燕国的勇士，十三岁就杀过人，燕人都不敢正视。这样，一切准备齐全，可以出发了。

荆轲想同一个人一起赴秦，但那人住得很远，一时未能赶到，故误了行期。太子丹以为荆轲变了主意，就对他说：“日子不多了，荆卿还有意入秦吗？请让我先把秦舞阳派去吧！”荆轲大怒道：“你催什么！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我之所以停留几天，是想等一个人一同赴秦。今太子以为我走得太迟了，那马上就辞别吧！”于是出发。

太子以及宾客凡是知道此事的人，都穿上白衣服，来到易水边送行。祭祀送行完毕，取道上路，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高亢悲壮之音，送行的士人尽皆流泪。荆轲又上前高歌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歌罢，高渐离击筑又为羽声，声调慷慨。

于是，荆轲上路，不再回头。

荆轲来到秦国，把匕首卷在地图之中，进入王宫。他因献上了樊於期的头而得到秦王的信任，荆轲就借秦王展看地图之机从地图中取出匕首，抓住秦王的袖子，欲刺秦王。秦王起身而逃，绕柱奔走，最终拔出剑来，砍断了荆轲的腿。荆轲见追不上秦王，便以匕首投掷，匕首撞在铜柱上，掉在地下。荆轲的身上被砍了八剑，自知不能成事了，便倚着柱子笑道：“我之所以没能刺杀秦王，是因为我想劫持秦王，想拿到秦王的契约以还报太子丹的缘故！”

荆轲刺秦王的行动本身是失败了，在今天看来这一行动也不一定具有进步的意义，但在当时却被认为是正义的行动，尤其是荆轲重承诺、图报答和以死酬知己的精神，更为后人称赞不已。

在春秋战国时期，行刺之事屡有发生，为什么只有专诸、荆轲、聂政一类人能够名垂青史呢？其根本原因?在于此。“为报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千金不能得死士，一言可以酬知己，即所谓知人得死士也。其中关键，在于给人以真正的尊重和尊严。

（参见《晏子春秋》、《战国策》、《史记》等）

5.“中国的脊梁”

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一文中这样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鲁迅先生在这里所说的“中国的脊梁”，毫无疑问，指的就是中国古代的优秀知识分子。

自古文人多强项。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究竟哪类人最有骨气呢？请翻开历史认真地查一查，最有骨气的恐怕还应算是文人。

可是，在我们的观念中，文人是什么“德性”呢？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知稼穑之艰难，只会做些无病之呻吟；满口酸臭迂腐之语，一肚子无用之学。这还算好的，那些高等文人，往往自命清高，指指划划，或是装出多情种子的模样，弄出令人作呕的造作之态；更有甚者，摇着鹅毛扇，替统治阶级出谋划策，充当狗头军师的角色，公然与劳动人民为敌！即使在元朝的蒙古人那里，中国文人也只有“九儒十丐”的地位。呜呼！中国古代文人的遭遇之坏，莫此为甚。

然而，历史事实却并非如此，古代的文人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乃至缺陷，或是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做了许多阻碍社会进步发展的事情，但总的来说，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民族的脊梁。每当社会黑暗的时候，往往是他们奋起抗争，每当民族危亡的关头，也往往是他们奋起拯救。甚至可以说，没有中国古代文人，就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甚至没有中华民族。这是对中国古代文人的整体认识，而不是指哪一个“大儒”、“小儒”或是作家、诗人。至于部分品格低下的“小人儒”，不足以改变中国古代文人的整体特点。

总而言之，正直强硬和敢为天下先，恐怕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两大传统特点。东汉的两次“党锢之祸”就是很好的证明。

其实，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运动一直没有间断，这种运动并非自“五&#8226;四”运动始，而是从东汉时期就开始了。东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在任上严惩贪官及为非作歹的宦官势力，结果被宦官权贵诬告下狱。京师太学生刘陶等人极为愤慨，他们联络京师乃至全国各地的太学生几千人围集到宫门外，上书诉冤，要求释放朱穆。当时，京师的太学生有三万多人，桓帝觉得众怒难犯，只好释放了朱穆。这恐怕应当算作中国学生运动的开始，中经两次“党锢之祸”，直到清朝末年的“公车上书”运动，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学生运动不绝如缕。

东汉这次声势浩大的、以正直的官吏和优秀的文人相结合而与祸国殃民的朝廷奸党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中国知识分子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这场运动导致了两次宦官伙同皇帝迫害正直的官吏尤其是官僚文人的事件，史称“党锢之祸”，在这两次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官僚文人的表现确实是可歌可泣的。

汉桓帝依靠五个宦官把专权二十余年的大将军梁冀除掉了，梁冀是外戚，把握大权二十年，朝野上下遍布他的耳目，连皇帝的一举一动他都很清楚，因此，桓帝要想除掉梁冀，只能靠身边最贴近的人，所以这些宦官立了大功。不过，前门送走了专权的外戚，后门又迎来了专权的宦官，整个东汉就是在这种非外戚即宦官专权或是外戚宦官俱操实权的不正常状态下走完其痛苦的历程的。

桓帝封除梁冀有功的五个宦官为“五侯”。单超为新丰侯，食邑两万户；徐璜为武原侯、县瑗为东武阳侯，各食邑一万五千户；左倌为上蔡侯、唐衡为汝阳侯，各食邑一万三千户。这五人同日封侯，立即大权尽归，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影响，后人也倍加重视，唐朝诗人韩翃的《寒食》诗写道：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他们的弟子亲朋也纷纷升官。这些人独霸一方，为非作歹，多是强盗行径。其生活骄奢淫逸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养的狗也戴上金银首饰，铺上贵重的地毯，披着华贵的衣服。太监们纷纷娶妻，有的甚至三妻四妾，收拜干儿，弄得乌烟瘴气。他们外出竟敢僭用皇帝的仪仗，后面跟着豪仆马队，肆无忌惮。至于朝政，更为他们所把持，弄得小人趋进，贤士引退，政治一片腐败混乱。

在梁冀当权的时候，官僚文人就没有间断同梁冀的斗争，以至李固、杜乔被杀；梁冀既除，官僚文人集团绝没有加入到宦官一边来，而是站在正义的一边，开始了同宦官集团持久不懈的斗争。

初期的斗争以李膺为代表。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生性高傲，不喜与人交往。但他很有学问，为人又刚正不阿，在社会上名气很大，极受人们的推崇，一般的士人很难受到他的接见，有人如能有幸与他会谈，立刻就会身价百倍，所以，当时的人把李膺的家门比作“龙门”，把士人跨进李膺的家门叫做“鲤鱼登龙门”。荀淑是李膺的好友，荀淑的第六个儿子荀爽因为有父亲的引荐经常见到李膺。一次，他回到家里，逢人便说：“我今天替李君赶过马车！”将此引为很大的光荣。李膺的名声由此可见一斑。

李膺饱读诗书，可谓文能安邦，武能定国。他不仅能收徒讲学，精辟地讲解经史子集，还能带兵打仗。他曾历任青州刺史和渔阳太守之职，曾在乌桓校尉任上打击过鲜卑人的入侵，作战时亲冒矢石，身先士卒，在军队中建立了很高的威信，也使鲜卑人感到畏惧。后来曾一度被免官，回家后开馆设坛，跟他学习的多时竟达近千人。不久，鲜卑人屡屡侵扰云中郡，桓帝被迫起用李膺，让他做度辽将军，鲜卑人慑于李膺的威望，竟不敢入侵。

汉桓帝延熹二年（159年），李膺被任命为河南尹，他联合耿直的官吏如廷尉冯绲、大司农刘佑等人一起打击宦官势力。羊元群在北海任上罢官回家，带走了许多财宝，甚至连厕所里的东西也带了回去。李膺上表请桓帝惩处羊元群，谁知羊元群用贪得的赃物贿通了宦官，反把李膺、冯绲、刘佑及郡太守等地方官一起逮捕入狱，经大臣陈蕃及司隶校尉应奉求情，李膺三人才被罚做苦工抵罪，后解免回家。

后来，李膺因名声太大又被起用为司隶校尉。司隶校尉是主管京城军事和治安的官员，在任上，他更加不畏权威，惩处宦官。野王县令张朔，是掌管宫门的权监张让的弟弟，他倚仗哥哥横行残暴，竟至杀孕妇取乐。李膺当了司隶校尉后，张朔十分恐惧，逃到张让的家里以躲避惩罚。李膺闻讯，立即派兵搜捕，张让也知李膺不好惹，吓得连忙让张朔藏在特制的空心柱子里。李膺搜查时发现了这个柱子，让人劈开，捕获了张朔，稍经审讯，就将他处死了。

张让跑到桓帝那里去喊冤，桓帝把李膺叫来，说他杀人太快，未经请示就擅自处决。李膺满腹经纶，当时又时兴经义决狱，他就引用孔子《春秋》中肯定晋文公处置卫成公之例，证明自己做得并不过分。李膺还说：“孔子当了鲁国司寇才七天就杀了少正卯，我上任已十多天了，才干了一件事，我以为皇上会因为我没有尽快地惩治坏人来责备我，没想到因为把该杀的人及早地杀了受到责难。我自知有失职守，还当更加勤勉，请陛下再宽限我五天，让我把大坏蛋都杀光，那时再来听从陛下的处分，就是死也甘心了。”

李膺的这番话，说得桓帝左右为难，无法辩驳，只好回过头对张让说：“这全怪你的弟弟有罪，司隶校尉没有错。”从此以后，太监们怕了李膺。有时连桓帝也感到奇怪，桓帝曾问那些很有权势的太监：“现在为什么你们休假也不回家呢？”这些人流着泪磕头说：“我们怕李校尉啊！”桓帝终于明白了，这些太监作恶太多，恐怕一出了宫门，就会被抓住杀头。

在当时的官僚文人集团中，还有许多人积极地打击宦官势力，东海相黄浮杀死徐宣就是一个著名的事例。“五侯”之一的徐璜把弟弟徐宣安排当了下邳县令，徐宣曾经向汝南太守李暠的女儿求过婚，遭到了拒绝。李暠的家乡恰巧在下邳，徐宣到任时，李暠已死，徐宣就在上任的头一天把李暠的女儿抓到衙门，一边说笑，一边将李女射死，并把尸首埋在衙门的院里。黄浮知道此事后，立即逮捕了徐宣，将其处死。

徐璜当然不会放过他，便到桓帝面前哀哭求告，结果，黄浮被逮捕罢官。

官僚文人集团的正直行为是不会为宦官们所容的，他们寻找时机，准备来一次大反扑，他们不仅要除掉李膺等人，还要把那些聚众清谈、抨击朝政的“党人”一网打尽。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临了。

张成其人神通广大，结交宦官，横行不法，连皇帝都听说过他。他从宦官那里知道了皇上要颁布大赦令消息，就怂恿儿子杀人。李膺知道了，立即逮捕了张成的儿子，就在这时，大赦令也颁布下来。可是李膺知道张成预先得知了消息，加上十分仇视宦官集团，就没有遵守大赦令，杀了张成的儿子。这一下，宦官集团抓住了把柄，由张成的徒弟上书给皇帝说李膺不遵皇命，并诬告他交结京城的太学生和各郡的读书人，结党营私，诽谤朝政，败坏风纪。

在宦官们的唆使怂恿下，桓帝诏告天下，大捕所谓的“党人”，除李膺之外，还有二百多官僚文人和太学生被捕。这些人身戴刑具，囚在狱中，以被蒙头，受到严刑拷打。李膺不仅骨头硬，斗争的策略也很巧妙。他的供词多涉及宦官子弟，宦官们越审越觉得要引火烧身，也就不敢再行追问。

当时，太尉陈蕃极力反对逮捕迫害“党人”，他上书给桓帝，义正词严地指出：“今天逮捕入狱加以刑审的人，都在海内外很有声望。他们都忠心耿耿地为国分忧，对这样的人，即使给他们子孙十代人以优厚的待遇也不算多，怎能随便逮捕审讯他们呢？”要他在判决李膺等人的公文上签字，被他严厉地拒绝了。

桓帝皇后的父亲窦武平时很喜欢结交太学生，他为营救这些文人，以岳父的身份上书给桓帝，桓帝不许，他又以托病交印相要挟。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桓帝觉得再搞下去会尽失人心，只好释放了这些人。但作出了明确规定，禁锢终身，不得再做官。

这就是东汉时期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之祸”不久，桓帝就去世了，灵帝年幼，就由窦太后临朝听政。当初，窦太后之所以能被立为桓帝的皇后，官僚文人集团的首领出了很大的力，窦太后掌权之后，陈蕃、窦武等人当然倍受重用。陈蕃与大将军窦武共参政事，李膺等人也陆续得到起用。这样，陈蕃、李膺与窦太后、窦武所代表的官僚文人和外戚势力就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为了澄明政治，陈蕃、窦武等人极力主张铲除宦官势力，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先起用志同道合的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又授李膺等十九人以官职。到了第二年的五月，陈蕃劝窦武说：“过去萧望之死于宦官石显之手，不久以前李固、杜乔又遭了灭族之祸。现在灵帝乳母赵娆及女官们又与宦官串通一气，迷惑窦太后。我为大将军考虑，除祸从速，千万不可迟疑。”

于是，窦武向太后提出建议说：“宦官的职责在于管理宫中杂务，绝无权力过问朝政，而现在宦官们手握重权，爪牙遍布朝野，天下人情沸腾、怨声载道，正是为此，应将这些作恶的太监一并铲除。”太后不听，陈蕃亲自劝说太后道：“我知道言不直则行不正，上欺苍天，下负人望，所以不敢不说。冒险直言，必然遭忌，但我宁愿被杀头，也不敢有负天下人。现在京师里喧哗吵嚣，全在议论宦官侯贤、曹节、王甫及夫人宫女等乱政之事，已到了顺他们者昌，逆他们者亡的地步。您前一段时间杀了宦官苏康、管霸，可谓人神共庆，但不久又宽容了曹节等人，那可太危险了。”窦太后还是不听。

陈蕃、窦武准备以武力消灭宦官，他们先逮捕了郑飒拷问，供词中累及曹节等人，窦武上书请求逮捕曹节和王甫，他交上奏章就回家去了。主管传送奏章的太监朱瑀看到奏章后，又惊又怒，故意破口大骂：“有罪的太监当然可以杀头，像我们这样的人怎么也要全家抄斩呢？”于是，他大声呼喊道：“陈蕃和窦武上书太后，要废掉灵帝，杀尽宦官，要造反！”朱瑀召集了十七个身强力壮的太监，歃血盟誓，准备杀掉陈蕃、窦武。曹节听到后，也哄骗灵帝，让他持剑带兵出宫，下令紧闭宫门，收拢印信符节，威逼中书省起草诏令。他们救出郑飒，软禁了太后，并抢走印玺，拿着圣旨去抓窦武。窦武跑进兵营，大声传令说：“太监造反，平反者封侯！”窦武集合了数千士兵，杀了前来抓他的人，准备抵抗。

到了天明，两军对垒，王甫假传圣旨，对士兵们喊话说：“窦武造反，你们是保卫皇帝的禁军，不能听他指挥，谁先投降过来有赏！”士兵见王甫手拿圣旨，平素又怕惯了太监，就纷纷跑了过去。到了早饭的时候，窦武手下的兵都跑光了。窦武骑马奔逃，但被追得走投无路，最后自杀身亡。

陈蕃得知消息很晚，他集合了八十多名学生和部下，手持武器冲进承明门，正与王甫相撞。王甫立命逮捕陈蕃，但士兵们谁也不敢上前，虽然陈蕃已七十多岁，可威望素著，不可逼视。最后王甫让人把他围了十几层，才算把他抓住，当天即杀死了。

窦武、陈蕃的家人、学生及有牵连者都受株连，或杀或贬，无一逃脱。至此，官僚文人集团被彻底击败，宦官势力更为猖獗。

但宦官对官僚文人的迫害并不就此结束。在宦官们杀死陈蕃、窦武之前，朝野名士及一些有志气的太学生密切联合，相互标榜，乃至互立雅号，在一起清议朝政，有很大的社会影响。他们称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瑀为“八俊”；称郭泰、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称张俭、岑■、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为“八极”；称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他们认为，“八俊”是“人之英”，“八顾”能“以德行引人”，“八极”能“导人追宗”，“八厨”能“以财救人”。

在这三十五人中，数李膺的名声最大，除了所谓的窦武、刘淑、陈蕃“三君”之外，李膺可谓独占鳌头。第二次“党锢之祸”，就是由朱并告发“八极”之一的张俭引发的。

张俭是山阳高平人，曾被任命为山阳督邮。大宦官侯览的家乡在山阳防东，侯览纵容家人横行不法，残害百姓，罪不容诛，张俭就上书请求诛杀其中罪大恶极者。奏章到了侯览那里，他隐藏不报，虽未发案，可从此怀恨在心。朱并是张俭的同乡，曾遭张俭废弃，这次，朱并见宦官毁了官僚文人集团，正在大肆排斥异己，就想借此机会复仇，并捞取官职。

于是，朱并诬告张俭与同郡的二十四人结成私党，分别立号，并与“八俊”、“八顾”联络，一同密谋，“图危社稷”。那真是一告一个准，灵帝立即以图谋不轨罪下诏逮捕张俭，宦官曹节又暗中使人说服灵帝再扩大逮捕范围。就这样，张俭、李膺、范滂、杜密等人被捕处死，此外死于狱中的还有一百多人；六七百正直的官僚文人或是纯粹的文人被禁锢，一千多名太学生被逮捕。

宦官们为了不让正直的文人东山再起，形成势力，长期不懈地追捕搜查，这种迫害，一直延续了十五年，到灵帝中平元年（184年）才最后停止。这就是东汉时期第二次著名的“党锢之祸”。

在这次党锢之祸中，被杀的不仅有名士，还有一些没有被记入正史的，他们的事迹也非常感人。例如：李膺因党锢之祸死在狱中，他的弟子和原来的下属官员都受到牵连，被削官为民，终身禁锢，不得再次当官。当时，侍御史景毅的儿子是李?的学生，因为名册上没有他的名字，便没有被贬。景毅慷慨地说：“本来因为李膺有才有德，我才把儿子送去做他的学生，哪里能因为名册上漏掉了我儿子的名字，就让他逍遥苟且呢？”于是就上书说明情况，拒绝让儿子回家。

高城（今河北盐山）人巴肃被列入党人名单以后，主动坐车到县衙去投案，县令很感动，打算扔掉官印和巴肃一起出逃。但他甘愿赴难，不同意逃走。

征羌（今河南圆城东南）人范滂免官在家，后来朝廷下诏迅速将范滂逮捕入狱，本郡督邮（负责代表太守督察乡县、宣传朝廷命令、捕捉逃亡等事的郡吏）吴导拿着诏书来到范滂所在的县，把诏书揣在怀里，在驿馆痛哭。范滂听说以后，主动来到县衙的牢里。县令郭揖赶快出来，扔掉官印，准备领范滂逃走。范滂说：“只有我死了，祸患才会停止。哪里敢因为我的罪过使你受连累呢！”（注：此已列入正史，《后汉书》有《范滂传》）

张俭因为党祸逃亡在外，处境艰难、窘迫，但他每到一处，人们总是冒着家破人亡的危险收留他。张俭经过的地方，因窝藏他而被处死的有十多人。后来流亡到东莱（今山东境内），藏在李笃家里，外黄（今河南民权县）县令毛钦，带着兵器来到李笃家。李笃对毛钦说：“张俭逃亡在外，不是他的罪过。即使找到他，难道你忍心抓他吗？”毛钦抚着李笃的肩膀说：“你为什么独自讲求仁义而不让别人也为君子呢？”说完，叹息着走了。张俭因此而幸免于难。

在这次“党锢之祸”中，李膺、范滂、张俭等许多官僚文人或是纯粹的文人所表现出的气节是十分令人感佩的，他们的行为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每当奸佞当道、朝政黑暗的时候，他们就被后人引为榜样，成为激励后人抗争黑暗势力的力量源泉。

官僚文人集团被连根拔除以后，宦官就更加肆无忌惮了。灵帝时期形成了以张让、赵忠为首的“十常侍”，“十常侍”包括十二个太监，几乎控制了朝中的所有大权，连灵帝都很怕他们，灵帝经常说：“张常侍是我爹，赵常侍是我妈。”至于朝内外官员对“十常侍”的趋奉，那就更不用说了。

扶风地方有一个叫孟佗的人，家里很富有，为了升官，他就尽力结交张让的仆人，后来张让的仆人吃得饱了，孟佗还是没有提出要求，倒是张让的仆人沉不住气了，主动问孟佗说：“您有什么为难的事，我们一定替您办！”孟佗说：“没有什么事，只需要您给我磕个头。”张让的仆人答应了。第二天，孟佗去拜见张让，故意去晚，等候在张让门前的起码有一千人，张让的管家远远地看到孟佗，就率领一群仆人，来到孟佗的面前，一齐跪下磕了个头。来拜见张让的那些人全都惊呆了，以为孟佗肯定极受张让的重视，就都纷纷给孟佗家送礼。孟佗把收到的一小部分礼转送给了张让，张让很高兴，就任命孟佗为凉州刺史。

后来，“十常侍”把政治搞得极端混乱，引起了社会普遍的反抗，何进、袁绍等人密谋除掉宦官集团，但何进反被张让杀死。袁绍带兵冲进宫去，见宦官就杀，甚至连没有胡须的男人也杀了，一气杀了两千多人。“十常侍”胁迫汉献帝逃走，被袁绍追至黄河边上，“十常侍”全部跳河自杀。从此东汉进入了军阀割据混战的时期。

官僚文人集团虽败在宦官集团的屠刀之下，但其意义却永不泯灭。一是其坚强不屈、正直不阿的人格光彩，不论是谁都无法完全抹杀，这种精神，保证了中华民族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也不会彻底丧失良心和导向，也不会完全沿着卑庸和无耻的道路滑落下去；一是他们开了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联袂抗争的先河。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直到清朝“戊戌变法”的失败，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官僚文人学子的迫害始终没有停止过。不论是宦官势力、外戚势力还是所谓正统的皇权势力，大都对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讨厌有加，甚至进行迫害，只是方法不像秦始皇和汉代的宦官集团那样露骨，而是变得更加精致巧妙，风行近两千年的文字狱，就是其代表。

何以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总是不讨封建统治者的喜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人代表了一种理想，一种不满足的要求。他们总是站在社会现实的前面去呼唤更好的现实出现，因而，无论在什么时候，他们又都是现实社会的批评者，他们不讨统治者的喜欢，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如果他们处处时时与现实同步，那社会就失去了前进的导向和精神动力，只能堕向平庸、无耻乃至倒退的深渊！

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总是伸长了脖子去挑社会的刺，也许他们伸长了脖子本来就是为了挨杀。不过，也正是因为他们昂起了强硬不屈的头颅，中国的古代社会才得以延续发展！

（参见《后汉书》、《资治通鉴》等）

6.“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孟子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话，意思是说如果上天要把治理天下的大任交给你的话，那么，一定要先使你的精神、肉体受到磨难，只有这样，才能增长你的智慧和才干。这段话不仅成为儒家的经典言论，也成为人在逆境中激励自己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然而，孟子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说这段话的。当时孟子的学问很大，影响也很大，学生众多，但总是不能实现他的理想。孟子认为，一代帝王兴起，上天会赋予他五百年的国运；一旦过了五百年，无论怎样都保不住这个朝代，无论这个朝代是否有德，都将被新的朝代所代替。为了证实他的理论，孟子还列举了一些所谓的历史事实：由尧舜到商汤的时代，汤有五百余年，由商汤到周文王又有五百余年，由文王至孔子有五百余年。然而，孔子是有命无运的人，所以没有能够成为事实上的帝王，尽管这样，他的学说成为万世法，已经是没有王冠的帝王了，这就是所谓的“素王”。但到了孟子生活的时代，周代已经延续七百多年了，仍然没有改朝换代，应该怎样来解释这一现象呢？对此，孟子的解释是，虽然在时间上周朝是过了五百年的期限了，但这是因为上天没有想使人间治平，如果上天想使人间重新换一个有道德的朝代的话，除了自己，又有谁能够担负这个责任呢？

孟子说上述的话也许是自强不息，或许是自我解嘲，这些都不去管它了，值得注意的历史事实是，凡是有作为的人没有不是经过了一番艰难曲折的磨炼的，所不同的是，他们经受磨炼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

就拿春秋战国时期的五霸来说，首霸齐桓公是经历了许多次失败才听从了国相管仲的建议，逐渐走上称霸之途的；而晋文公的称霸就更为典型了，几乎完全是由于他个人遭遇的原因，才使他即位以后就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政治家，他的经历似乎可以看做是孟子那段话的活注脚。

让我们来简单地看看晋文公的称霸历程。

在春秋五霸中，晋文公是最为独特的一个，他即位于多事之秋，受命于危难之际，但他能明察世事，洞烛幽微，在六十多岁时即位，于短短的几年内就使晋国强盛起来，成了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

在春秋时期的首霸齐国逐渐衰落、宋襄公称霸美梦彻底破灭之际，晋文公重耳登上了晋国国君的宝座，不久即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第二霸主，但自晋国兴起至终成霸业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历史过程的。

重耳之所以能够迅速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得益于他曲折丰富的人生经历。他成功的最大特点是以退为进。第一次以退为进是为避祸在外逃亡了十九年，后来终于回国当了国君；第二次以退为进是在与楚进行城濮之战时退避三舍，终于赢得了战役的胜利，确立了他的诸侯霸主地位。这种靠以退为进而成就千秋霸业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在晋文公的父亲晋献公之前，晋国就经历了近七十年的战乱，晋文公的爷爷、晋献公的父亲晋武公终于统一了晋国，取代大宗为列侯。晋献公也是一位比较有为的国君，他在参与父亲的平乱过程中看到了各支族公子对君位的威胁，因而在即位后立即着手清除旁系支庶宗族的诸公子，巩固了君位，专力向外扩张领土。公元前672年，晋献公灭掉了骊戎，公元前661年，又建立上下两军，自己统治上军，太子申生统治下军，将军队的数量扩大了一倍。接着，晋国又灭掉了虢国和虞国。这时，晋国的领土西到黄河与秦国相接，西南到今三门峡一带，南到晋豫交界之地，东达太行山麓，北与戎狄相接，成了北方的大国。

如果晋国能够这样顺利地发展下去，晋国成为霸主的趋势恐怕是无可阻挡的。但晋献公的晚年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惟夫人之言是听。这虽是一般国君爱犯的通病，但对晋国来说其带来的灾难尤其深重，不仅使晋国遭受了二十年的动乱之苦，还差点弄得土崩瓦解。最后总算重耳成为国君，继承了父王的未竟事业。

晋献公有五个儿子：齐姜生了太子申生及秦穆公夫人，后来在灭戎人时又收了戎人的二女为妾，大戎子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伐骊戎时又得到了两个女子，骊姬生奚齐，骊姬的妹妹生卓子。因为晚年的晋献公十分宠爱骊姬，就立骊姬为后。骊姬与献公的宠臣梁五、东关嬖五等人互相勾结，企图立骊姬之子奚齐为太子。

骊姬先是借守卫边防重地为名把太子申生派到曲沃，把重耳派到蒲，把夷吾派到屈，一个个地排斥出了国都，这样，诸公子的力量就分散而不能救援，形不成气候，只有骊姬和她妹妹两人的儿子奚齐、卓子留在献公的身边。那么，骊姬的第二步措施就是逐个除掉诸公子了。

为了作好铺垫工作，骊姬就曾使用蜜蜂计加害太子。一次，骊姬对献公哭诉说申生调戏她，献公不相信，虽说儿子调戏父亲的姨太太是司空见惯的事，但申生十分忠厚老实，不会做这种事的。骊姬见献公不信，就让他第二天在花园门口偷偷观察。第二天骊姬邀请申生一起去游花园，申生老实，没有多想，也就答应了。骊姬在自己的头上预先涂上了一些蜂蜜，又故意把申生往有蜜蜂的地方引，不一会儿，许多蜜蜂就飞到她的头上。骊姬求申生用长袖替她扑打，自己又躲躲闪闪，还不时地惊叫。晋献公老眼昏花，从远处看去，果真像是调戏，献公当时就要处死申生，亏骊姬讲情，才未施行，但无论如何，在献公的印象里申生已不是一个有德行的人了。

一次，献公梦见了申生的母亲，就叫申生前去祭祀。祭祀完毕后，按照习惯应把祭物送给父亲先吃。送肉时晋献公出外打猎未归，就由骊姬收下了。过了六天，献公回来，正要吃肉，骊姬却阻拦说：“外边送来的肉不应马上就吃，应先试一试。”骊姬把肉给狗吃了，狗被毒死，后又强逼一个丫环吃，丫环也毒发而死。骊姬对献公哭道：“太子要谋害您啊！”

其实这个骗局十分拙劣，一眼就可看穿，但太子申生却是个忠诚而又十分懦弱的人，他明知骊姬想害他，但他认为父亲年纪已长，离不开骊姬的服侍陪伴，也就不必去辩白乃至反抗了，他干脆逃回曲沃守地自杀了。因为有上次的事情，在献公的印象里申生已不是一个有德行的人，所以，骊姬诬陷申生，献公就毫不犹豫地相信了。

骊姬害死了申生，重耳和夷吾看到骊姬如此阴险狠毒，就赶紧逃离国都。骊姬则诬陷他们也参与了此事，献公立即派人追杀。追杀重耳的一个阉人十分卖力，提前赶上了重耳，砍下了他的一条袖子，但还是被重耳挣脱逃走了。重耳一直逃到了他的外祖母家狄国，公子夷吾则逃到了梁国。

不久，晋献公病死，奚齐由太子而即位。大臣里克和邳郑在吊孝时把十一岁的奚齐杀了，拥立奚齐的大臣荀息为报答献公的知遇之恩，又立卓子为国君，里克又杀了卓子和荀息。到了此时，骊姬的一番心血完全付诸东流，她在彻底的绝望中自杀。

晋献公的五个儿子，死了三个，跑了两个，晋国成了一个没人管的国家。

秦穆公的夫人是太子申生的妹妹，她恐怕父母之邦灭亡，就天天催促秦穆公帮助晋国快立新君。秦穆公极有心机，他想试探夷吾和重耳哪一个更合适，就派公子絷去向这两位公子吊孝。公子絷先去狄国慰问重耳，对他说：“现在晋国无君，你应赶快回去即位，去晚了就被夷吾抢去了。”重耳流着泪说：“父亲去世了，做人子的悲伤还来不及，哪能丢先人的脸呢？”他谢绝了秦国的好意。公子絷又去见夷吾，夷吾没有流泪，而是对公子絷说：“敝国的大臣里克和邳郑答应帮助我，事成后我分别给他们上等田一百万亩和七十万亩。贵国如果能帮助我，我愿把河外的五座城当做谢礼。”公子絷回去对秦穆公描述了这番状况，大家一致认为重耳贤良，如立夷吾为君，他一定会把国家弄糟，秦国可从中捞到好处。恰巧齐桓公也愿立夷吾为君，他们两国就共同出兵送夷吾回国即位，是为晋惠公。

夷吾果然十分狡诈残忍，他先杀了大臣里克，又杀了邳郑等十多人。在安定了内部后，他认为重耳在外总是一个心腹大患，就派上次刺杀重耳的那个阉人杀重耳。

重耳在狄国住了十二年，晋国一伙较为有才能的人也跟他跑到了狄国，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狐毛、狐偃、赵衰、胥臣、狐射姑、先轸、介子推、颠颉等人，他们大都在狄国娶妻生子，看样子要长期住下去。

一天，狐毛、狐偃接到了在晋国做大臣的父亲狐突的信，说是上次刺杀重耳的那个大力士勃鞮在三天内要来刺杀重耳。重耳听后急令从人拾掇东西，准备逃走。重耳对他的妻子季隗说：“如果过二十五年我不来接你，你就改嫁吧。”季隗说：“好男儿志在四方，你就走吧。我现在已经二十五岁了，再过二十五年就是五十岁的老太婆，想嫁也没人要。你不必担心，尽管走吧，我等着你。”重耳正要启程，忽报那个阉人提前一天赶来。重耳十分惊慌，转身就逃，但掌管行李的人携物逃走，使得重耳一行人不得不到处求乞。

他们准备到齐国去，但去齐国必须先经过卫国。卫国当初造楚丘时晋国没有帮忙，卫君心生怒愤，况且重耳是个落难公子，何必帮忙，卫君就吩咐城门卫兵不让重耳进城。重耳一行只好忍饥挨饿，绕城而去。在经过五鹿这个地方时，看到几个锄地的农人正蹲在田头吃饭，重耳就叫狐偃去跟他们要一点儿。农人们看见是一群官老爷，心中有气，说农民们成天饿肚子，没有东西伺候他们，就从地里拿起一个土块送给狐偃。随行的一员武将，脾气暴躁，提起马鞭要打，狐偃却连忙拦住说：“老百姓送土地给我们，就象征着我们将来一定会重回晋国，得到国土，这可是吉兆啊！”重耳这才与大家一起前行。

当重耳饿得头晕眼花的时候，介子推却拿来一碗肉汤，重耳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口气喝了个精光，喝完了才知道那肉是从介子推的腿上割下来的。重耳感动得不知怎样报答才好，介子推却说只要重耳能回国干一番事业，自己腿上疼一点儿毫无关系。

重耳一行忍饥挨饿地来到了齐国，齐桓公却是热情地招待，桓公送给他们二十辆车，八十匹马，不少房子，把这一行人安排得很舒服，并把自己的一个本家姑娘嫁给了重耳，他们就在齐国住了下来。

齐桓公死后，桓公的五个儿子争位，把齐国弄得一团糟，齐国霸主的地位从此失去，甚至还归附了楚国。重耳等人本是希望借助齐国的力量回国，眼见没了希望，重耳的随从就打算离开齐国，到别的国家去想办法。但这时重耳正跟齐姜如胶似漆，不愿离开，重耳的部下就嫌重耳太没出息，商议着借打猎的机会把重耳骗出城去，强行挟走。这话被齐姜的丫环听见了，报告了齐姜。齐姜却很关心重耳的事业，主动找到狐偃等人商量，说把重耳灌醉后抬出城去挟走。等重耳在大醉中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行进中的车上，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但事到如今，他也只好听从部下的安排了。就这样，重耳来到了曹国。

曹国国君只让他住了一夜，而且很不客气，还戏弄他们，要看重耳身上的“骈肋”（一种肋骨长在一起的生理畸形），唯有曹国大夫见重耳手下人才众多，日后必成大事，就暗暗地施以饭食，赠以白璧。重耳一行又来到宋国，宋襄公虽刚打了败仗，但对重耳还是十分欢迎，就送他们每人一套车马，只是没有力量帮助重耳回国。不久，他们又到了楚国，楚成王把重耳当贵宾接待，重耳对楚成王也十分尊敬，两人成了好朋友。当时，楚国大臣子玉要杀掉重耳，以除后患，但被楚王阻止了。

在一次宴会上，楚王开玩笑说：“公子将来回到晋国，不知拿什么来报答我？”重耳说：“玉石、绸缎、美女你们很多，名贵的象牙、珍奇的禽鸟就出产在你们的国土上，流落到晋国来的，不过是你们的剩余物资，真不知拿什么来报答您。如果托您的福能回到晋国，万一有一天两国军队不幸相遇，我将后退三舍来报答您。如果那时还得不到您的谅解，我就只好驱兵与您周旋了。”

不久，秦穆公派人去请重耳到秦国，说是要送他回国即位。原来，晋惠公对秦国多次忘恩负义，秦穆公当初打算立个坏国君自己可弄点儿好处，结果事与愿违。晋惠公即位不久即发兵攻打秦国，秦国兵强势大，打败了晋国，并俘虏了晋惠公，后来秦穆公还是将晋惠公放了回去，但让他把儿子公子圉送到秦国当人质。秦穆公善待公子圉，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后来秦灭梁国，梁是公子圉的外公家，他怕自己失去了靠山无法即位，于是在父亲病重时偷偷地跑回晋国当了国君，秦穆公十分生气，决定送重耳回国即位。

秦穆公非常重视重耳，要把过去曾嫁给公子圉的女儿改嫁给重耳。当时，公公娶儿媳、儿子娶后母的情况很普遍，更不用说堂伯父娶侄媳了，况且重耳一行人都极想跟秦国交好，就答应了这门亲事。这时，公子圉已即位，他觉得自己的最大敌人就是流浪在外的伯父重耳，于是下了一道命令，让重耳及其随从的家属写信召他们回来，过期三月，都有死罪。狐偃、狐毛的父亲狐突因不愿写信已被杀害了。

公子圉还在国内屠杀大臣，弄得人心离散。秦穆公知道这一情况后非常生气，又见时机已到，就决定派兵护送重耳回国。

公元前636年，秦国大军到了秦晋交界的黄河。

过河的时候，重耳掌管行李的人把过去落难时用的物品全搬到了船上，重耳见了，就让他扔到河里。狐偃一见，心里咯噔一下，赶忙跪下说：“现在公子外有秦军，内有大臣，我们放心了。我们这帮老臣就不必回去了，就像您刚才扔掉的旧衣服旧鞋子一样，还是让我们留在黄河这边吧！”

重耳一听，恍然大悟，立刻让人把破衣服、鞋子、瓦盆等搬上船去，并把玉环扔到河里。行过祭祀河神之礼后发誓说：“我重耳一定暖不忘寒、饱不忘饥，不忘记过去的一帮旧臣。”这样，狐偃等人才跟随他过了河。

他过黄河后攻下几座城池，因为公子圉已众叛亲离，晋国的大臣们就不再抵抗，迎立了重耳，就是晋文公。

晋文公四十三岁逃往狄国，五十五岁到了齐国，六十一岁到了秦国，即位时已六十二岁了。他在外流浪了十九年，虽说也有一段安定的生活，但总的来说过的是寄人篱下、颠沛流离的日子，受尽了人情冷暖之苦，尝尽了世间的酸甜苦辣，见识了各国的政治风俗，锻炼了各方面的才能，到这时，他已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了。

晋国经过近二十年的折腾，到了这时人心思定，晋献公的五个儿子中也只剩重耳这一个了，又加上重耳有好名声，所以，重耳即位确实是理所当然，人心所向。

重耳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安定人心。他下了一道布告，说是惠公、怀公时的乱党头子全已消除，其余概不追究，并作出了示范，使众人相信。

重耳要做的第二件事是大封功臣。他从狄国接回了季隗，从齐国接回了齐姜，从秦国接回了文赢，跟他逃难的那帮大臣各表功绩，论功封赏。唯有介子推未言割肉煮羹之功，文公就忘了封赏他。介子推也不争辩，和老母一起到介山隐居去了。

重耳要做的第三件事是安定周王室。他率领晋军赶走了狄人，杀了王子带，迎回周襄王。重耳因此立了大功，在诸侯中建立了威信，且有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便。

接下来，晋文公要做的事就是争霸诸侯了。他首先扩大军队的编制，实行军政合一的制度，并首开以法治军的先例。楚国本想挫败晋国而成就霸业，可现在却被晋国争取了那么多的国家，楚王就派大将子玉统率军队进攻晋国。晋文公忧心忡忡，他看到楚军来势很凶，就连忙下令让晋军“退避三舍”。当时，?天行军三十里为一舍，退避三舍即后退九十里。晋军军士很不理解，狐偃就让人向军士广为宣传，说这是文公为了报答楚王的恩惠，实现以前的诺言。而实际上，这是激将之法，激励晋军士气，树立文公的威望。从军事学角度看，晋军后退可疲惫楚军，避开楚军的锐气。因此，晋文公的“退避三舍”以退为进的策略，实在是一箭双雕的高明之举。其结果是楚军大败，子玉畏罪自杀。

晋文公听到这一消息后，如释重负地长吁了一口气说：“没有人再能妨碍我了！”至此，晋文公的霸主地位真正确立了。

纵观晋国由乱到治的过程，确是引人深思的。首先，晋文公及其随从十九年的磨练，为他创造霸业准备了良好的主观条件，所以，晋文公称霸并非偶然的现象，是各方面因素积累的结果。

其次，晋文公善于以柔克刚也是十分重要的。中国人对以退为进的处世方式历来是很重视的。在客观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如果硬去蛮干，那只能变成一个莽汉，结果也只能是自讨苦吃。如果能够尊重客观事实，采取策略上的让步，取得喘息、休整、积蓄力量的机会，往往能够收到极好的效果。当然，“以柔克刚”的目的是“克”，而不是一味地“柔”；“以退为进”的目的是“进”，而不是一味地“退”。如果只讲“柔”和“退”，那就变成了逃跑主义和失败主义了。重耳在流浪中始终窥伺时机，以求一逞，在城濮之战中以后退的方式鼓励了士兵，制造了舆论，懈怠了敌军，都是为了“克”和“进”，是很高明的制胜之道。

然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确实是需要经过孟子所说的那种精神和肉体的磨炼历程的。

（参见《史记》、《资治通鉴》等）

7. 人性如水

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这是说人的本性爱受奉承，有人好像不爱听拍马奉迎的话，其实是由于你没有挠到痒处罢了。这句俗话说得很绝对，听来让人感到有些悲凉，好像人性卑微，难以改变，人也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迎合与蒙蔽永远是封建官场两大不败的法宝。只要行之有术，这两大法宝无论何时何地都会显出神奇的效力。如果你能力欠缺、祭不起这两大法宝，那就怨不得别人了。有这样一则笑话，可谓意味深长：有一次，玉皇大帝正开御前会议，关公持刀守门，长须飘拂，大义凛然，令人望而生畏。忽有一人趋前而拜，关公问道：“尔乃何人？”来人倒是直言不讳，颇具实事求是的精神，昂然答道：“鄙人马屁精是也。”关公又问：“尔来何事？”马屁精道：“特来看看上界神仙可吃马屁！”关公怒道：“上界神仙不同凡人，你的马屁怎能得售。快快回去，莫惹怒了我，赏你一刀！”马屁精道：“关公是义中圣人，仙凡各界无不敬仰，自然是不吃马屁的，安知别人都像你一样，也不吃马屁？况且当年关老爷华容道上连曹操都能放，今天放我进去，试上一试，又有何妨？”关公一听有理，便放他进去。须臾，马屁精出来，关公问道：“你拍上了何人？”马屁精道：“普天之上，只一人可拍！”关公大觉奇怪，急问何人，马屁精笑道：“只是足下！”关公听了，愕然无语。

噫吁嘻！虽圣人亦吃马屁也。孟子曰：“君子可以欺之以方”，今可改成“君子可以拍之以方”乎？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人类的确就没有什么希望，而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帝王将相都吃马屁的，有的时候，某些帝王将相不仅不吃马屁，还要将马屁当场揭穿，实在令人肃然起敬。晋武帝司马炎应该属于这样的一个人。

司马炎是西晋王朝的第一个皇帝，他的祖辈和父辈都没有夺取曹魏政权，到他才代魏自立，并由他结束了七十年的三国鼎立的局面，国家不再分裂，完成了统一大业。司马炎在位二十六年，是东晋最有作为的皇帝，这与他的正直性格有很大关系。

晋武帝泰始八年（272年），司马炎同右将军皇甫陶议论政事，由于晋武帝司马炎平时喜欢大臣与他讨论问题，有些性格直爽的大臣有时候也就显得有些敢逆龙鳞。皇甫陶是个性急敢言的大臣，这次由于意见不同，抢着说话，结果和晋武帝争了起来，弄得皇帝当时下不了台。

事后，散骑常侍郑徽觉得皇甫陶竟敢和皇帝争论，皇帝肯定会非常讨厌他，便上表请求依法处治皇甫陶，想借以讨好皇帝，求得升迁。不料拍马屁拍到了马蹄上，晋武帝司马炎看了郑徽的奏章后，勃然大怒。他对大臣们说：“敢于讲真话，是我对身边人的希望。只有这样，才能博采众长，我最痛恨的就是那些讲假话的人！没有比欺蒙君主罪过更大的了。君主常常因为有人阿谀奉承而深深感到忧患，哪里会因为有了正直的诤臣而觉得受到损害呢？郑徽越权上表，无理指控，这哪里是我的本意啊！”于是就罢免了郑徽的官职。

在没有民主监督机制的封建社会，司马炎的自我监督精神实属难能可贵。他不仅不吃马屁，其度量也十分令人佩服。一次，晋武帝在南郊祭天，他自我感觉良好，礼毕，问身边的大臣刘毅说：“您认为我可以比作汉朝的哪一个皇帝？”他的意思无非是想听听奉承的话，若在这个时候阿谀逢迎，肯定会大讨皇帝欢心的，就是再笨的人也能看出这一点来。但刘毅居然回答说：“可以比作汉桓帝、汉灵帝。”

周围的人大吃一惊，因为这两个皇帝都是汉朝的无道、无能的亡国之君，如此比喻，确实不当，刘毅岂不是找死。但晋武帝没有立即发怒，而是耐心地说：“我的德行虽不及古人，然而还能克己为政；况且我还平定了东吴，统一了天下。把我比作昏庸的汉桓帝、汉灵帝，这太过分了吧！”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刘毅居然又用讥讽的口吻说道：“桓帝、灵帝卖官，得钱尚且放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却进了私门。这么看来，陛下还不如桓帝、灵帝呢！”周围的大臣听了，莫不为之震颤变色。晋武帝反而高兴地大笑起来，说：“想当初桓帝、灵帝的时候，哪能听到这样尖锐的话啊！现在我却有如此正直敢言的臣子，所以和桓帝、灵帝才大不相同啊！”

这倒使人想起了长孙皇后劝谏唐太宗的事。有一次，唐太宗在宫廷上被魏征毫不客气地顶撞了，他嫌魏征总是与他过不去，下朝后说：“早晚杀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听说后，立刻换上一套衣服，给唐太宗道喜说：“我听说，君明臣直，陛下有魏征这样的直臣，正说明陛下是明君啊！”唐太宗听了她的话，转怒为喜，魏征因此避免了一场大祸。

如此看来，唐太宗这位千古明君还不如司马炎！唐太宗尚且需要别人的巧妙谏言才能容忍直言敢谏的大臣，而司马炎却能闻过则喜，在封建帝王中，?在是难能可贵了。

然而，人性虽善，到底也只如一泓清水，往往容易随物赋形。如果没有外在制度的约束，这泓清水也会一泻如倾，搅成一团烂泥。道德的力量是永恒的，只有“法制”而没有道德的社会将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仅靠道德又是十分危险的，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但使无讼”，不过只是强调了重视道德建设的重要性，是一种文化理想，如果照此办理，往往会造就暴君政治，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就是明证。

道德是内容，民主与法制是形式，只有使这种内容与形式较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人性之善，保证人性之善。如果只有所谓的民主与法制，而没有道德，人就可能会成为一个空洞的外壳，这似乎还不用过多地担心，因为人类毕竟还是缺乏这些东西的。问题是，在人类的历史上，以道德来代替民主与法制的历史太长了，这种泛道德主义往往造就君主集权，而无限的权力会对人造成无限的腐蚀，否则，历史上哪来那么多的昏君暴君、贪官污吏呢？封建皇帝“以国为家”，责任到人，尚且极易堕落；如果只有权力而没有责任，再无民主监督，人性的弱点就会极大地膨胀，不仅人人爱吃马屁，恐怕人也就只剩下“食”、“色”二性了。

（参见《晋书》、《新唐书》等）

法家智慧概论

法家智谋是中国智谋型文化中最刻毒、最黑暗的一页，但却是被历代帝王最经常使用的一页。

法家智谋虽然没有道家智谋那样有深刻的哲学思想作为其基础，但其“法学理论”还是有的。首先，《韩非子》就从人性的角度来论述实行“法制”的必要性。他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令可立，而治道备矣。”他还说过：“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这是从根本上来论述法家智谋是适应社会需要的。《韩非子》和《商君书》还从实用的角度来论述实行“法制”的必要性。《韩非子》中说：“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嫡子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早死者。”《商君书》中说：“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佐之以赏则死。”“仁者有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赏多威严，民见战赏之多则忘死，不战之辱则苦生。”

由此可见，法家是从人的本性与社会功用两个方面来建立自己的理论基础的。这是法家之法的法源、法理和法用。

然而，法家之法与今天的意义上的法律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法家之法作为人君王牧天下的手段，法、术、势都是建立在非正义、非公正、非道德的基础上的。在法家那里，没有平等和正义可言：“法”的实质是强力控制，“势”的实质是强权威摄，“术”的实质是权术阴谋。这些法律都是直接为维护封建王权服务的。法之为法，就在于它“公之于官府，著之于宪令”，而不在于是否符合道义，更不管是否符合人民的权益。而今天的法律，是由平民通过斗争争取过来的，它的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的权益，限制特权的存在和发展，并进而培养全民的奉公守法的精神。总之，法家之法与现代之法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平等与不平等。

法家之法的根源在于封建集权制，因此，它就特别强调“势”。在法家的代表人物中，首先倡导“势”的是慎到。“势”就是绝对的权威，是不必经过任何询问和论证就必须承认和服从的绝对权威。关于这一点，慎到认为要首先在理论和观念上确立，但更重要的是要在实际中君主确实掌握绝对的权威。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出现主帅无谋、大权旁落的局面，最终就会导致政权被颠覆。所以，“势”是“法”的保障。当然，二者还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有“法”无“势”，“法”不得行；有“势”无“法”，君主不安。“法”是可以制订的，但如何才能保证“势”的绝对性，保证“势”不受到削弱呢？这就需要“术”。在法家的代表人物中，申不害是最强调“术”的，在他看来，“术”这一手段，时机上是比“势”这一目的还重要。“术”就是统治、防备、监督和刺探臣下以及百姓的隐秘的具体权术和方法。这些“术”有的已经公开化、制度化，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法”的一部分。“术”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没有“术”就没有“法”，但没有“法”又无法保证“术”。所以，归根到底，“术”还是十分重要的。中国古代的“法制”最发达的地方就在于“法”与“术”联手创造的御臣、牧民的法术系统。

如果我们认真地读一读韩非、管仲、商鞅、李斯等法家代表人物的著作，恐怕会有心惊胆寒的感觉。他们这哪里是在对待人，就是野兽如果被这样系统、严格、刻毒的方法来驾驭和训练，恐怕也会乖乖地俯首听命。我们在这里仅能对这个庞大的系统作简要的介绍。

在法家看来，要想让君主接受自己的建议，就必须解决这样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要首先使君主把自己控制住，否则，那就有篡权乱国的嫌疑了。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御臣。在论述君臣关系时，法家认为，君臣关系是对立的，君于臣决不能以仁、义、忠、信来维系。“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由于其间的利害关系，不仅道德、情感靠不住，即使是君王的亲生骨肉也同样靠不住，夫妻子女的关系都靠不住。以此类推，可以说一切关系都靠不住。因此，君王应对包括自己的妻子儿女在内的所有人，都只以利害关系为准。

在这样的基础上，《管子》提出了用臣“八策”：一、“予而夺之”；二、“使而辍之”；三、“徒以而富之”；四、“父（斧）去而伏之”；五、“予虚爵而骄之”；六、“收其春秋之财而消之”；七、“有集礼义以居之”；八、“时举其强者而誉之，强而可使服事”。韩非的“结智五法”是：一、“一听而公会”；二、“自取一，则毋堕壑之累”；三、“使之讽，讽定而不怒”；四、“言陈之日，必有策籍。”

根据《韩非子》所言，可以总结出御臣的三大策略：一、 独断独揽；二、 深藏不露；三、 参验考察。独揽是指人君权柄独揽，决不允许有任何分权的现象。臣下?以向君进谏，但没有任何作出决定的权力。君主一旦作出决定，臣下就必须无条件地执行。独断独揽是法家强调的“势”的核心，具体内容包括制定法律必须独断，刑赏之决必须独断，政令之决必须独断，设谋定计必须独断。深藏不露也十分重要，它是关涉君王权势、塞奸、听言等诸多方面的实现的可能问题。要求人主将自己的看法、喜怒深藏起来，使臣下完全不知君心，人主要尽可能藏形，其日常生活、饮食起居完全与臣下隔绝，这样一来，臣下就无法琢磨君主的心理，就不能使奸，只能竭忠尽智。参验考查术也是很有用处的，具体说来就是通过各种方法来调查、考察臣下的过去和现在的表现，分析其性格特征和心理，预测其未来。而这些往往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臣下也必须无条件地配合。《韩非子》中列出的考察术就有十四项之多，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法家之法术实有令人举不胜举之感。《韩非子》认为统治国家在于刑、德之“二柄”。其实，纵观法家之法术，又何尝有半点儿德的影子。

法家直接的现实社会效用使各国的君主对其青睐有加，尤其是蓄谋统一中国的秦国，更是如此。当秦王嬴政读到《韩非子》时，曾经十分感叹地说：“若是能见到此人就好了！”足见他对法家之术的向往。秦国也确实是靠“法制”而逐步强大并最后统一全国的。然而其兴也快，其亡也速，法之一维，是不足以长久立国的。

法家对中国文化和政治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它坚决地主张封建集权制，甚至主张暴君政治，这在政治和文化上都是对自由的、富有新鲜活力的思想和行动的残酷压制。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许多帝王标榜自己愿意做尧舜之君，但实际情况是，上焉者尚且王霸杂之；中焉者外儒内法；下焉者就不堪闻问了。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当年，法家的代表人物制定了这些刻毒的法律，出了这些阴毒的谋计，这些人大多都没有好下场。君不见商鞅被车裂、韩非被鸩、李斯被腰斩族灭！

当然，法家智谋也不是毫无可取之处的。有时候，其“术”的一面也曾对维系民族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现在，如果把法家维护封建集权制的法律本质置换掉，其“术”的一面十分符合中国的国情，确实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1. 流氓无赖亦能得天下

在中国古代史上，似乎只有流氓和豪强才能做开国皇帝，何也？盖因流氓无顾忌而豪强有势力也！

如果认真算起来，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但最典型的还是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刘邦是个流氓，决不是今人的定论，西汉初年的大史学家司马迁就已经为他“定性”。

刘邦之为流氓，可谓铁证如山。据说，刘邦是他的母亲与神龙交合而生，生有异秉，其父知道他不同凡响，就取名为邦。但等长大以后，这位龙子龙孙却品行不端，不喜务农，整日游手好闲。哥、嫂不愿与其同过，刘邦的父亲只好把长子一家分出另过，刘邦仍随父母居住。刘邦长到弱冠之年，仍是不改旧性，父亲就斥责他说：“你真是个无赖，什么时候才能像你哥哥一样买地置房！”刘邦并未觉悟，还是经常带着一伙狐朋狗友到哥哥家白吃。嫂子被吃急了，就厉声斥责，刘邦也不以为意。一次，刘邦一伙又赖在哥哥家蹭饭，嫂子急中生智，用勺子用力刮锅，弄出了震天的响声。刘邦一听，以为饭已吃完，自叹来迟，只好请朋友回去。等他送走朋友，回头到厨房一看，锅灶上正热气腾腾。刘邦这才知长嫂使诈，受了刺激，从此不再回来。

楚、汉相争之时，刘邦曾经兵败彭城，自己只身逃走，两个孩子也被冲散，其后又在逃难人群中被发现。但楚军紧追，刘邦急于逃命，嫌车重太慢，竟将两个孩子推下车去。部将夏侯婴看见，急忙把孩子放回车中，如此反复了三次。刘邦说：“我如此危急，难道还要收管两个孩子，自丧性命吗？”夏侯婴反驳说：“这是大王的亲骨肉，怎么能舍弃！”刘邦竟然舍人救己，拔剑就砍夏侯婴。夏侯婴无奈，再也不敢把孩子放在车上，只能挟在腋下逃跑。俗语谓虎独不食子，也许因为刘邦非虎而龙，也就顾不得这条古训了。

楚、汉两军对峙时，项羽曾把刘邦的父亲捉到军中，想以此要挟刘邦。此举虽不太正大光明，但两军对垒，似乎也情有可原。一次，项羽把刘邦的父亲推到阵前说：“你若不撤兵，我就把你的父亲烹了。”两军将士本以为刘邦会十分为难，情感也都倾向刘邦这一边，谁知大家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了，刘邦根本就不在乎，竟然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们俩曾经结拜为兄弟，我爸爸就是你爸爸，你若把你爸爸煮了来吃，请把肉汤分一杯给我喝（分我一杯羹）。”面对这样的无赖，项羽能有什么办法呢？只得把刘邦的父亲放了。

刘邦最后据有天下，建立了汉朝。在一次群臣毕集的庆功会上，刘邦想起父亲当年指责他不如哥哥的话，一时气愤起来，居然当着群臣的面腆着脸向父亲问道：“爸爸您看，我和哥哥相比，谁的产业更多呢？”父亲见他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气得哼了一声，转身走入殿内。

刘邦历来轻视乃至侮辱儒生，更显出了他的流氓本色。书生郦食其的邻居是刘邦的卫士，郦食其要见刘邦，这个卫士对他说：“刘邦并不喜欢儒生，许多头戴儒生帽子的人来见他，他就当众把他们的帽子摘下来，往里边撒尿。在和人谈话的时候，动不动就破口大骂。”如此看来，刘邦是不能“礼贤下士”的了。

以刘邦之德，何以偏偏能成就汉朝大业？如果将项羽和他相比，或许可以悟出一番道理。在秦始皇东游时，刘邦和项羽都见到了秦始皇的车马仪仗，那种威武雄壮的气势确实令人震惊。项羽看到这些豪兴大发，高喊“彼当取而代之！”豪放直爽的气派跃然而出，但刘邦发出的叹息则是“大丈夫当如是”，其艳羡阴妒之情也溢于言表。在后来的战争中，项羽勇猛善战，无人能敌，性格也直爽豪阔，塑造了西楚霸王这一令人敬畏的形象。但他却又多妇人之仁，愿为士兵吸疮疗毒，却舍不得封官设将，把刻好的官印玩没了棱角还舍不得授印；对于贤士，更是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不败而何？

刘邦却正相反，虽不善带兵打仗，却能从善如流。在攻克咸阳后，刘邦进入秦宫，见到秦朝壮丽的宫殿、豪华的摆设和如云的美女，早已花了眼，哪里还想出来？樊哙突然闯进去吼道：“你是想做个富家翁，还是想据有天下？”刘邦像傻了一样，没有反应，樊哙又厉声斥责说：“秦宫奢丽，正是败亡的根本，请您立即还军霸上！”刘邦竟然显出了其无赖的本色，央求樊哙说：“我觉得困倦，你就让我在这里歇一宿吧！”樊哙见自己说不动刘邦，只好出去找来了张良，刘邦架不住张良深明大义而又百折不挠的劝说，才出了秦宫。

曹操曾说：“乱世用其才，治世用其德。”在用人方面，刘邦确有过人之处。开国之初，刘邦曾和韩信等群臣议论过各位将领的才能。刘邦问韩信说：“你看我能不能统率百万大军呢？”韩信说：“不能。”刘邦又问：“能否统率十万军队呢？”韩信说：“不能。”刘邦生气地说：“依你说，我能带多少兵？”韩信说：“能带一万就不错了！”刘邦反问道：“那么，能带多少兵呢？”韩信毫不客气地回答说：“至于我么，越多越好。”刘邦既不解又气愤地问：“既然这样，为什么我做皇帝，你只能做将军呢？”韩信回答说：“陛下虽不善将兵，却善将将。”

刘邦也曾自己总结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不如张良；输粮草、保供给，治国安民，不如萧何；亲临前线，挥兵杀敌，不如韩信；但自己的长处就在于善于“将将”。

在治国方略上也是如此。书生陆贾在刘邦面前谈论《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刘邦很不高兴，大骂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犯颜直谏”：“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居然醒悟，对陆贾说：“那就请您总结秦朝失天下的教训和我得天下原因。”这样，陆贾奉旨写了《新语》。

谁说只有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流氓无赖亦能得天下！流氓无赖何以得天下？得人才者得天下！德之为用，过于迂远，术之为用，则立竿见影。因而，救急之道，重术而轻德。虽是流氓，但亦无妨，只要用术得“道”，即可为天下之主。讲到这里，还能说什么呢？只能“读书人一声长叹！”

2. 诸葛亮的悲剧

杜甫有一首名诗《蜀相》，尾联尤为著名：“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说的就是诸葛亮功败垂成的悲剧。然而，诸葛亮的真正悲剧似乎并不在此。

历史上的诸葛亮和《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已经合二为一，在人们的心目已经没有必要加以区分。文即史，史即文，文史之不分，似乎已在中国人的心中牢牢扎根。总之，诸葛亮无论是作为历史人物还是文学形象，其贤相楷模的定论似乎是千古不易的。作为道德人格，他确实有不可否定之处。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做得是否成功，却颇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诸葛亮最大的悲剧在于后继无人。中国民间有这样一句俗语，叫做“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可谓一语道尽了诸葛亮身后的凄凉境况。

遥想当年，诸葛亮六出祁山，胸怀凌云壮志，手下猛将如云，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其情势至今犹动人心魄。

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人才匮乏的问题已经开始暴露，蜀国灭亡的先兆也开始显露。

三国后期，“五虎大将”已相继去世，等到廖化出台，诸葛亮治下的西蜀已如强弩之末，没有可以拿得出手的将领了。诸葛亮一生追随刘备，可谓言听计从，无所不依，但从207年隆中决策，到234年病逝五丈原，其间长达二十七年，居然没有找到、也没有培养出一个接班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误。直到临死的那天夜里，他才哀叹自己平生所学的兵书，遍观诸人，无可传授者，于是退而求其次，勉勉强强地传给了姜维。

然而，姜维其德可嘉，其才却不如诸葛亮远甚。虽有丞相之心，却无丞相之才，再加上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正所谓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姜维数次北伐，皆无功而返，至于最后试图以假降来保全西蜀，实在是让人感喟莫名了。

其实，廖化并不是个一无是处的平庸将领，相对于姜维，他颇有些务实的态度。对于姜维的三番五次的无效进攻，他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兵不战，必自焚，说的就是姜伯约（姜维）这种情况啊！智谋压不过敌人而力量又小于敌人，还要频繁出战，怎会不败呢？”廖化的评断，不仅指出了姜维的弱点，也映衬出了诸葛亮的不足。

诸葛亮的务虚不务实，早就在许多地方表现出来了。刘备临终之前特意告诉他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但他偏偏和马谡这样的人谈得来，其结果是失了街亭，葬送了一次东征，马谡也因此丢了性命。可是，诸葛亮在“挥泪”之时，只是自责用人不当，何尝对自己的性格作深层的反思？

当其隆中“三分天下”之时，何其雄阔。然而，当其五丈原上遍视左右，无人可托时，又是何等的凄凉！诸葛亮秋巡五丈原，自觉凉风刺骨，不久于人世，不自觉地发出“悠悠苍天，曷其此极”的慨叹时，他可曾想到这一点？

对于诸葛亮，历史的评价与道德的评价往往是大相径庭的。崔浩在《典论》中这样评价道：“在九州鼎沸之际，英雄奋发之时，诸葛亮与刘备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崎岖之地，■号边鄙之间。只可以说他像汉朝偏安一隅的赵佗，怎能与汉初的丞相萧何、曹参相比呢？”

杜甫说：“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功臣。”对诸葛亮表现出了毫无保留的赞扬与同情。然而，当我们用道德的眼光来评价一切的时候，我们哪里还看得到历史呢？实际上，这种评价标准的背后，就隐藏着深刻的悲剧。

（参见《三国志》、《三国志注》、《三国演义》等）

3. 中国的“法”

以法治国乃至以法立国是我们十分向往的事情，似乎古今中外都是这样。然而，奇怪的是，中国古代的法家思想既然极为发达，我们为什么就一直不能以法治国呢？下面这则故事也许对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有一些帮助。

有一次，秦襄王病了，一些百姓听说后，便祈祷神灵，想让襄王早些恢复健康，这确实是百姓对国君敬爱的表现。后来，他们知道秦襄王病愈，就又杀牛宰羊，祭祀神灵，表示感谢。

秦国的郎中阎遏、公孙衍外出，见百姓杀牛祭祀，深感奇怪，就问：“现在既不是社日，也不是腊日，你们为何杀牛祭神？”

百姓们说：“听说国君病了，我们为他祈祷，如今国君病好了，我们杀牛感谢神灵保佑。”

阎遏、公孙衍听说后，既吃惊又高兴，想向秦王邀上一功。于是，他俩赶紧回到宫里，向秦襄王道贺，说：“恭喜大王，您在国中的德行应该是超过古代贤君尧舜了。”秦襄王不解地问：“此话何意？”阎遏、公孙衍说：“尧、舜之时，也从未听说有百姓为他的健康长寿而祈祷。如今，您有病而百姓为您祈祷，您病愈百姓为您杀牛祭祀，感谢神灵，这是自古未有的事。所以，我们认为您的功德高于尧舜。”

秦襄王听了这番话，想了一想，便问是什么地方的百姓这么干的，二人还以为国君要感谢那些百姓，便详细地说明了情况。秦襄王问明以后，便对那里的地方官及百姓进行了责罚。阎遏、公孙衍见此，虽然觉得莫名其妙，但也吓得不敢多问。

几个月以后，在一次宴会上，阎遏、公孙衍见秦襄王高兴，才敢趁机问道：“臣下前些日子认为大王德超尧舜，并非是阿谀奉承之言。尧舜病，未见民为之祈祷。如今大王有病，民为您杀牛祈祷。可您听说后，不但不喜，反而对百姓进行责罚，这是为什么呢？”

秦襄王说：“你们应该知道这其中的缘故。老百姓之所以为我所用，不是因为我爱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惧怕我的权势，是因为我使用权势让他们服从我。如今，他们因我病而为我杀牛祈祷，说明我已经放弃了权势而与他们讲仁爱了，其实这样很危险，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一旦我对他们不爱了，他们就会不被我所用。所以我要责罚他们，以绝爱民之道，立法势的权威。”

真乃一语道破天机。原来，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并不是为了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以维护人民的利益、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是为了建立孤家寡人的绝对权威，为了任意地役使和屠宰人民。所以，尽管中国古代的法家思想已经发展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但就是无法建立法制的国家。其实，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法家思想就是君主集权的思想，法家思想越发达，君主专制也就越发达，而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与法制的思想也就越难建立起来。

不过，“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秦国“以法治国”，最终也是因为使用严刑峻法而迅速地亡国。极端的集权就失去了民主，人民不敢说话了就失去了舆论导向，没有舆论导向，社会就会失去正确的发展方向。因此，不是读书和自由使国家灭亡，相反，正是压制思想和自由才使国家灭亡。秦朝焚书坑儒和极度集权的教训犹未过时。

（参见《韩非子》等）

4. 再为曹操“翻案”

忠奸自古就有别。毫无疑问，照一般人看来，《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忠臣，曹操是奸臣。千百年来，这似乎已成铁案，可很少有人会认真地想一想，他们忠在何处，奸在何处？

曹操因讨伐奸臣董卓起家，没想到反而“以奸易奸”，除掉董卓后，他反被人看做是奸臣。在伐董卓时，他是汉朝的忠臣义士，在灭董卓后，他弄权自重，目无天子，欺压群臣，其奸邪比董卓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有甚者，其子曹丕自称皇帝，以魏代汉，追谥曹操为魏武帝，那就更不用说了。

至于诸葛亮，则是大大的忠臣，其主刘备是汉室宗亲，更兼仁德宽厚，天下归心，在曹丕称帝后，刘备也做了蜀汉皇帝，俨然以汉室的继承者自居。忠于刘备，也就是忠于汉朝，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讲，诸葛亮是忠臣，是无可争辩的了！

其实呢，人的思维有时是很奇怪的，曹操不忠于汉室就是奸臣，那么，商汤反夏算不算奸臣？周武王伐殷算不算奸臣？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算不算奸臣？赵匡胤搞兵变夺了后周孤儿寡母的政权算不算奸臣？如此算来，中国历史上几乎有一半朝代为当朝的臣子从主人手里夺过来的，这些人算不算奸臣呢？好像从未听到过谁有闲情逸致来议论过这个问题。这就是了，改朝换代原是正常的事，君主是否该杀，臣子是否可以造反，都要依具体情况而定。孟子在评论武王杀纣王时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把纣王看成是残暴的独夫民贼，臣下杀了他，只是杀了一个有罪的人，不能算是犯上作乱。孟子的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也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在《三国演义》中，曹操要结束军阀混战的局面，统一中国，有什么不好呢？然而，人们还是找出种种理由来说曹操是奸臣，是乱臣贼子，这其实很不公平。说曹操目无天子，实在是因为天子懦弱无能，汉献帝虽还称不上是暴君，但也不能领导群臣，不能安邦定国，这样的君主是否该换一换呢？说曹操欺凌群臣，那么，群臣之中，有谁有能力、有志气统一中国呢？曹操曾说：“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此话虽然不甚谦虚，倒确实一语中的。《三国演义》把汉献帝及其群臣描写成了弱者，同情心使我们自然而然地站到了弱者的一边，从而憎恶曹操。这实际上是不敢正视现实，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变成了弱者，民族精神也由此变得虚弱起来。在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掩藏着一种懦弱的心理：没有进步的信心，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只希望得到廉价的同情。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下无主，唯有德者居之。曹操历来被描绘成一个以奸术治人的无德之人，但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曹操既然无德，其手下怎能谋臣如林、猛将如云呢？一个寡恩薄义之人反能收天下英雄于其麾下，天下英雄岂不是不可理喻了吗？说到底，并非曹操无德，而是我们不喜欢曹操之“术”罢了！

在这一点上，如果把曹操同诸葛亮相比，真是相映成趣。诸葛亮可谓文治武功均超出曹操许多，但有一样，曹操有人，而诸葛亮无人。诸葛亮事必躬亲，每战必到，如不亲自设谋定计，恐怕就有败北的危险。诸葛亮手下，充其量也就是“五虎大将”，而曹操的手下，能独当一面的将领谋士不下数十人，众寡悬殊，由此可见。诸葛亮之后有姜维，姜维还是魏国降将，姜维麾下就更无人才了，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真是说透了这一点。姜维虽能竭忠尽智，怎奈孤掌难鸣，处处缚手缚脚，其结局是众所周知的。

曹操用人就大不相同了，其后的司马懿，其才智应说不在曹操、诸葛亮之下，终于在其后代手里灭蜀吞吴，统一了中国。在能否得人用人这点上，诸葛亮比曹操相去远甚！

当然，这还不是关键，据说，曹操之“奸”，在于他奉行了错误的思想、路线和方针。刘备在比较自己与曹操的不同时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三国演义》就是按照这一模式来塑造了曹操和刘备的，读者也普遍接受了这一观点。世人皆谓曹操只求功利，以法术治人，有法家的阴险刻毒；刘备则爱民如子，不计得失，有儒家的慈母情怀。然而，我们是否想过，在喜欢刘备的潜意识里，是不是隐藏着一种深深的依赖、懒惰和畏惧外在世界的心理呢？是不是希望刘备式的明君如父母一般地呵护我们，替我们包办一切呢？其实，当我们被人“做主”的时候，我们已经变成了奴隶。

所以，我们喜欢刘备，实在是因为我们想在他那里找到“安乐窝”，不喜欢曹操，其主要根源就在于害怕他惯于实行的“责任制”。我们可以在《三国演义》中找出千条万条理由来为自己辩护，把自己打扮成“正人君子”，难道就真的没有一丁点儿的上述心理吗？

因此，曹操之奸，并非真奸，尤其不能和历史上的奸臣相提并论。你硬要说他奸，那也是“奸”?有道，“奸”之有术，“奸”之有方。说他是“英雄”也好，“奸雄”也罢，曹操给人的感觉只是“畏”和“服”，却很少让人憎恶，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参见《三国志》等）

5. 温柔乡是英雄冢

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做“温柔乡是英雄冢”。的确，中国人是十分注重世俗的幸福的，因为他们一向没有超越的价值观念，一旦有了世俗的幸福，就往往容易意志消沉。而且，少壮做英雄梦，垂老归温柔乡，一直是中国人理想的人生方式，因此，中国人往往在世俗的幸福中消解了悲剧意识，也消残了壮志。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如果没有妻子和臣下的强制，也许他到老也不过是一介流落他乡的寓公而已。

春秋时期，晋献公的宠妾骊姬为使自己的亲生儿子奚齐被立为太子，就诬陷太子申生企图用毒药毒死国君，并说公子重耳是申生的同谋。结果，申生在自己的封地曲沃自杀，重耳逃出晋国，在外国过着流亡生活。

重耳一行来到齐国，齐桓公热情接待他，并为他娶妻姜氏，送了他八十匹马。在此之前，重耳曾在狄国、卫国等地流亡十多年，遇到无数次有礼或无礼的待遇，挨过饿，向乡下人讨过饭，吃了许多苦。来到齐国，受到这样好的招待，重耳迷恋上了安逸的生活，从此不思进取，甚至不想回国复位。跟随重耳流亡的大臣们都是晋国的贵族，他们不安于流亡生活，时时都想着回到晋国，恢复往日的地位。他们追随重耳，是因为看到重耳有志向、有抱负、有作为，希望有一天辅佐他登上晋君之位，自己也好得到应有的对待。如今，看到重耳变成这个样子，他们心里很着急，于是在桑园里聚集，商量着怎样使公子重耳离开齐国。

不料，姜氏家中一个养蚕的侍女正在桑树上采桑叶，重耳随从们在树下所说的话全都被她听到了。侍女连忙回到家里，将这件事告诉了姜氏。姜氏是一个十分有志向的人，正对重耳意志消沉、不思进取的状态十分担心，她也希望丈夫将来有所作为。为了不走漏风声，她杀掉那个侍女，然后对重耳说：“您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难道不想回国了吗？”重耳不知她的意思，以为是在考察他，就急忙表示愿意与姜氏长期厮守。

姜氏说：“您的随从们一天也没忘记回国，刚才他们还聚在一起商议着如何帮您离开齐国呢！”重耳大惊，忙问：“你听谁说的？”姜氏笑了笑，说：“我听采桑侍女说的。别怕，我已经把她杀掉了。”重耳摇了摇头，说：“没有的事。”姜氏又劝道：“快走吧！男子汉应该有远大志向。留恋妻子，贪图安逸，确实不是有出息的人所为。”重耳还是不肯。

重耳手下有个谋臣，叫子犯，是重耳的舅舅，十分有决断。姜氏就和他商量。二人定计将重耳灌醉，然后把他抬上车，由众随从护送，乘着夜色，离开了齐国。等到重耳酒醒时，一行人早已出了齐国边境。

重耳是靠别人的帮助才闯过了温柔乡这一关的，当然，在中国历史上，能够清醒而又自觉地远离温柔乡的人也不少，唐朝的名将李光颜就是其中的一个。

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蔡州刺史吴元济叛乱，放纵兵马侵扰劫掠，到了东都洛阳周围的地区。宪宗颁诏削夺了吴元济的官职与爵位，命令宣武等十六道进军讨伐吴元济。忠武节度使李光颜也奉命参加讨伐，并在征战中屡立战功。当时军阀混战，作为淮西诸军都统的韩弘，很想借着这次征讨吴元济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地盘。韩弘早在宪宗元和十年正月被皇上加封为守司徒，镇守宣武，他仗恃着军队的力量，自以为很了不起，十多年不肯入京朝见，朝廷也就不把他当做忠诚笃厚的臣下对待，给他加封官职，目的是要借助他所据有的有利地理形势去扼制吴元济。

韩弘实际上也明白朝廷的用意，于是暗中极力扩充地盘，培植亲信，并且不急于平定淮西，想把这次平叛作为捞取资本和向朝廷讨价还价的条件。

在诸位将领中，韩弘看到李光颜作战最为出力并且屡建战功，认为他是个很有前途的将才，很想收买他。那么，用什么办法才能博取李光颜的欢心，而使他归顺自己呢？韩弘反复思量着。这时有部下献计道：“自古英雄爱美人，何不如法炮制？”韩弘觉得这个建议十分有道理，就欣然采纳。于是，韩弘从大梁城中寻得一位漂亮女子，教给她唱歌跳舞、弹奏乐器、待人接物的礼数，并用价值百万的珠宝玉石、金银翡翠将她打扮起来，派遣使者将她赠送给李光颜。

使者首先将韩弘的书信交给李光颜，此时李光颜正在帐中宴请将士。使者将歌妓进献上来时，看到歌妓的容貌姿色冠绝当代，满座将士都惊呆了。李光颜在看完书信和美女之后，沉思良久，告诉使者说：“韩相公同情我客居他乡，赐给我漂亮的歌妓，这份恩德诚然深厚，但是，我这里有数万将士，都是丢下家庭，别妻离子远道而来的，他们不顾生死，奋勇拼杀，难道我能够忍心单独以娇声美色娱乐自己吗？”说着，他流下了眼泪，在座诸将也因有这样的统帅感激落泪。李光颜当即在席上赠给使者许多缯帛，并连同歌妓让使者带了回去，还说：“替我多谢韩相公。我已决心为国效命，立誓不肯与忤逆的贼人共同于世，就是死了，也不会有二心！”众将士听了李光颜的话，都十分敬佩他，并宣誓永远追随他，为国家效力，早日平定叛乱。

使者回去以后，将出使的前前后后如实禀报给韩弘，韩弘十分羞愧，从此更加看重他了。

三国时期，周瑜与诸葛亮较量总以失败告终，尤其是用美人计来笼络刘备，人人都以为是贻笑千古的愚蠢之举，所以才有了“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说法。殊不知，这套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往往会取得成功，有时还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实际上，周瑜的计策是十分高明的，因为这十分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只是遇上了诸葛亮和刘备这样的特殊对象，才告失败罢了。然而，这并不能改变中国人的温柔乡是英雄冢的文化心理。看来，中国人要想做出一番事业，也许一定要付出一些特殊的痛苦代价。

（参见《左传》、《十六国春秋》等）

6. 谁是中国历史剧的最大导演

这里说的不是影视导演，而是历史活剧的导演。

要寻找这样的导演，首先要寻找具体而又典型的历史大戏。

赵匡胤的“黄袍加身”就符合这样的条件，因为用现代戏剧观点看，赵匡胤兵变、登基的过程具备了十分典型的“戏剧结构”。

赵匡胤是如何登基的，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黄袍加身”，一是陈桥兵变。

大史学家司马光他在的《涑水纪闻》中就说：“或以黄袍加太祖之身。”意思是说有人强行将黄袍披在赵匡胤的身上，这就是所谓的“黄袍加身”。宋代的官僚文人这样说，后来的正史也多持这样的观点。但民间似乎就不同了，疑为宋人所作的《大宋宣和遗事》和明代的《喻世明言》就直称“陈桥兵变”。不要小看这称呼的不同，其中的区别可就大了。如果是黄袍加身，赵匡胤就是无辜的、无奈的、被迫的，在道义上就可以不受谴责；如果是陈桥兵变，赵匡胤可就变成篡权者了。

到底真相是什么，还是让历史事实来说话。

960年正月初一，后周的都城东京（开封）。

京城里一派节日气象，尤其是大臣们，在忙着朝贺新年。就在这时，朝廷接到了北边镇州、定州的紧急军报，说割据山西的北汉会合契丹人向后周发动进攻。

其实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为什么？怎么也得让皇帝过好这个新年，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在大年初一上奏这样的军情？即使十万火急也不行。可偏偏就在这时，边报来了。如果皇帝能够指挥若定，这时来了边报也不可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是了，可偏偏后周当时的情况是“主少国疑”。所谓主少国疑，就是君主年少，国人疑惧，也就是说国家缺少主心骨，全国上下疑惧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所谓“无巧不成书”，无巧似乎也不成历史。但历史真的那么巧吗？是否背后有人处心积虑地操作呢？不得而知，因为历史上本来就有很多谜！

接下来的情景是什么样子呢？可以想见，是朝堂上一片混乱，本来大家都是满面红光地祝贺新年，现在却一个个变成六神无主了。

我们还可以想到什么呢？发兵啊！对了，这正是有人想要的结果。两个宰相，范质、王溥，不加任何核实，不采取任何防备措施，当时就以周恭帝的名义下诏让赵匡胤带兵北征。这样做，在历史上有个专有名词，叫做“仓促遣将”，而仓促遣将，十有八九是要出大问题的。

这是不是因为后周朝廷听从了赵匡胤的调遣，我们不得而知，但接下来赵匡胤做了什么，我们却是知道的。

首先，他让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于正月初二率军先行。慕容延钊不仅在资历、声望诸方面都超过他，更重要的是慕容延钊并非铁杆的拥赵派，不是他的核心成员，如果让慕容延钊与自己同行，无疑是多了一层顾虑；而让慕容延钊先行，赵匡胤紧随其后，不仅免除了心腹之患，且一旦兵变成功，就可以切断慕容延钊的后路，使他进退维谷，自然就容易导向赵匡胤这一边。这叫清除外围。

第二，赵匡胤并不是把所有的亲信将领全都带走，而是把石守信、张令铎等留在开封，目的是既做内应，又牵制负责守卫京城的韩通。这叫设置内应。

第三，赵匡胤特地来向韩通辞行，不仅表示了对对方的尊重，还仿佛说：“我走了，这里的事情就靠你了。”使韩通放松了对他的戒备。这叫麻痹对手。

第四，九年前，郭威拥兵入城自立，在开封纵兵剽掠，人们对此不仅记忆犹新，更是心有余悸。如何使人心安定下来，并能接受自己回城，实在是令赵匡胤大伤脑筋的一件事。对此，赵匡胤处理得可谓十分巧妙。他先是在慕容延钊出兵当日就散布流言，说是“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这令人们十分惊慌，唯恐当年的一幕再度重演。正当人们惊慌失措的时候，赵匡胤于正月初三率军出行，奇怪的是，他的军队纪律出奇的好，这无疑向开封市民宣布，如果我这个点检真的回来做了天子，绝不会抢掠你们，你们不用害怕。这样，将来自己真的突然君临开封，市民就会顺理成章地接受他，说不定，市民还会对他感激涕零呢！对于市民的心理，赵匡胤可谓琢磨透了。这叫准备舆论。

如果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军事家，如果不是处心积虑，如何能做如此周密的安排呢？

至此，赵匡胤该出发了。

正月初三的当晚，赵匡胤到达离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

所谓“百丈风波，起于青萍之末”。从何处突破呢？

最好的方式，就是“神道设教”。

所谓神道设教，就是假借上天、神或是其他超人间的方式来言语或是解释某些事情，从而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服务。在历史上，这种方法是极其盛行的。如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就在夜晚设了篝火，学狐狸的声音叫喊说：“大楚兴，陈胜王”；元朝末年，韩山童派人到处传唱一句童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他见歌谣流传很广，就秘密派白莲教教徒用石头凿了一个独眼人，背后刻上“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两行字，然后趁着夜色偷偷将独眼石人埋到将要开挖的黄河河道中。这些都直接成为农民大起义的由头，其作用是巨大的。

赵匡胤似乎也早就准备好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人就是禁军军校苗训。苗训是殿前散员第一直散指挥使，《宋史》称他为“知星者”，“善天文占候之术”。这样的人在当时本来就极容易发挥影响力，更何况有一定的军权！这时，苗训站了出来，《宋史》记载，他“引门吏楚昭辅，视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之”。这是什么？是表演！当时的情景也许是苗训大呼小叫地跑去找到赵匡胤的心腹幕僚楚昭辅，说我发现了一个奇迹，这样就引得许多好奇的人来观看。苗训指着天上说：“天上居然有两个太阳，黑光摩荡已经很久了。”楚昭辅也看了一会儿天上，煞有介事地说：“嗯，是的。一日克一日，自古如此，这是天命。”楚昭辅是个“文化人”，对于军人，“文化人”总是很神秘的。那时的军人显然缺少“科学精神”，“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是他们的基本信条，何况改朝换代往往会给军人带来抢掠的机会，也会给他们枯燥的生活带来些许的刺激。

应该说，序幕进行得十分顺利。如果不是这样，这点儿事情，正史、野史、笔记、杂谈就不会对此加以记载甚至津津乐道了。

由天命到人事，是发展的必然逻辑。大家将另一个“日”与赵匡胤联系起来，是水到渠成的事。但如何将这件事说出来，仍然需要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对于军人来讲也不难找到。《长编》（卷一）和司马光的《涑水纪闻》都记载说，当时就有一大群将领聚集在一起，唧唧喳喳地议论，后来终于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这个意见就是：“主上幼弱，未能亲政，令我辈出死力，为国家破贼，谁能知之？不如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未晚也！”多好的理由啊，可谓有情有理。情是人之常情——皇帝年幼无知，大权被“奸臣”把持着，我们出了死力，国君也不知道，岂不是白出力吗？这样的傻事谁干！理是正理——我们决不是不顾国家，而是“先安内后攘外”，而且只有先安内，其后才能更好地攘外，否则国家是保不住的。

至此，兵变已正式开始。不过，这仅仅是开端。

接下来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呢？按照中国的传统，这时应该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出现，这个人物就是谋士——也就是军师，如果仅靠一群武夫，是成不了大事的，甚至会把事情搞坏，只有文武相济，才能大功成矣。果然，此时那个后来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而闻名的人出来了，这个人就是赵普。赵普的及时出现，将兵变纳入了正轨。

有的记载说，赵匡胤的心腹李处耘把将领们汹汹不安的情形告诉了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然后二人又找到了赵普，正在商量的时候，众将一拥而入。

据史书对此事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赵普对此事的处理可谓是一个经典案例。

赵普首先对众将说：“策立新君，是天下最大的事。这样的大事，是要详细周密的安排的，你们这样随便，这样狂乱，怎么可以！”言外之意，如果策立不成，大家都要有族诛的危险。众将听了，面面相觑，没想到兵变还有这么大的学问。这样，将士的气焰就被压制住了，只有压制住了将士的骄横之心，才能控制他们——这是弹压。

但如果压制得过分，使他们不敢兵变，那也不行，因此就需要激将。于是赵普说：“如今外敌入侵，我们应该先打败了入侵的外敌，回来再讨论这件事！”众将最不爱听的就是这话。因为战场乃是生死之地，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活着回来，而不立新主，战胜的可能性很小，再说，如果真凯旋，到那时谁还愿意兵变？所以众人坚决反对，并且说：“现在政出多门，我们无所适从，不如赶紧回到京城，让太尉（赵匡胤）做新君，然后大军慢慢地北上，破敌不难。如果太尉执意不肯做皇帝，恐怕军队就不肯北上！”——这是激将。

此时，赵普已经控制了众将的心理，但还要用恫吓的方式给他们讲清利害，否则这些武人未必就听你的指挥。赵普说：“兴王易姓，虽然说是天命，也是由于人心。二日相争，赵氏上应天命，但至于是否能得人心，就要看众将了。”众将感到奇怪，都愿意听从赵普的吩咐，赵普就接着说：“如今外敌入侵，节度使又各镇一方，京城若是乱了，恐怕不只是外敌乘乱而入，各地的节度使也会转而反对我们，到那时，不要说富贵，恐怕我们这些人都死无葬身之地了！”众将没有意识到问题居然如此严重，至此，都惟赵普之命是从了——这是恐吓。

赵普见众人已入自己彀中，于是顺理成章地提出了条件：“入京城后，一定要严厉约束全军士兵，决不能滥杀无辜，决不能抢掠。如果能够这样，虽然你们暂时不很痛快，但可以长保富贵。”至此，众将怎么还能不答应，怎么还能不听指挥——这是掌握。

赵普采取了弹压、激将、恫吓、掌握的逻辑顺序，将事态控制在自己的股掌之中。

故事发展到这里，高潮即将出现，这就是所谓“黄袍加身”的一幕。

生活在北宋中叶司马光是位伟大的史学家，他在自己的笔记《涑水纪闻》的开端就记述了这一幕：

甲辰日的黎明，将士都披甲执兵仗，集合于陈桥驿的门外，欢呼聒噪之声一直传入驿中。这时太祖赵匡胤尚未起床，太宗赵匡义是当时的值日官，赶紧入内告知了赵匡胤，赵匡胤十分惊讶，急忙出来探看情况。诸将刀已出鞘，围在庭中说：“诸军无主，愿奉太尉为天子。”太祖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有人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件黄袍，强行披在赵匡胤的身上，众人都跪拜在院子里，大呼称万岁，声闻数里。赵匡胤执意抗拒，但众人不听，强行将他架到马上，簇拥着逼他南行回京。赵匡胤自知不能扭转众将的心意了，就勒住马对将士说：“你们自贪富贵，强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给你们做天子。”众人都下马听命，赵匡胤说：“近世帝王初举兵入京城，都纵兵抢掠，叫做‘夯市’。如今，你们不能夯市，也不能侵犯国家的府库，事定之日当厚厚地赏赐你们；不然，就诛杀你们。这样可以吗？”众人都说：“好。”于是赵匡胤整饬队伍，自仁和门入城，无所惊扰，官民平安。不到一天，帝业就成了。

赵匡胤多么无辜！多么无奈！多么仁慈啊！后来的史书，大致是按司马光的意思记载的。

结局可想而知。

赵匡胤严密封锁消息，仅仅派出了楚昭辅和郭延赟分别向自己的母亲和石守信报告，而选择的进城时间，则是众臣早朝的时候。这时，石守信早已轻易地打开了城门，迎接赵匡胤大军进城。然后，早朝的大臣才得知消息。当时，如果未有诏令而擅自率兵进城，十有八九就是兵变，更何况正当主少国疑的敏感时期。宰相范质听到消息后，无奈地抓住王溥的手，十分悔恨地连声说道：“仓猝遣将，吾辈之罪也！仓猝遣将，吾辈之罪也！”然后就束手无策。《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所谓的“下笔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说的大概就是这种人。

据说，唯一一个起来组织抵抗的将领就是负责京城守卫的韩通。韩通虽然忠诚，但有勇无谋，事先未作防备，急难之时，组织军士进攻石守信的殿前司公署，结果被早有准备的石守信打败。其实，就是战胜了石守信又能怎样，反正赵匡胤的大军已经进城。韩通见事不济，急忙跑回自己的家中，结果被赵匡胤的部将王彦升赶上，连他的满门妻小一并杀死。

虽然武力反抗被镇压下去了，但文臣是否能归心，却是个大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长远的问题。赵匡胤在这个问题上可谓具有宽广的胸怀和雄才大略，在以后的岁月中，这些都慢慢地显示出来。

当下的问题是取得大臣们的承认。赵匡胤采取的策略仍然是使用“苦情计”。他首先向范质、王溥等大臣哭诉，当然还是在陈桥兵变时的老一套，说什么深受世宗深恩，哪能辜负世宗啊，自己真是不愿意当皇帝，是属下将士所逼，他不知如何是好，并请宰相们给自己拿主意等等。

可别小看了这苦情计。赵匡胤这样做，不仅可以洗脱自己，更重要的是给了后周的大臣们一个大大的台阶。对于那些文人，如果使用强硬的手段，即便他们本来想归附，也会碍于面子，变得嘴硬，有的甚至会反抗到底。而赵匡胤这样说，使得整个事情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兵变篡位而为顺天应人，由一己之私而为社稷之公。这就基本扫除了众臣归附的心理障碍。还有，赵匡胤这样做，大有礼贤下士的味道，而中国人是特别讲究“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所以，大臣的归附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

首先站出来的，是赵匡胤部下亲将罗延瑰。他横剑而出，大声高呼：“天命所归，我辈欲得明主。”然后高呼万岁。既然有人开了头，接下来的就很自然了。首先是懦弱的宰相王溥跪拜，另一宰相范质也许有些迟疑，但还是随着王溥跪下了。两位宰相一跪，满朝文武自然也就跪下了。山呼万岁的声音响彻开封城！

江山就这样易姓了。

但还有些尾声需要交代。

赵匡胤扫除了一切障碍，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天子了。但是，这还不完美，他还不是形式上的皇帝，还缺乏形式上的合法性，这怎么办？这需要用禅让仪式来解决。

历来的“禅让”都必须经过“三逊”、“三辞”这一过程。所谓三逊，就是让位的帝王要多次谦逊地辞去皇位，理由当然是寡人德才不足以御天下，而应让位于贤人之类；三辞就是多次辞谢，说自己德薄功微，做臣子犹然汗颜，哪里敢接受王位。经过充分的表演之后，篡位者最后坦然地登上皇帝宝座。但在舆论上，逼宫、篡位就变成了效法古圣先贤的禅让，成了可以大家赞誉的美谈！

赵匡胤登基的“禅让”仪式是在崇元殿举行的，时近黄昏，暮色惨淡，百官群集，同时也百感交集。翰林学士陶谷奉上早已准备好的制书，小皇帝“三逊”，赵匡胤“三辞”——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大概像今天京剧里的一些程式化的动作——赵匡胤终于接受了禅让诏书。然后，到厢房中换上皇帝的服饰，在宰相的搀扶下，登上皇位，接受百官的朝贺。

赵匡胤终于从孤儿寡母的手里“接过”了皇权。因他曾出任过归德军节度使，治所在宋州，故改国号为“宋”。

这一年，赵匡胤三十四岁。

你看，整个过程，序幕、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尾声，戏剧结构十分完整。这出江山易姓的历史活剧到底是自然发生的呢，还是有人精心策划、导演的呢？这出戏剧的名字是应该叫陈桥兵变呢，还是叫黄袍加身？历史自有公论。

然而，无论这出活剧叫什么，赵匡胤几乎兵不血刃地完成了政权的更替，并开创了一个延续三百多年的赵宋王朝，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但是，他辜负了柴荣对他的恩义，欺负了人家孤儿寡母，似乎又于德行有亏。其间的纠结，不知如何才能理得清楚。

所谓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历史又何尝不是一出大戏！

赵匡胤是不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导演还不敢说，但他肯定是一个最善于把握戏剧节奏的导演！而节奏，在历史和人生中都是非常重要的！

（参见《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百将传》等）

7. 经义决狱

中国自古以来的法律不能说不发达，历代的法典可以称得上是浩如烟海。但各个历史时期的法律似乎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这个特点不仅表现在量刑的轻重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判刑的方式上。如汉代就盛行“经义决狱”和“原心定罪”。

所谓经义决狱，就是以礼入法，把礼仪当做法律，具体说来，就是根据《春秋》及其他经典上的有关记载、论述甚至只言片语来处理诉讼案件。据说，这种情况开始于董仲舒。且看下面董仲舒用《春秋》及其他经典来处理诉讼案件的例子。

当时有一个无法判决的疑案，地方官交给了董仲舒。案情是这样的：甲没有儿子，在道路的旁边拾了一个别人抛弃的婴儿乙，并将其养育成人。后来乙杀了人，并把杀人的情况告诉了甲。甲不仅没有告官，还把乙藏匿了起来。按照当时的法律，是应以连坐之罪一起处死的，董仲舒不同意这种判决，提出甲当何罪呢？

董仲舒说：“甲没有儿子，但他把乙养大了，虽然不是他所生的，但谁又能把他夺去呢？《诗经》上说：‘螟蛉有子，自己不养活，另一种叫做蜾蠃的昆虫把它当做自己的孩子养大，也就算是自己的孩子了。按照《春秋》大义，父亲是可以为儿子隐匿罪过的（按：《论语》中有“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的话。孔子的学生问孔子说：“老师，有一个人偷了别人家的一只羊藏到了自己家里，他的儿子看到了，当地的执法官来到他的家里向他索取这只羊，他的儿子应该怎么办呢？”孔子十分干脆地回答说：“应该帮他的父亲把羊藏起来。”孔子的学生十分不理解地问道：“那么，这个人还算是一个正直的人吗？”孔子回答说：“儿子帮父亲隐藏赃物和罪过，其中就已经含有正直的品格了。”），因此甲可以为乙隐匿罪过。

于是，皇帝听了董仲舒的话，就下了一道诏令，说甲可以不受连坐的处分。

看来，汉代关于父子关系的认定与我们今天的法律是不太一样的。董仲舒还处理过这样一个案例，也能说明这个问题。

甲有儿子乙，当时由于家境贫困，就乞求丙来养育。后来，丙把乙养育成人。有一次，甲喝醉了酒，就对乙说：“你是我的儿子。”乙听了以后很愤怒，就把甲殴打了一顿。甲认为这是儿子殴打父亲，十分生气，就告了儿子一状。按照当时的法律，儿子打父亲的惩罚是很重的，但因为人们对他们之间的父子关系有争论，就把这件案子交给了董仲舒。

董仲舒又根据《春秋》之义说：“甲虽然生了乙，但不能养活，并交给了别人，父子之义已经断绝了，虽然打了甲，但不能按父子关系来判罪。”

下面的这个例子讲的是夫死再嫁的事，这不仅牵涉到一个怎样认识事实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怎样对待这个事实的问题。

甲的丈夫乘船出海，遇上了风暴而身亡。但因找不到尸首，所以四个月也没有举行葬礼。后来，甲的母亲丙就把甲嫁入了另一户人家，被原夫家告发了。有人说夫死未葬，按照法律是不能出嫁的，她私为人妻，论罪应当弃市。

董仲舒按照《春秋》解释说：“我以为《春秋》上记载，有夫人嫁到了齐国，丈夫死了以后，没有儿子，可以再嫁。夫人是没有自己行动的权力的，只有听从尊者的话。她的母亲把她嫁了出去，不是自己有淫荡之心，不是私为人妻，都不应当受法律制裁。”

上面是经义决狱的例子，下面是原心定罪的例子。所谓原心定罪，就是根据当事者的动机来论处罪过的大小。这也有一个如何处理父亲和儿子的关系的案件。

甲的父亲乙和丙因争吵而打架。丙以自己身上带的刀刺乙，甲为了救自己的父亲，就用杖打丙，结果却误伤了自己的父亲乙。有人认为这种行为是儿子殴打父亲，论罪应当杀头的。

董仲舒说：“我认为父子乃是至亲，看到自己的父亲被打，没有不感到惊慌失措的，拿起杖来救助自己的父亲，不是要殴打自己的父亲。《春秋》上说：‘许止的父亲有病，许止给他的父亲吃药，吃了药之后父亲死了。当时主管法律的君子推究他的心理动机，认为是好的，就赦免了他的罪过，没有处罚。’因此，这个案子并不是我们法律上所说的那种儿子殴打父亲，不应当处分这个儿子。”

如果说上面的案例还都是处理很具体的案件的话，那么，下面这个例子就不仅仅是个“民事案件”了，它实际上更接近于政治问题，但即便对于这样的问题，汉代也是根据《春秋》的意思来作出判断的。

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来到未央宫北阙，自称是卫太子刘据。公车令急忙入报。大将军霍光闻后大惊，因为卫太子刘据已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因别人诬陷，受巫蛊之案的牵连，被迫造反，失败后出奔外地，被汉武帝下令追捕，后自缢身死，又怎会死而复活？于是，传令众臣前往北阙，审视真假。

众臣奉令来到北阙，?住这个男子，见此男相貌颇似卫太子，但声音举止一时难定真假。因为事关重大，大家一时都拿不定主意，无法回宫复命。国都中百姓，听说卫太子出现，也都纷纷出来围观，一时间来到北阙的竟达数万人。这时，京兆尹隽不疑闻讯到来，令从吏说：“何处狂徒，竟敢冒充太子，快给我拿下！”从吏闻命，立即蜂拥而上将那男子捆绑起来。在场的官员中，有一人素与隽不疑关系很好，见到此种情况，怕他惹祸，就走到隽不疑的跟前说：“真假尚未分出，是否从缓擒拿？”隽不疑道：“就是真的卫太子也没什么可怕的。春秋战国时期，卫公子蒯聩得罪卫灵公，出奔晋国。及灵公殁后，蒯聩的儿子陬继位，蒯聩欲返卫国，陬不让他回去，对此事，《春秋》且不以为非。那时，儿子当了国君尚且可以不让自己的父亲回来，何况现在呢？今卫太子得罪先帝，罪本当死，岂可再来此搬弄是非？况且，卫太子已死，如今怎知这个人就是卫太子呢？”在场众人听了以后，都认为隽不疑的话很有道理，立即散去。

隽不疑遂将此人交付有司审办。

经廷尉数日审理，终于弄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原来，此人为阳夏人，叫成方遂，流落江湖，以卖卜为生。一天，已故卫太子舍人向他问卜，发现他的相貌和故太子刘据非常相似，感到十分惊奇。成方遂听后，忽生奇想，便将太子在宫中情况，详细问了一遍。待舍人走后，他便收摊归家，经过谋划，数日后便到了长安，幻想能冒充太子，取得荣华富贵。不巧碰上隽不疑，求福不成，反被下狱。起初他还不肯招认，直到有人作证。当时的辅政大臣霍光听说后，十分感叹地赞道：“公卿大臣，不可不通经致用。今亏有隽不疑，否则真的要误事了！”

另一个例子也能说明汉代的这种现象。

东汉明帝时期的郭弘是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县）人，熟习法律，被太守寇恂提为决曹掾，断狱三十多年，没有人不服他的判决。其子郭躬自幼承传父业，精通法律，有仁者之封，决狱多有高明的见解。永平年间，被召进宫，在皇帝的身边当法律顾问。

有一次，朝廷接到了一件案子，说是有兄弟俩共同杀人，但谁是主犯，一直未弄清楚。最后，明帝经义决狱，判兄长不好好教训弟弟，致使他杀人，所以兄罪重而减弟死刑。不料，中常侍孙章在传达诏书时出现失误，诏书内容被理解为其罪皆重，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当时的尚书认为，孙章的行为，实际上是假传圣旨，按律应当处以腰斩之刑。

明帝还算是有仁慈之心，他觉得这么判好像重了些，便把郭躬招来询问。郭躬说：“孙章之罪，只可处以罚金。”明帝问：“孙章伪造诏旨杀人，怎么处以罚金？是不是太轻了呢？”郭躬说：“孙章是错传了圣旨，但并非故意，推究其本心，乃是失误所致，与有意假传圣旨不同。按规定，应处以罚金。”明帝说；“孙章怎么可以说是失误呢？我听说他和杀人的兄弟俩是同县，可能以前有仇，所以我怀疑他是故意假传圣旨，挟私报复、借刀杀人。”郭躬说：“《诗经》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意思是说，周代的贡赋均平，法律赏罚不偏斜。孔子说，君子不逆诈。意思说，不要以自己的意志事先对别人猜测。所以断狱万万不可凭自己意志而不顾事实。”明帝接受了他的意见。

在这里，已经不是经义决狱，而是用经义来解决法律观念问题和思想认识问题。看来，汉代的经义决狱的应用范围并不仅仅在处理刑事案件上。

经义决狱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礼入于法”。《四库全书辑要》唐律疏义解云：“唐律一准于礼，得古今之平。”意思就是说唐代的法律完全依照礼来制定，是古今最好的法律，所以才能使得天下大治。其实，在中国历史上，“礼入于法”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各代都有不同，但总的看来，汉朝似乎是个比较明确的开端。下面是见于《后汉书》的一个小例子。

卓茂是南阳宛县人，西汉元帝时在长安求学，学习《诗经》、《周礼》及历法算术，被称为通儒。卓茂生性宽仁恭爱，不论做官还是不做官，吏民和乡亲都很敬慕他。后来，他任山东密县县令时，非常用心，爱民如子，以善举教化百姓，以身作则，深受百姓的喜爱。

卓茂虽然不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吏民，但官吏们都十分敬畏他。有一次，一个人到卓茂那里去告状，说卓茂部下的一个亭长收受了他的米肉。卓茂听了，觉得不大可能，为了不让这事张扬出去，就连忙屏退左右，秘密地问那个人：“亭长是怎样要的米肉？是他向你勒逼索要的呢？还是你有事求他他才接受了你的东西呢？还是他什么也没做，只是你仰慕他才送给他的呢？”

告状人回答说：“是我自己前去送给他的。”

卓茂问：“既是你前去送给他，你为什么还要告呢？”

告状人说：“我听说贤明的长官，能使民不害怕吏人，吏人不取民之物品。如今我是因为害怕吏人，才送他米肉，而且他也接受了，所以我才到你这里来告状。”

卓茂听了以后，很不同意他的看法，就耐心地对他说：“你这就是有意败坏亭长的名声了。人之所以和禽兽不同，就是因为他们有仁爱之心，懂得互相敬重。如今邻里之间对长老还要送些馈赠之物，何况吏与民之间呢？这是人之常情，所不同的只是官吏不应当用权势向百姓强要。人都是以群居杂处的方式?活的，所以要用礼仪相交往，如果没有了礼仪，社会就没有办法维持了。你难道不想修礼仪吗？如果那样，你就只能远走高飞，离开人群，不食人间烟火。亭长平时善待吏人，节日送些东西给他，这就是礼呀！”

告状人不服，说：“照您这么说，为什么法律有明文禁止呢？”卓茂说；“律设大法，礼顺人情。先要有礼，然后才有法。如果只是用法，天下将会大乱，人也就不是人了。现在我用礼来开导你，你必无怨无恶；要用律条治你，你恐怕就不堪承受了。您回去好好想想吧！”

令人感到滑稽的是，经义不仅可以决狱，还可以解梦，这就是经义对人们意识的渗透。

据说，从前有一个读书人将要赶京应试，他做梦梦见自己首先进入了试场，醒来后，他非常兴奋地告诉妻子自己做的梦，并高兴地说：“我本来觉得我考得不错，这个梦预示着我一定会夺得第一名。”妻子说：“不对，你没记着《论语》里写的是‘先进第十一’吗？”后来她丈夫被录取，果然名列第十一。

这真是温情脉脉的法律啊！的确，充满了正义的、温情的法律确实要比冰冷的、僵硬的法律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也更加理想，但礼入于法的温情实际上是不平等的社会的产物，它致命的弱点就是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法律上的不平等，而法律的不平等实际上就等于取消了法律。司马迁说：“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这个观点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很有代表性，其意是说，礼仪的作用是在罪恶发生之前就禁止了，而法律只是在罪恶发生之后才加以惩处，一前一后，其轻重是非常不同的。因此，中国的法律往往是礼教的依附物，往往与道德相混淆，所以，就很难得到独立的发展。也许，数千年来中国虽然有那样多的法典却一直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法制社会，这就是重要原因之一。

（参见《历代刑法考》、《后汉书》、《汉书》、《资治通鉴》、《智囊》等）

8. 刘邦将将

《史记》之所以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由于作者司马迁在其中寄予了深沉的身世之慨，对历史抒发了悲愤和郁闷的情绪。然而，尽管司马迁在其中大发牢骚，但还是能够实事求是。例如，他在把刘邦写成一个流氓皇帝、对其痛加贬责的同时，并没有忘记他的长处。那么，刘邦究竟有什么长处呢？

刘邦称帝后，在洛阳南宫大设宴席，召群臣共饮，以示庆贺。酒过数巡，刘邦不免又踌躇满志，显出了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他得意地向众人问道：“各位帮助朕夺得天下，今日君臣同聚，有什么话尽管直言，不必忌讳。朕有一问，不知你们能否回答，为什么我能夺得天下，而项羽却失去天下？”问题一出，群臣愕然。片刻之后，高起、王陵起身答道：“陛下平日待人，未免轻慢，不如项羽宽仁。但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每得一城，立即封赏，能与天下共利，人皆能效死命，所以夺取天下；项羽妒嫉贤能，多猜好疑，战胜了也不加封赏，得地后不肯与人，人心难齐，所以失去天下。”大家听了，觉得有理。刘邦听了，不以为然地哈哈一笑，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我看来，得失的原因，主要在于用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不如张良；镇国家，抚百姓，源源不断供粮饷，我又不如萧何；统百万之兵，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此三人为当世人杰，我能量才重用，所以能够取得天下。项羽只有一个范增，尚不能信用，所以为我所灭。”

大家听了，恍如梦醒，都离座下拜，对刘邦的这一番话心悦诚服。刘邦也十分高兴，令众臣归座畅饮，兴尽方散。

即使在今天看来，刘邦的话也确实有道理，他对自己成功、项羽失败的原因的分析，不能不说是十分精到的。在这以前，刘邦还同韩信发生过辩论，韩信认为刘邦只能将兵五千，自己却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但刘邦虽不善将兵，却善将将，所以才取得了天下。韩信对此十分清楚，但依然逃不出刘邦的手掌心。

且看刘邦是如何“将”韩信的。

项羽失败，其部将钟离昧、季布只得四处逃亡。刘邦称帝后，立即诏令全国通缉此三人，悬赏捉拿，举国搜捕。钟离昧走投无路，因与韩信同乡，一直友善，便往投韩信。韩信顾念旧情，就收留了他，将他藏在楚王府中。后来，此事不知被谁密报了刘邦。刘邦闻后大惊。

刘邦一直在提防韩信，恐其为乱，现韩信又收留钟离昧，是否有反心？于是，他颁下诏书，命韩信把钟离昧送入都城。韩信接到诏书，不忍将钟离昧献出，托言钟离昧并未在此，请使者回报了刘邦。刘邦接到回报，内心仍存疑惑，于是派人暗中探察。韩信初到他的封地时，常带着兵马出入，车马喧嚣，声势显赫。来人看到这些，密报了刘邦，说韩信兵马甚多，恐有反意。

刘邦立即召集众将领，商讨对付韩信的办法。众人都主张讨伐，向刘邦进言道：“韩信造反，请陛下发兵征讨。”刘邦听后，没有讲话。后来陈平来见，刘邦便向他请教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陈平对韩信是否确有反意还在怀疑，但对刘邦所问，又不能不答，就说：“诸将态度如何？”刘邦说：“都劝我发兵征讨。”陈平说：“陛下怎知韩信要造反？”

刘邦说：“有人密书奏报。”陈平接着问道：“除上书人外，还有没有人知道韩信要反？”刘邦道：“尚无人知道。”陈平又问：“韩信可知道有人上书？”刘邦又说不知。陈平问：“陛下现有士卒，能否胜过韩信的楚兵？”刘邦摇首道：“不能。”陈平又说：“陛下用兵之将，有谁能比得上韩信？”刘邦连说没有。陈平又道：“今兵不如楚精，将又不如韩信，如发兵征讨，促成战事，恐怕韩信不反也要反了。”刘邦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说：“这该怎么办呢？”陈平沉思片刻，说：“臣有一计，请陛下考虑。古代天子巡狩，必定大会诸侯。我听说南方有云梦泽，是游览的胜地。陛下伪称出游云梦，遍召诸侯，会集陈地。陈与楚西境相接。楚王韩信闻陛下无事出游，一定前来拜见，乘他拜见之时，伏下甲兵将他拿下，这不是唾手可得吗？”刘邦同意了他的计策，当即遣使四出，说要出游云梦，召各诸侯会集陈地。

韩信得命，当然要怀疑，他曾被刘邦两次夺去兵权，深知刘邦性格多疑，为此格外小心。这次刘邦突然游览云梦，如果不去迎驾，就有失君臣之礼，如去迎驾，又恐出意外。属将见他迟疑不决，就进言道：“大王并无过失，不过就是收留了钟离昧，违犯了君命，不如斩了钟离味，献于陛下，陛下一定会十分高兴，如此一来，您还怕什么呢？”韩信觉得此言有理，便找到钟离昧，言语中露出了为难的意思。钟离昧说：“汉所以不敢攻楚，是恐我与你联合造反，同心抗汉。如果把我擒献给刘邦，那么，我今日死，明日你就必亡。”说完后，见韩信毫无反应，便起座骂?道：“你不是个成大事的君子，我不该往投你处！”说完，拔剑自刎而死。韩信见钟离昧已死，便命人割下他的头，前往陈地面谒刘邦。刘邦派出使臣，不等回报，便从洛阳起身直达陈地。韩信在陈已等候数日，见刘邦到来，当即呈上钟离昧的首级。忽听刘邦厉声说道：“给我拿下韩信！”话音刚落，从车队中涌出许多武士，将韩信反绑起来。

韩信并不惊讶，感叹：“果如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刘邦道：“有人告你谋反，所以擒你。”说着，令人将韩信放置后车，也不再游什么云梦，传令诸侯，不必来会，当即返回洛阳去了。

刘邦返回洛阳，因思韩信功多过少，且说他谋反也缺少实据，便把他从狱中放出，由楚王降为淮阴侯。

楚、汉相争之时，韩信帮助项羽，则项羽可以统一天下；韩信帮助刘邦，则刘邦可以统一天下；如果韩信背叛刘邦，自树一帜，则可与项羽、刘邦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当时的具体情况为韩信提供了多次可以自立的机会，也有很多人极力劝告韩信自立为王，但韩信思来想去，还是跟刘邦干了下去。所以，韩信对于刘邦建立西汉政权，功劳应是第一位的，如果要论功行赏的话，别说只封他做了一个王侯，就是裂土并立，共同为王，也不算太过分。但封建社会的铁定律条是一山容不得二主，刘邦绝不可能和他并立为帝，最多只能封王，而韩信多少又觉得委屈，用当时的话来说，叫做“心怀怨望”，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不满情绪”，这种情绪发展下去，必然导致反叛。因此刘邦为了防患于未然，就先下手为强，先削了他的爵位，解除了他的大部分权力，使之困居在都城。不久，刘邦的妻子吕雉又与萧何密谋，把韩信诳入朝堂，诬以谋反的罪名，伏兵将他当场杀死。

刘邦之夺取天下，不在其德，而在其“能”，如此看来，只要有“能”，便是流氓亦可当皇帝。其实，前文已提过，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开国帝王不是流氓，就是豪强，盖因流氓无顾忌，豪强有势力也。说到这里，只好“读书人一声长叹”！

（参见《史记》等）